曼德尔——对他的著作和生平的简介

　　曼德尔——对他的著作和生平的简介 　　　　 　　　　杜建国 　　　　 　　　　原载中国政治经济学科研网 　　　　 　　　　到今年七月二十日，厄奈斯特·曼德尔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十年了。如何称呼曼德尔，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这一称谓最为恰当，或者可以在其中再加上一个曼德尔经常用的术语，也就是说他是无产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尽管许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样的评价。 　　　　 　　　　作为理论家，曼德尔与通常大家所熟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类代表人物是截然不同的。“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施到葛兰西或阿尔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122页）。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引者注），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8——69页）。但是，“贯穿这整个历史时期的、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传统，在‘舞台以外’继续存在着，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法国暴动时期及其后，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的政治关注。当然这是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产……由托洛茨基派生的传统，在最基本的方面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恰成极端的对比。它集中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22——127页）。 　　　　 　　　　曼德尔作为战后托洛茨基运动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当代，能够同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领域都有着出色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相当罕见的。另外，曼德尔的著作，质量之高，数量之大，令人惊叹，要想对其进行全面的介绍是一件不小的工程。而由于外语能力所限，笔者只能依据现有的中文文献来对曼德尔进行简单的介绍，疏漏必多，权充抛砖之责吧。 　　　　 　　　　 　　　　 　　　　 　　　　厄奈斯特·曼德尔 　　　　 　　　　 　　　　 　　　　经济学家 　　　　 　　　　在多数人的眼里，曼德尔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对而言，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了较多的承认。1962年，曼德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巨著《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商务印书馆，1964、1979年），这奠定了他国际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在这宏篇巨制之后，1964年曼德尔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论》这一著名的普及性的小册子。1967年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8期和1984年第3期，有该书部分章节的译文）。该书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异化观、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1976——1981年，《资本论》三卷的新英译本出版了，曼德尔为每卷都写了导言，后来以《〈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的名字而为人所熟知（《〈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是曼德尔在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1972年，《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我国有学者认为，该书中译名为“晚近资本主义”更为合适）出版了。该书“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所作的首次理论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26页）。1999年，新左派书店再版其英文版时，仍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唯一系统的尝试。 　　　　 　　　　早在60年代中期，曼德尔就预言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将要在60年代末获70年代初结束，他可能因此成为唯一的一位预见到此情况的经济学家。1978年曼德尔在《危机》（此书由1975年以来的相关文章结集而成）中指出，1974年开始的衰退证实了他的预言。1978年，曼德尔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就长波问题作了系列演讲，在此基础上，于 1980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第一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确认了长波现象的存在后，曼德尔指出，资本主义由繁荣或扩张性长波转为萧条或停滞性长波是由其内在的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的，可以说是自动的；由停滞性长波转为扩张性长波就不是自动的了，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必须具备外因或非经济的条件，那就是劳资冲突、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战争掠夺、资本主义运行领域的扩展及收缩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所有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这些激烈变动翻过来引起资本主义增长的基本变量的激变（即它们可以导致平均利润率的激变）”（《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修订版，商务印书馆，第17页）。1993年，曼德尔那强壮的身体第一次被中风击倒了，他抓紧时间于次年对《长波》进行了补充，添加了两章的内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尽管自70年代以来此次衰退长波已持续了20年之久，但他继续坚持“不存在从长期衰退期脱颖而出的‘软着陆’的可能”（《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商务印书馆，第136页）。 　　　　 　　　　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外，曼德尔对苏联或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批判分析以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阐述也是同样出色的，或者说，按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常用的区分方式，在介绍了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仅仅从《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见《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中，我们就可以领略他的分析的深刻性。自70年代以来，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举进攻的同时，在“现实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西方左翼阵营对市场的迷信和对计划的贬斥也日渐盛行。