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吉尔吉特写本研究的可喜成果

吉尔吉特写本研究的可喜成果 作者 徐文堪 发表于2011-03-20 03:14 　　数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吉尔吉特写本的关注和研究是很不足的，而印度、日本和欧美各国学者则在写本的整理 、校勘、释读、翻译方面进展良多，并通过相关汉译本、藏译本的比较对照，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写本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负笈海外的学子在这些方面积极努力，黾勉从事。 《禅定与苦修——关于佛教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　刘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0年12月第一版　299页，58.00元 　　众所周知，近代欧美以及日本的佛教研究，是以语文学和文献学为基础的。而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在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史上，堪称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我国敦煌、新疆、西藏和尼泊尔、吉尔吉特、巴米扬等地所出梵文佛典的陆续刊布，可以视为这一时期佛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新收获。 　　对我国西北地区和丝路沿线出土的梵文（及其他中亚语文）佛典的研究，许多欧洲学者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举其最著者，如德国的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及其夫人（Else Lüders-Peipers，1880-1945）、西克（Emil Sieg，1866-1951）、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hmidt，1897-1985）、贝歇特（Heinz Bechert，1932-2005），法国的列维（Sylvain Lévi，1863-1936）、本文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1902-1976）、费辽扎（Jean Filliozat，1906-1982），英国的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1841-1918，生于印度，1872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贝利（H. W. Bailey，1899-1996）、布腊夫（John Brough，1919-1984），俄国和苏联的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1863-1934）、斯彻尔巴茨基（T. Stcherbatsky，1866-1942），挪威的科诺（Sten Konow，1867-1948），比利时的普散（La Vallée-Poussin，1869-1938）、拉莫特（É. Lamotte，1903-1983）等。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后继者至今仍活跃在该领域的学术前沿。 　　尼泊尔所藏佛教梵本，英国官员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1824-1842年）就已开始进行搜集，所得颇丰。除尼泊尔本国外，这类写本现亦藏于英、日、法、德 、美、俄、印度和中国西藏、北京等地。近年来尼泊尔学者与德国等国学者合作，在写本的保藏、整理、编目和数字化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有关情况可看该国学人Shanker Thapar在韩国出版的专书：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of Nepal, Seoul: Minjoksa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现存中国西藏的梵文写本是极其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其载体包括贝叶、纸张和桦树皮。印度学者罗睺罗（Rahula Sankrityayana, 1893-1963）通晓多种古今语言，学识渊博，于1929年、1934年、1936年、1938年四次赴藏，在各寺庙搜罗和抄录大量梵藏写本刻本。在其后的岁月里，一些印度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对这些宝藏陆续进行校勘，予以出版，使之逐渐为世人所知。值得一提的是罗氏信奉马克思主义，曾经两度赴苏联，1945-1947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梵文教授。期间与苏联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如托尔斯托夫（Tolstoff）、伯恩斯坦（Bernstam）、雅库博夫斯基（Yakubovsky）等交往，了解当时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的情况，归国后于1956-1957年用印地文写了两卷本的《中亚史》。此外，意大利最著名的藏学家、印度学家和汉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也携回数批重要的梵文资料，最近经斯费拉（Francesco Sferra）教授整理，图齐搜集品的第一卷已由意大利亚非研究院于2008年出版。 　　在我国，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故学者王森先生（1912-1991）就编出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这个目录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罗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编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山南地区文管会等地所藏贝叶经目录，1985年7月1日最终完成了《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 　　 　　比较而言，中国学术界迄今仍然陌生的是在今巴基斯坦所属吉尔吉特（Gilgit）地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土的梵文佛典写本及相关文物。吉尔吉特地区位于克什米尔北部，首府为吉尔吉特城。其地当丝绸之路要冲，即新旧《唐书》所载之“小勃律”，高僧法显、玄奘均曾亲履，古代与唐王朝及吐蕃都有密切联系，历史遗迹甚为丰富，其艺术和文化与中亚尤其是于阗关系紧密。西南民族大学杨铭曾撰写《唐代中西交通吐蕃一勃律道考》（载《藏学学刊》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可参看。