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二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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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几节是附论。本来，理想状态是结束第一章、直接进入第二章的讨论的。

不过，鉴于本书的性格，本书的读者中应该有不少我的老读者。想来一定会有人对于我在2010年代进入“观光客”这个概念感到疑惑，或是对我这几年的实践和本书的关系产生疑问。

因此，为了这些读者，我将在这里，把本书的构想与过去的工作接续起来，做大约两点补充。不关心我的工作的话，直接跳过也没有问题。后文还会有一些涉及这里讨论的地方，即使没有这部分知识，也基本不影响理解本书的内容。

那么，让我们快速完成补充吧。首先，第一部分的补充关于理论背景。

确实，直到最近我都没怎么使用“观光”一词。但是，从很久之前，我就开始思考很多像观光客那样“不严肃（ふまじめ）的存在”。实际上，关于类似的现象，我一直思考“二次创作”这个词。

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今天，我仍然被某个世代的读者视为御宅族系的亚文化批评家（实际上，这几年我已经不怎么看动画打游戏了，完全疏离了最新的状况）。而这种看法被广泛接受的契机，是大约15年前出版的《动物化的后现代》。

在那本书中，我关注的是御宅族的“二次创作”行为。这是一种创作活动，从漫画、动画中抽出一部分角色或设定，从“原作”分离，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创造另外的故事。比如说，钟爱少年漫画的读者（主要是女性）让自己喜欢的角色出演性行为、制作色情作品（这种作品不计其数）。虽然二次创作主要是业余爱好的出版物，流通途径也仅限于即卖会[1]或专门书店，但影响力却非常大。从某个时期之后，不讨论二次创作就无法讨论御宅族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动物化的后现代》，例子虽然古早，但直到今天本质也没有变化。

如果把这种二次创作，和本书的背景连起来，就可以认为它具有“观光”的性格。因为，它把特定作品的一部分抽出来，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原作者期待的方式去阅读，而且对原作者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一种从“不严肃”的态度中产生的举动。这和观光客跑到观光地、用与原住民期待的完全不同的方式享乐、自嗨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的结构是相似的。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无责任。观光客不对原住民负责，同样地，二次创作不对原作负责。观光客跑到观光地，与原住民的现实或疾苦无关，只消费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回家。二次创作者也是，与原作者的意图和辛劳无关，只消费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离开。

因此，就像观光客被原住民讨厌，二次创作有时也被原作者和原作粉讨厌。最近，二次创作被社会广泛认知，原作者和同人作者之间的纠纷变少了，但我也听说过原作者对色情向的二次创作非常愤怒的事。这种姿态，也很像对观光客表达愤怒的原住民。进一步说，观光客也好，二次创作也好，最初都是被讨厌的，但随着时间变化，会被逐渐接受。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变成原住民、原作者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颇为讽刺意味的接受过程，也是观光客和二次创作共有的。如前所述，现在不谈二次创作，就无法谈论御宅族文化。不论多么讨厌、多么想消灭二次创作，没有二次创作，原作的市场就难以为继。同样地，现在有不少地方自治体的经济依靠着观光客。

网上有“原作厨”这种黑话，指作品在影像化时，把原作的世界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姑且不说动画，小说、漫画拍成真人剧或真人电影的话，或多或少都出现某种程度的二次创作、即改变原作的部分。比如改变登场人物的性格，改写故事的结局等等。每到这时候，原作厨就会喊 出：“这和原作不一样！”

这种原作厨的抵制，和原住民对观光客的想象感到违和有相同的结构。比如说，在日本短期旅游的外国人，只注意艺伎（GEISYA）、富士山（FUJIYAMA）、秋叶原（AKIHABARA）（译注：此处均为棒读），拍拍照片就回去了。他们的照片，在我们这些日本原住民眼中，只是从多样的现实中提取他们喜欢的形象罢了，可以说是“对日本的二次创作”。我们嘲笑他们“对日本一无所知”。这正是原作厨的态度。正如原住民不认可观光客，原作厨也不认同二次创作。但与此同时，原住民的经济收益依赖观光客，原作厨的快乐没有二次创作（二次创作的影视化之类的）也不存在。因为正是这些滋养了原作者。实际上，不管它与原作多么“不一样”，凭借改编的电视剧或电影，原作的销量也能提升、获得更多读者。