80年代，亚力克·诺夫的鼓吹市场的著作大出风头。从1986——1988年，曼德尔在《新左派评论》上与诺夫进行了一场论战（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缉，商务印书馆，1995年）。曼德尔指出，诺夫期待用市场来解决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弊病是纯粹的幻想，代替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民主的计划经济。曼德尔驳斥了对民主的计划经济的各式各样的责难，明确地阐述了民主的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确保运行的制度保证。 　　　　 　　　　除了各种专著之外，曼德尔还有大量的文章和书信，比如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所撰写的“马克思”这一词条，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一切都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 　　　　 　　　　政治学家 　　　　 　　　　与其经济学著作相比，笔者对曼德尔的政治学著作了解得就更不全面了，在此，首先以出版年月为序将所知道的著作罗列一下，笔者对这些著作大多是“只闻其名、未某其面”。 　　　　 　　　　1967年，《论官僚主义》（见《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1970年，《工人管制、工人委员会、自我管理》；1977 年，《从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1978年，《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中译名为《论欧洲共产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979年，《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对他的思想动力的研究》；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1992年，《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993年，《1917年十月：政变还是社会革命？》；1993年，《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 　　　　 　　　　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够联合起来中断和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自然是曼德尔所关注的问题。曼德尔对一百多年以来的工人运动成功的经验、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失败的教训，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论欧洲共产主义》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曼德尔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考茨基的“疲劳战略”、斯大林的左右剧烈摇摆、斯大林主义者自共产国际七大以后的社会民主党化（当然是有反复的而非直线式的）、70年代西方共产党采用的“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新改良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批判，都抓住了他们的要害而不流于肤浅和概念化，指出了他们的小把戏和小手腕根本就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曼德尔向我们提供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这在《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论欧洲共产主义》等著作中都有着详细的明确的论述。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现在迫切地需要回答下面的问题：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改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呢？工人阶级该如何来避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专制呢？工人阶级在摆脱了资产阶级和官僚的枷锁以后该如何确保自己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权利呢？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该如何结合起来呢？二者真的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能相容吗？曼德尔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问题，要设想如何执政，首先必须要从工人阶级是如何取得政权这一角度来考察。如果推翻资产阶级的行动是以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为基础的，那么取代旧政权的肯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容纳整个阶级的组织必然容纳不同的工人党派，就像十月革命初期苏维埃是多党制的且由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那样（社会主义必须是一党制，那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神话）。为清洗斯大林主义带给社会主义的污垢，在曼德尔的主持下，1979年第四国际专门为此通过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 　　　　 　　　　1992年，在苏联刚刚崩溃以后，《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出版了。在该书中，曼德尔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中、工人运动中以及工人国家中的官僚现象，同时也解释了苏联垮台的原因。资产阶级这时正得意洋洋地宣布“没有别的选择”了，而曼德尔则令人信服的证明，一个既没有官僚也没有货币——用中国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说，一个既不受权力支配、也不受资本支配——的社会是值得人类去追求的，也有可能实现。 　　　　 　　　　这时对十月革命的攻击也达到了顶峰——十月革命不仅不合理而是根本就不曾作为革命而存在过。1993年，曼德尔以《1917年十月：政变还是社会革命》这一著作来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中挽救革命的荣誉。同年，曼德尔又出版了《以托洛茨基为可供选择的道路》，驳斥了资产阶级及各式庸人企图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一同埋葬掉的企图，重申如果人类在二十世纪选择托洛茨基的道路，那么就可以避开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灾难而走向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革命家 　　　　 　　　　与那些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曼德尔不仅仅是理论家，同时也是其理论的实践者。“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曼德尔作为革命家的经历笔者无从了解，只能通过对几件事情的观察来初步了解他作为革命家的特点。 　　　　 　　　　曼德尔出生在一个有着工人阶级战斗传统的家庭。德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曼德尔的父亲就是它的成员了。十一月革命期间，曼德尔的父亲与苏俄派驻德国的使节、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卡尔·拉狄克（他后来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结成了好友。1923年，曼德尔出生在法兰克福，后来举家迁往比利时，在安特卫普定居。受家庭的熏陶，曼德尔很小的时候就将自己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1936年，他参加了反对斯大林的莫斯科大审判、保卫托洛茨基的运动，1939年，他又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比利时支部社会主义革命党。