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宾夕法尼亚到复旦——还原一部真实的中美关系史——汪熙教授访谈记录

汪熙，男，安徽休宁人， 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汪熙先后在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从事中美关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美关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方面成就卓著。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已出版40余辑；与陈旭麓、顾廷龙等先生合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也亦出版10辑。 　　我出生在安徽休宁,在南京读高中，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到重庆。在重庆读完了高中，然后去成都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1943年，我在重庆的一家保险公司做事情。正好有国民政府组织留美考试。抗战时期生活很苦，这是抗战多年来的组织第一次出国考试，我想去试试，结果考取了，就出国了。 　　去美国以后，一直读的还是经济。但我对历史则充满兴趣！我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学得很好。我还记得在国内大学时有一位教历史的先生，一个姓梅的法国留学生，我是他的得意门生。有时考试的时候，他表扬我说：“汪熙啊，我给他101分！”虽有些夸大，但意思是我答的很好，他很满意。所以，我对历史一直很有兴趣。但我想，学经济更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 我在比诺特大学学习后，就到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学期，暑假时与哈佛大学陈观烈（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谭崇台（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文蔚（美国马瑞特大学经济系、商学系教授）一同到康奈尔大学共度一个暑假。我一直想学国际贸易，在入学资料中发现还有保险系，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以我就申请了这个学校。读了国际贸易和保险。在那里我也一直选修关于历史方面的课程。不过我的主修仍是国际贸易和保险，历史是我的爱好。 在美国的五年对我影响很大。虽然我后来搞的是历史，但我的研究方法与在美国学到的有很大关系，有很多算是学院式的研究方法。 　　我的转向应当是形势所迫。因为我回国的时候刚刚解放，那时讲国营经济，不需要你资产阶级那一套。我学的东西，什么工商管理、保险，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外交都是封锁的，美国也不让我们做生意。国家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转到了上海社科院2。我搞经济史，因为我原来爱好也在这方面。当时虽说我们有可能留在美国，但我们与现在留美学生情况不同，我们都一心想回来，认为自己事业在国内，不像后来人们不愿回来。 　　文革后，重新分配工作，我就从社科院调到复旦来了。后来又进历史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陈观烈，就是前面说到的，哈佛毕业的，和我同一年去美国，他知道我当年学的是国际贸易，他就把我拉到了世界经济系。这样，我就能比较好地发挥专长了，这与回国时完全不同。在复旦时，国家教委委托我编了一本《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销量还算不错，重印了三版。 “文革”开始后，张春桥说社科院是个烂摊子，要砸烂。所以，我们搬到奉贤农场去劳动。 那时还叫做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我们是第六兵团的。我们不属于劳动群众，所以不能开会学习，每天只能劳动。大约五、六年之后，上海因为天气热，工厂需要人，又抽调了我们当中身体比较好的。我算身体好的，所以回来“战高温”。老师傅因为天气热身体不行了，我们就赶快顶上去。我就这样“战高温”，有三、四年吧。因为我身体最好，就把我分到劳动强度最强的一个厂——“耐火砖厂”，那是很“结棍” 的。“战高温”的时候，邓小平上台了。他上来后的一个措施，就是把支援高温的知识份子一律派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的，就统统回去了，发挥自己特长。有人问我填哪里，我说复旦，就调到这里来了。 　　我和复旦是有渊源的。我中学是在复旦附中念的，在徐家汇那边。复旦还有另一所附中，就是现在的复旦附中，在国权路那里。那时的复旦附中就是徐家汇的李鸿章祠堂。我对复旦有感情，我愿意到复旦来。文革刚结束，复旦很乱。