我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不断关注着这样的现实，呼吁人们如果要思考现代的社会或文化，就不能无视“二次创作的御宅族”的存在。在这里出现的，是“数据库消费”的概念。只要把原作者与二次创作的关系、与原住民和观光客的关系重合起来，记住它们的平行关系，就能很容易地将我的亚文化论与观光客论联系起来了。

再稍微补充一点。我在2007年出版了《动物化的后现代》的续作，《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

《动物化的后现代》是社会分析，《游戏性写实主义》则尝试进行作品分析。在我看来，从某个时期之后（大致是1995年之后）御宅族系作品的内容，无论大小，都有一开始就把二次创作的想象力内面化的倾向。二次创作的市场超过一定的规模后，作家们都开始考虑预先加入在二次创作中可以重读的部分的可能性，他们认为，预见这种重读而创造出的角色，更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其结果是，市场上流通的故事、角色带上了一种独特的偏向。即为了更容易被二次创作，角色的设定或立绘（design）都“萌”化了。而在故事方面，也是为了从一开始就能做出多种衍生（spin off），向着拆成零件（parts）的数据库化的方向发展。而在某个游戏类型中，也流行着预先设定好二次创作（重读）的结果、多次循环（loop）相同事件（时间循环）的主题。

这可以说是后现代社会的一般现象。不只是御宅族文化，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一个作品，几乎不会只因为自身的价值被评价和流通。消费者在消费某部作品时，会要想知道“别人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如何”，或是“我评价了这部作品，别人会如何看待我的评价”等。都是包含了“他者的视线”的消费。

这种现象在理论上，凯恩斯曾经用“美人投票”的例子加以说明，勒内·拉基尔称之为“欲望的三角形”，社会系统理论将它命名为“双重偶然性”。即使不知道这些词汇，只要想一想Facebook上的“点赞”机制，也很容易理解它的本质。一个人不会简单地给喜欢的投稿“点赞”。不如说，正是因为点赞之后，自己在别人那里的评价会提高，才去积极地点赞。因此，看整个互联网，政治这种赞成或反对都因人而异的麻烦话题会被人们避开，而猫猫图片或美食图片之类的“无害”内容就慢慢地积累了很多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欲望他人的欲望（为别人的点赞去点赞）”的机制、以前所未有的威力发挥着作用的世界。

我在《游戏性写实主义》中，认为这种状况将要求新的批评视角。在这里，在这里，人们分析作品时先评价作品本身、然后讨论其消费环境的常识性顺序，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作品本身已经预先与消费环境交织在一起了，分析者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再面对作品。可以说，需要分析“元作品”的“元视线”。作家要假想二次创作来创造原作，就是这一情况的绝佳案例。

众所周知，在思想的世界中，鲍德里亚于1970年代谈论了这种“元批评”的必要性（拟象论，simulacre论）。但是，他没有特别提出具体的方法论。鲍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所指出的事，之后在英语圈产生了制度化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在日本，与之相当的“元视线”分析，既不是批评也不是现代思想，而是在它们的外部出现的。大塚英志在1989年出版的《物语消费论》和宫台真司等1993年刊行的《亚文化神话解体》这两本书，是它的先驱。而我的工作是在他们的延长线上进行的。

不管是小说、电影、漫画还是别的什么，热爱作品的人，大部分时候都会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而把对作品消费环境的分析视为“社会学的东西”，总想把它们排除在外（直到今天，文艺杂志上还满是这种时代错误的批评）。但是在现代，分离作品的内部（作品自身）和外部（消费环境）、只把前者视为批评或研究对象的态度，本来就不成立。外部是如何卷入内部的？如果不能理解其感染力（dynamism），批评或研究就无法存在。我在《游戏性写实主义》中，将对这种感染力的关注命名为“环境分析”式的解读。