1940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作为一贯坚决反对纳粹的第四国际的成员，曼德尔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 　　　　 　　　　自恃对德国历史和德国工人阶级的了解，年轻的曼德尔作出了直接向德国占领军散发传单（具体时间不详）的决定，结果是遭到逮捕。但是事情随后的进展证明他的鲁莽并非毫无道理。在被押往集中营的途中，曼德尔主动与看守进行了交流，看守中恰好有前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或拥护者，曼德尔打动了他（他们？），在其帮助下逃走了。1944年3月，曼德尔又被捕了，他再次逃走，但是立即又被抓回，直到1945年4月他才被解放出来。被押期间，他的犹太人的身份始终不曾被纳粹发现，这使他逃过了一劫。曼德尔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他的许多同志（包括虽然年轻但是却极有天赋、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的同志）却牺牲了。按死者占成员总数的比例来讲，第四国际可能是为消灭纳粹而付出牺牲最大的政治力量。对这些同志的怀念，可能成为他此后不倦地工作和创作的重要原因。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托派青年组织在学生中的影响和本人政治嗅觉的灵敏，曼德尔积极地参与了运动。运动伊始还局限在校园内部，曼德尔就驾车从比利时赶到了巴黎。在著名的5月10日的“街垒之夜”的前一夜，托派学生组织的会议被扩大成了全体学生参加的会议，曼德尔在会议上作了《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报告。第二天晚上，他与学生一起参加了“街垒之夜”的战斗。战斗中，学生们在街垒前点燃了许多汽车以阻挡警察的进攻，此时，曼德尔站在街垒上，望着熊熊燃烧的汽车——全然不顾他本人的汽车也在其中——高声赞美道：“多么美丽啊，这就是革命！” 　　　　 　　　　多说几句，在今天只要一谈到五月风暴，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其与萨特和马尔库塞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萨特其实只能算是运动的支持者而已，他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五月期间，被学生的反抗惊醒了的萨特采访过学生领袖康本迪特（后来此事甚至阴差阳错地被我国某些人说成是萨特去指导他的学生康本迪特。另外，萨特70年代在巴黎街头卖左翼报纸一事，也被他们给提前到了1968年五月），发表过支持运动的声明，仅此而已，他并没有更多的贡献。只是在运动高潮过去以后，萨特才开始大出风头。 　　　　 　　　　至于马尔库塞，笔者了解的不多，许多人声称马尔库塞的思想对五月风暴影响甚大，但是持此论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拿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五月风暴是由学生们的反抗引起的，继之而起的全法工人大罢工和占领工厂运动瘫痪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只是由于法国共产党的阻挠才使资产阶级逃脱了被推翻的命运。众所周知，马尔库塞一向视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所同化而对其大加抱怨，至于学生，在他眼中也好不到那里去，据我所知，至少到1967年他还对学生牢骚满腹。五月风暴的事实，可以说是对马尔库塞的思想最有力的驳斥了。恕我孤陋寡闻，如此看待学生和工人者怎么会成为学生和工人思想上的鼓舞者呢？请大方之家指点迷津。 　　　　 　　　　为什么倍受冷落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曼德尔的成就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可谓首屈一指，但是事实上他的影响力又可以说是非常之小。人们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极少有人去研究或引用他的著作，即使是对其进行批判的声音也很少听到。在我国，曼德尔的著作被大量的翻译过来，可到头来作出这一切努力最终似乎就是为了要对其置之不理。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他被冷落的程度。最近20多年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理论在中国可以说成了一门“显学”。詹姆逊在其代表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声称，他的研究深深受到了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启发，80年代中期来华讲学时，詹姆逊又提到了这一点。但是詹姆逊的中国崇拜者们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去研究曼德尔的著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一极其强烈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 　　　　 　　　　要理解这一矛盾，追根溯源，还得从托洛茨基那里说起。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作为十月革命的领袖和第三国际的创建者，是资产阶级的死敌，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当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篡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力后，他又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死敌。因此，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几无立锥之地也就在所难免了。曼德尔继承了托洛茨基的理论遗产，同时也继承了他被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共同排斥的命运。敌视、蔑视和恐惧等不同的原因，使许多人对他的著作不予理睬，即使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不例外。曼德尔在他的著作中对各流派的人物的研究成果，或褒或贬，或利用或批驳，都给以明确的态度而从不回避。但是，别人对他则常常是视而不见，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迫于压力（佩里·安德森就曾因为给予了托洛茨基和曼德尔以肯定的评价而被一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称作有了神经病），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则是故意报以“恶意的沉默”，就像当年《资本论》遇到的对待一样。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开始有了改变。2002年，在《高级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的导言中，张宇、孟捷教授对曼德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外，似乎找不到新的理论‘权威’。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的承认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正是他们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现代成就。《晚近资本主义》的作者曼德尔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一次普遍衰退（1973——1974）发生之前，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幻想着经济周期已经过去之际，准确地预言资本积累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曼德尔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声誉。今天他被公认为是现代长波理论的主要复兴者。” 　　　　 　　　　 希望这一评价只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而不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