刚到复旦没多久，就被调到外面做“盛宣怀档案”工作，陈旭麓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上海图书馆的馆长也是副组长 。 我的第一篇论文，来复旦以前就写了。那时是在社科院，是在印度大起义一百周年的时候写的，写完之后，就寄给我的老师陈翰笙 ，他说很好。后来在《历史研究》上登了出来，那是1959年。顺便讲一句，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被冲击掉了。我回来以后，不断地受到“革命”的冲击，不是这个运动，就是那个运动，我们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总是卷入这些运动当中，不得安宁，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写东西。应该说我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都在“革命”当中，给浪费掉了。所以到后来，稍微安静一点，我才写一点东西，还有很多东西都来不及写。现在对我来讲，挣些时间而已。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写点东西，把应该写的写完。当然，能写多少很难讲。 　　我以前也上过课。在社科院的时候，也有人请我去讲。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在复旦银行系讲过课。当时历史系的学生也不是很多。有的学生被耽误了很多年，下乡多年，年纪大了，再重新拿起书，多少年没有读书了，大家都比较刻苦。多少年之后，才上了轨道。当时只有本科生，我主要教书、写文章。当然，教书写文章是有些不同的。写文章用来教书，感触更深一些。那个时候在复旦的好处，跟我原来想象得差不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不像有些地方卡的很紧。我写过一篇文章《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发表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觉得研究中美关系，应当是辩证的，不应当是孤立的，不仅有中美两方面，还有国际的各种因素。也就是客观的历史分析的态度。我考虑到中美关系史过去的研究方法不是正确的道路，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片面地了解东西，不真实情况地反映，对国家掌握政策也是不利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就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当时算是第一炮，引起了轩然大波。最有代表的是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几个人写文章，很大的文章批评我。在过去的话，我肯定是右派。批评我的人很多，什么资产阶级买办利益的学者、美国的买办走狗……复旦大学很注意这个问题，把它仅仅限定为学术上的争论，若是在别处，这就是政治上的问题了。在这里，这是学术问题，应当讨论而不是上纲上线，这很不错。从这个时候开始，情况也开始变化，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我的意见。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好过一点。这就是复旦的好处。它对学术问题的讨论是很宽松的，并没有对我上纲上线。后来我才知道，系里的压力也很大，党总支专门开了会讨论，但没跟我讲。《世界历史》杂志社支持我，认为文中提的问题恰当，没有正式反驳我的文章。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历史系党总支的做法很正确。以宽松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不来追究我，都没有找我谈话。当时骂我支持我的都有。但和文革不同，不上纲上线了。我自己在文革时，根本就不写文章了，也不愿意写文章了。当时历史学是影射史学，是说假话，我不搞那一套。历史系总的来讲，环境还是不错的，和复旦总的环境差不多。对学术讨论都是一种宽松的态度，这是很不容易的。文革期间，历史系有许多派系，各派系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这对于学术打击很大。 　　我在复旦先到了历史系，后来把我调到了世界经济系。因为当时世界经济系恢复了之后，不是很齐全，像国际经济贸易这样的专业都没有，根本不能称其为世界经济系。所以就把我调过去，让我把国际贸易专业建立起来。因为当时世界经济系的系主任就是我留学时的同学陈观烈。去了几年，把班子搭起来，人也培养出来。后来我觉得历史系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也需要我回去。所以又回到了历史系。在世经系的时候，我在美国学习的世界经济方面的、国际经济保险方面的知识基本上都用上了。后来历史系近代史组需要人，有一度，我做了近代史组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历史系了，也不想离开历史系。我的博士点设在美国研究中心（下简称美研中心）国际关系专业。