用本书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在现代社区（community）分析和地域研究等领域中，从一开始就需要观光客视线的分析。一个人经常以这个顺序来理解事物：最初原住民毫无自觉地生活在“朴素的土地”上，然后被观光客发现、为经济利益交换而失去了朴素性。但真的是这样吗？在现代的消费环境中，不是先有原作，才有了二次创作，而是原作者一开始就好好思考了二次创作。如果是这样，那同样地，先有“朴素”的原住民、后有观光客的顺序是不是应该颠倒过来？也不是。毋宁说，今天所有的地方，不都正在变成预先将观光客的视线内面化、再创造街道或社区的样子吗？换句话说，一切不都正在“主题公园（theme park）化”吗？这个问题值得慎重地探讨。

不过，我刚才一直在用“后现代”一词。对于这个词，我想再做一点简短的补充2。

后现代这个词，在某个时期的法国理论很受偏好。在日本，法国思想一度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流行（新学院派），在这之后又突然悄无声息，因此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词。他们看到“后现代”这个词就会发出嘲笑，断定它已经过时了。

不过，这些人实际上并不熟悉后现代的讨论，只是把它当成流行词做出反应罢了。在本书中，这个词之后还会偶尔出现，希望各位意识到，它和这种在日本的流行没有任何关系。原本，后现代或者后现代主义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文化史概念，用来表现1970年代以来的时代。那时，现代社会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六章还会处理这个问题），必须用一个词去区分1970年代以后的时代和它之前的时代。法国人称之为“后现代”，仅此而已。因此，还有许多学者用不同的概念表达相似的意思。比如说，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非法语圈的社会学者称之为“自反的现代性”[2]。所谓“自反性”，是指在进行行动之前，先想象他人会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然后再行动，是一种元（meta）态度的名称，也是“欲望他者的欲望”的名称。我们今天生存在一个将“欲望他人的欲望”全面化的社会。在这点上，后现代社会远没有迎来终结。不，不止如此，我们生存在后现代越来越深刻的时代中。

在21世纪的后现代，或者说，在再归的现代世界中，人们不与二次创作的可能性交织，就无法创作原作，不与观光客的视线交织，就无法再次结成社群。本书的观光客论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构思出来的。

二次创作的作者是内容世界的观光客。反过来说，观光客是现实的二次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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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补充有关本书和我这几年的实践活动。我在2013年出版了《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化计划（福岛第一原發观光地計画）》[3]一书。2011年，福岛因为核电站事故在全世界“出名”，这种状况已经无法翻转。那能不能反过来利用这个状况，把受灾地变成像广岛、奥斯维辛那种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圣地”呢？这本书就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黑色旅游是英国观光学者在15年前左右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将战争、灾害等“悲剧之地”视为观光对象的新实践[4]。在日本，人们在大地震后也非常关注它，现在还发行了专门的杂志。我也在2013年出版了《切尔诺贝利·黑色旅游·导览》[5]，在书中介绍了诺贝利今天正在观光地化的现实。和福岛一样，切尔诺贝利在1986年也发生了核电站事故。为受灾地重建提供了参考。《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是在这个前提下出版的。

正如一些读者所知，这本书出版后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在进入正文之前，人们强烈批判“观光地化计划”这个书名。而且我出身东京，和福岛没什么渊源，出版这一作品本身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对。此外，具有决定性的反对，来自福岛县出身的社会学者开沼博。起初，他参加了这个计划，也向那本书投了稿。然而，在书出版后，他一改从前的态度，变成它的批判者。当时，（舆论）对我的批判极为激烈。可能在读者之中，也有人认为东浩纪是个借着“观光地计划”吃人血馒头的人吧。