1978年连接中巴的喀喇昆仑公路建成后不久，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耶特马尔（Karl Jettmar, 1918-2002）与巴基斯坦著名学者达尼（Ahmad Hasan Dani, 1920-2009）就在这一带沿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岩画和石刻铭文，其中摩崖铭刻数量达五千件左右，使用的文字超过十种（包括汉文）。现在巴基斯坦考古部门还在与英、法、德等国学者合作进行探测和发掘工作，领导者为德国考古学家豪普特曼（Harald Hauptmann，1936- ）。 　　首先报道吉尔吉特梵本佛典之发现的是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1931年6月，吉尔吉特城以西五公里一个名为瑙波（Naupur）的村庄里，一群小孩为捡寻柴火，在原本为佛塔、但却废弃已久的小土丘下挖出了一些桦皮写本，这一发现引来当地村民的大肆挖掘，大量写本被挖出。地方政府得知后，制止了村民的盗掘，并对出土文物作了保护。恰好此时斯坦因结束了在新疆的第四次考古活动，返印途中经过此地，亲自查看了遗物，并于是年7月发表了简短报告，同时将自己获取的一些写本送交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离开吉尔吉特不久，法国雪铁龙考察团也来到此地，随团考古学家阿甘（Joseph Hachin，1886-1941）将所获取的若干写本连同一份简略报告送交列维。列维此前已看过斯坦因的材料，在检视了阿甘寄来之物后，把刚出土的六种梵典予以转写，成为一篇有关吉尔吉特佛典写本的专文，刊登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220，1932）。列维是第一位对该项重要发现所获写本进行解读且予以发表的学者。 　　1938年8月，印度学者夏斯特里（Madhusudan Kaul Shastri）主持了一次官方发掘，总共出土约六种佛典和少量零星文稿。而在克什米尔，对大批写本加以校读的工作则由加尔各答大学的佛教学者达特（Nalinaksha Dutt，1893-1973）承担。他从1939年至1959年，以《吉尔吉特写本》（Gilgit Manuscripts）为书名，出版了四大卷共九册专著。至于写本原件，现今分别收藏于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和印控克什米尔室利那伽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流散至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欧美各地，至今尚未完成排序和编目等工作。德里所藏写本，由印度学者罗怙毗罗（Raghu Vira，1902-1963）及其子世主月（Lokesh Chandra）以《吉尔吉特教写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为名，于1959-1974年出版了照相影印本。此书1995年再版，共三册。 　　我国对吉尔吉特写本最早的介绍是季羡林1950年完成的《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一文。台湾学者蔡耀明于2000年发表长文《吉尔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写本的出土与佛教研究》（《正观》第13期专刊），对写本内容作了翔实、全面的介绍和论述。2001年为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王冀青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出版的《敦煌学辑刊》是年第二期上发表《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文章依据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文件等，整理、公布了一些与写本出土发现有关的原始资料，涉及写本出土地点、时间及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但没有涉及与写本有关的语言学、文书学、佛学等方面问题。在写本的内容方面，近年台湾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如宗玉媺的《梵语Gilgit写本两万五千颂〈波若波罗蜜经·第十四品〉之校勘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二分，2008年）。 　　总之，数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吉尔吉特写本的关注和研究是很不足的，而印度、日本和欧美各国学者则在写本的整理、校勘、释读、翻译方面进展良多，并通过相关汉译本、藏译本的比较对照，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写本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负笈海外的学子在这些方面积极努力，黾勉从事。我国对吉尔吉特写本的研究渐呈方兴未艾之势。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阿富汗及其邻近地区局势动荡，文物外流，国际市场上时有写本现身。其中一部经或经集的写本篇幅巨大，足有两百三十四叶之多，从其题记可知此为梵本《长阿含经》（Dīrghāgama）。学者从书写材料、字体、形制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它应该出自吉尔吉特，与1931年和1938年发现的写本为同一批。此本目前大部分为美国收藏家亚当斯（Rick Adams）、日本已故著名画家平山郁夫（Ikuo Hirayama，1930-2009）及挪威著名收藏家斯格延（Martin Schøyen）收藏。此外日本东京佛教大学及栗田功等人亦保存了零星叶片。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藏学系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师从卓越的印度学家贝歇特和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1928- ），对梵本《长阿含》有极深入的研究。他把新出《长阿含》的第二十经《修身经》（Kāyabhāvanāsūtra,为经叶的329r4至340r2部分）交该系博士生刘震进行释读研究，刘震在导师悉心指导下，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并于2008年获博士学位。刘震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写成《禅定与苦修-关于佛教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一书，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复旦文史丛刊》）。 　　全书分为楔子、引言、转写、文本编译、参考文献目录和梵语词汇索引等部分。作者所研究的梵本《长阿含》的部派归属，目前定为“（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此前哈特曼教授已依据中亚新疆出土写本，对说一切有部《长阿含》作了详尽的研究，还原了梵本《长阿含》的大致结构和内容。作者的同学梅尔策（Gudrun Melzer）则在2006年通过的博士论文里对吉尔吉特出土《长阿含》作了研究。