但我培养的人都在历史系。因为当时美研中心的主任是谢希德 ，我是副主任，所以我在美研中心的时间多一点。 　　我授好多门课，拉美史、外国史、中国史、经济史，有很多，我不太记得了。当时学生一进来就把研究方向定下。你是拉美史，你是经济史，你是国际关系史。定专业有它的好处，但是对本科学生来讲，太早了一点。因为当时大家的知识准备还不充分，从中学一上来，就定专业，其知识面就太狭窄了。现在，有的学校到大三还不分专业，实际上应该这样。我教近代史、近代中美关系史，另外还和别人轮流讲课。当时学校的各种讲座挺多的，我也作过一些。还记得当时我是在管理学院的大礼堂讲，来听讲座的人不少。讲完了以后，问问题的人也很多，我觉得这很好。 　　在教书方面，我总是要做充分的准备，并且希望同学提问题。我找到一些东西，这是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课堂讲义，我当初都把它写成稿子（先生拿出几本很厚很旧的讲稿）。我上课就把这个带去，这是我的底稿，同时还预备一些材料。这是我发给学生的材料，因为需要抄的太多，在黑板上板书已经来不及，我就把它印成材料发下去，让学生自己看。他们是专这一门研究的，非要专进去不可。因为你们现在面比较广，这有好处，你们的基础会打好一些，但是也妨碍了你们的深入。应该讲第二步就是深入了。你们现在就应该心里有些想法的，哪些是爱好的就可以继续深入，这不妨碍你们的基础学习。 　　我上课要提出问题的。所以学生如果没有准备，常常就会答不出来，有时乱讲一通，我一听就知道不对。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个同学头一天没看书，贸贸然就来上课了。那天我刚好点到他名，他答不上来，就冷场，很尴尬。我喜欢能够提出问题的学生，有的学生从头到尾不讲一句话，这是我们中国与外国习惯不同。外国学生喜欢问问题，我们中国不喜欢。学生对老师应该多提问题。在中国，对老师提问题好像不礼貌，所以不去思考，你怎么教，我怎么写，我怎么记下来，就算完成任务。这是我们中学遗留下来的习惯。我那时常请外国人给学生讲课，就要私下里和学生打招呼，让他们一定要提问题，要是没有，也要凑几个人提问题。讲完后如果没有一个人提问题，外国老师觉得很糟糕，觉得自己讲得不好。其实学生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种种原因让他不好意思问，或者由于英语讲得不好。所以后来我告诉他们要是不行的话用中文问，但是常常要动员了再三，才有几个人提问题。上次我请了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在美研中心讲了一次课，列席的一般都是硕士生，但是问题很少，再三动员，才提出些问题。我常上完课问学生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提出来。我点到某某同学，问有什么问题，逼他才会提出来。有时候，我会检查大家的笔记。因为大家都埋头苦记，我想看看他们都记些什么东西。我就收上来看看，这也带一种鞭策的作用。当时有股风气，叫“读书无用论”，所以有的研究生不好好读书，我有几次到宿舍去看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那时有的博士读书条件很艰苦，我从研究费用里头每个月拨几十块钱给学生。在美国的时候，有好的资料，我拿回来，能够翻译的，我就叫学生翻译。 　　一般来说，我的毕业生毕业之后我负责写推荐信。在中国有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乱写推荐信。甚至不认得的人也写。对我而讲，只有我亲手教过的学生我才写推荐信，所以我得罪了很多人。当时叫我写的人有的很够格了，很有交情，我都没有写。康奈尔大学的高家龙 教授就跟我讲，他们刚刚收到推荐信的时候，觉得这样好的学生真是难得的天才，一定要好好注意他。后来却发现这个学生不像推荐信里说得那么好，差得很远。第二次，他们就很严格了，但是严格的结果和推荐之间还是差得很远。他们后来说中国人搞的还是孔孟那一套，与人为善，叫我推荐，我总是说好的，而这种东西在美国是不行的，应该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做学问方面，我常对学生讲，要他们不要专钻牛角尖钻到一个狭窄的方向，这样虽有些好处，但影响整个的发展，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博”一点，这对他们研究有好处。虽是学历史的，世界经济也应熟悉一些，我就让他们去世经系听课。 　　我的很多东西都在《复旦学报》上发表，很多设想，都是先在《复旦学报》上试着发表。我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己搞的，复旦的图书馆对我来说不能算没有帮助，但大部分材料不是从校内渠道获得的，不像美国的费维恺他们的资料主要都是从哈佛图书馆来的。研究主要是我在自己家里单干的。不过学校和历史系也有很大的帮助，那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如果不是学校和系里的宽松态度，可能对我影响很大。这点很不容易，我希望以后复旦能保持这种态度。因为宽容对学术有好处。比如对我的行当来说，像以前那样的话观点越来越偏、越来越窄，中美关系史上的真相就永远得不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