本书的标题中就有“观光客”。因此，我不会忽视仅在四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标题中含有“观光”的书。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下那个计划和本书的关系。

从现在的说明可以看出，对《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的批判，大都不是对内容的批判，而是基于对“观光地化”这个名称的单纯的误解或联想引发的中伤，并不值得反驳。对于这些攻击，我只需明确一点，即我和我的公司，关于这个计划的取材、出版等，没有拿日本政府或者电力公司的一分钱。

因此，我应该反驳的，只有开沼的批判。不过，开沼几乎没有提及观光地计划的内容，所以很难提炼论点。但是，从我和开沼2015年在《每日新闻》上展开的书面争论，以及阅读他同一时间出版的《最初的福岛学》[6]来看，还是浮现出了一个争论点。

开沼的主张大概是：不要再试图强化福岛等于（equal）核事故的印象了。除了核事故，福岛还有很多侧面。受灾者在事故之前就在这里生活，而此后，大多也会与这场事故无关地继续生活下去。如果与受灾地相关，首先不应该先接受这种日常感觉吗？在这里讲“观光地化”，难道不会践踏他们的感情吗？

我充分理解这种观点。如果福岛被贴上核事故的标签，福岛的人们当然会感到暴力。福岛本来就很大，发生事故的浜通地区和同在福岛的会津就相距将近一百公里。开沼认为首先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启发（啓蒙，けいもう）。我同意这一点。

但是，我还有疑问，正因为这种启发不是万能的，才更需要福岛观光地化的提案。换句话说，我的提案应该是一开始就在开沼的启发“之后”，为什么要无视这点去批判我的观点呢？

让我们从“观光是现实的二次创作”这个观点开始思考。福岛被贴上核事故的标签，用本书的话说，意味着福岛的形象（image）从原本的现实（原作）脱离，以事故印象为中心，被二次创作了。对福岛的二次创作，或者说“FUKUSHIMA化”，有时被称为“风评被害”。震灾过去六年了，人们普遍认识到福岛是风评被害，在国内，在国内，说起福岛就想到核事故的人也逐渐减少了许多。但在国外却没有这么简单。国内还有很多人记得“核事故之前的福岛”（原作），但国外却不是这样。在国外，很多人是通过核事故（二次创作）才知道了福岛的名字。

对于这种情况，只要想一想“切尔诺贝利”在日本意味着什么，就很容易理解。切尔诺贝利在事故之前也有很长的历史，也有丰富的自然环境。后文还会提及，今天，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污染指数，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本来，今天距离事故发生也有30年以上了。但是，日本人对切尔诺贝利的想象，仍然受限于“被放射物质污染的不毛之地”“会生出畸形小孩的被诅咒的土地”，这可能就是人的局限吧。如果是这样，那认为福岛也会变成这样是很合理的。“FUKUSHIMA”在国际上，是与切尔诺贝利并行的、核事故和放射性污染的代名词。不管受灾者多么不愉快，福岛变成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对这种现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当然，我也认为首先应该抵制FUKUSHIMA的虚构性。我自己在切尔诺贝利进行过类似的尝试。我的公司在《切尔诺贝利·黑色旅游·导览》出版后，每年都会带申请人参观切尔诺贝利过去禁止进入的区域和事故发生的核电站。已经举办了四年，参加者达到一百人以上。在那里，他们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切尔诺贝利比想象中‘普通’得多”的感想[7]。“普通”就是说，这里有和被二次创作出的“被放射能污染的不毛之地”完全无关的日常。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与不愿看到福岛被贴上核事故标签的开沼，站在相同的立场上活动。

但是，我认为关于福岛，应该设置更加复杂的战略，所以出版了《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