二人的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研究的模式和体系，而本书则通过对具体实例的探索，使该体系更为完善和全面。 　　在“楔子”部分里，作者先对吉尔吉特梵文写本的发现经过、收藏现状和主要内容作了简略扼要的介绍，然后对《长部》和《长阿含》典籍进行概述，重点放在吉尔吉特所出《长阿含》上。这一部分征引了著名学者如哈特曼、封兴伯（Oskar v. Hinüber）、福斯曼（G. Fussman）、榎本文雄、松田和信、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等的论著，对涉及该经源流、部派归属、写本特点诸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讨论，并列表说明所研究的（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经目（与汉译本、南传上座部巴利文本对照，还注明刊布情况）。关于写本的语言，作者指出为相对标准的梵语，较之中亚（新疆）所出《长阿含》，其中的中古印度语成分大为减少，为佛教语言梵语化的晚期形态，但仍反映了吉尔吉特的地域特色。本书对写本的书写问题也非常关注，参考了在这方面卓有贡献的桑德（L. Sander）女士以及胡海燕等人的成果，并对梅尔策博士在印度学界首次作的抄经人研究的情况作了评述。 　　“引言”部分近七十页，在全书中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一部分对所研究的文本概况和相关问题都作了讨论。经文讲述的是佛陀和一位名为萨遮（Sātyaki）的耆那教信徒谈论有关修身（kāya）和修心（cittabhāvanā）的问题。经文以萨遮关于修身的论述开始，在第二部分即文本的主体部分中，插入了佛陀传记的一个片段，是佛陀在成道前的苦行经历，这也具有修身的意味，同样点明了梵文的经题。 　　作者利用此经的平行译本，包括一个巴利语文本、五个中亚新疆写本和对应经文尾部的两个汉译文本以及相关藏文译本，对一些专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订，如萨遮之名（全称为Sātyaki Nirgranthīputra即“萨遮-耆那女尼之子”，还有一个族名Agniveśyāyana即“火种居士”）、有关禅定方式的几个专门术语（terminus technicus）、经文中三个譬喻（upamā）在内容上的变异以及人们对苦行的评价的变化等。很难得的是，在做这些考证时，作者依据另一导师梅塔教授（Adelheid Mette）的指点，参考和运用了耆那教文献。书中对写本的语言和拼写特色、抄写错误和书写特点也一一举例说明。经研究，写本语言是一种源自中古印度语的发展成熟的佛教梵语，所用字体可定为“原始舍罗陀”（śāradā）字体的发展形式。 　　写本转写和文本编译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在进行编译时，整个文本被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段。每个段落之后是对应的汉译。而后是巴利文本、中亚新疆写本和两部汉译《萨遮经》（篇幅较长的见于《杂阿含经》，另一个在《增壹阿含经》中）。此外还有三个有对应之处的本子：尼奥利（Raniero Gnoli）编订的出于吉尔吉特的梵文本Saṅghabhedavastu、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和一切智天（Sarvajñadeva）等在公元八世纪末九世纪初之间所译藏文本。文本的编辑尽量客观展示文句的本来面貌，仅在必要时对与经典梵语不一致之处稍作修改。为了便于对照，书前还附有写本的彩色图版。 　　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研究吉尔吉特梵文写本的专著，本书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在非汉语佛教文献研究上，西方和日本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学者与之相比差距甚大，目前我们只能学习和借鉴。但是，从汉文资料入手，通过印、汉、藏对勘的方法，研究文献的传承关系和历史背景，仍有很大空间，我们当积极参与。此书正是朝这一方向努力，这也是这部专著出版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此类性质的专书几乎不可能尽善尽美。书中也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失误，除排印方面的问题外，笔者注意到书中第3页曾提到发现写本地区的主要居民为也什昆人（Yeshkun）与西纳人（Shina），操西纳语，这是伊朗语中的Dardic的一种。其实Dardic诸语仍属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并不属伊朗语，但受到努里斯坦语（Nuristani）和东伊朗语的强烈影响，前苏联学者恩捷尔曼（D. I. Edel'man）在1965年出过一本俄文专著。关于吉尔吉特西纳语的资料，最近出版了一本德文专著：Almuth Degener, Shina-Texte aus Gilgit （Nord-Pakistan）. Sprichwörter und Materialien zum Volksglauben gesammelt von Mohammad Amin Zia. Beitrge zur Indologie 41；Wiesbaden, 2008。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译审陆水林曾多次前往被称为“小西藏”的这一带地区游历考察，有相关译作多篇。已故藏学家黄颢（1933-2004，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是其舅父）写过《邬坚巴行记——古代从阿里到克什米尔印度及乌仗那阿富汗的路线》（载《李有义与藏学研究——李有义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版），陆水林先生则撰写了《关于〈邬坚巴行记〉中几个域外地名》上、下篇（分载《中国藏学》2007年第四期和2008年第一期）。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该地历史文化及民族、民俗的读者，可以参考此类文章。 　　1949年以后，大陆也有少数学者从事梵文佛典写本的校订工作，如季羡林先生的弟子蒋忠新（1942-2002）已肇其端；近十年来，北京和南方青年学者都有继此事者，除本书作者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罗鸿博士也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和苫米地等流（Tōru Tomabechi）合作校注的月称（Candrakīrti）《金刚萨埵成就法》（Vajrasattvanispādanasūtra）梵藏本已于2009年出版（藏学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合出《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第六种）。期待这些学术新秀继往开来，不断写出梵文佛典研究的新篇章。■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3/20/5820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