现在世界上只流通着关于福岛的“二次创作”（FUKUSHIMA）。对于看重原作（本来的福岛）的人来说，这种现实是难以忍受的。开沼抱怨了这种难以忍受性。可以说，他站在原作厨的立场上。这种情绪应该得到尊重。但这个后现代世界的事实是，二次创作绝对无法被完全抹杀。围绕FUKUSIMA的幻想，也会被不可救药地持续生产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二次创作=FUKUSHIMA的流通，不也可以将人们导向哪怕只有一部分的原作=本来的福岛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考虑这样的项目吗？除了向人们发布核事故之外的福岛信息，还要完全倒过来，反向利用人们“想看事故现场”“想看废墟”的心情，向世界发送福岛的魅力。这就是我实行的方案。

为了让大家珍惜原作，必须要流通一次二次创作。这乍看上可能难以理解。如果只追求逻辑，看起来就像个语言游戏。但具体来看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事。比如说，我们之所以能带人们参观切尔诺贝利，是因为他们一度相信二次创作的切尔诺贝利（被放射能污染的不毛之地）。如果没有核事故、不觉得切尔诺贝利是“不普通”的地方，谁会特意跑到乌克兰边境的田园地区呢？同理，开沼的《最初的福岛学》能出版，本来也是因为事故的发生。没有核事故、没有被妖魔化的FUKUSHIMA的流通，又有什么必要特意构想一个福岛学呢？没有二次创作，就没有通向原作的回路。这是很有可能的[8]。

刚才说到，参观切尔诺贝利的人们都流露出“普通”的感想。但这不意味着失望。不如说他们关注的范围变大了。切尔诺贝利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是一个过去犹太人占半数人口的城市。切尔诺贝利所在的波利西亚是沼泽地带，美丽的森林广布。而因为距发电站很近、现在变成废墟的普里皮亚季，曾经也是作为代表苏联乌托邦而建造的先进的人工都市。

日本人大多不知道这些事，也不关心（正如外国人不关心现实的福岛一样）。然后对切尔诺贝利抱有幼稚的幻想。但我们不应该单方面地指责这点，而是应该利用它。原因在于，哪怕参加者只是以幼稚的幻想为动机，但只要远赴过一次切尔诺贝利、知道了那里很“普通”，那时，他们就必然开始关心事故之外的背景信息。然后在这种厚重感之中，人们就会重新思考事故的意义。事实上，这正是我每年在切尔诺贝利观光团期待的效果。我自己最初访问切尔诺贝利时，也只有幼稚的幻想。一个人，在去了自己以为“不普通”的地方、在第一次认识到那里的“普通”之后，就能体会到那件“不普通”的事恰好发生在那里的“命运”的重量。在“普通”和“不普通“之间往复运动，正是黑色旅游的要义。

这就是空谈吧。也可能不是。也可能并非不是。不管怎样，我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中，就是打算在这种水平上提出“观光地化”的必要性。它应该被视为是实践的、同时也是理论的，是哲学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挑战。

遗憾的是，它既没被这样理解，也没有扩大讨论。重振事业是一个被各种活生生的利益网罗的世界。也是一个与写作者的事业相关的世界。我还没有超越这些活生生的事物的才能，因此，作为结果，观光地化的提案，就像失去了收件地址的信件那样空中解体了。对于这个结果，我至今仍然痛感自己的能力不足。

无论如何，我提出这个方案，与权力、资本没有任何关系。我围绕福岛的提案，纯粹是被知识和伦理上的关心的驱使。本书写下了这种关心的核心意识。从这点来说，本书也是《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的续编。

[1] 译注：同人展即卖会，类似于漫展摊位。

[2] 参照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松尾精文等译，而立书房，1997年版。

[3] 东浩纪《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Genron，2013年。这本书在《思想地图β》第四号下卷。

[4] cf.John Lennon, Malcolm Foley, Dark Tourism,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2001.

[5] 东浩纪编《切尔诺贝利·黑色旅游·导览》，Genron，2013年，这本书在《思想地图β》第四号上卷上。

[6] 东浩纪、开沼博《脱<福岛论>》，每日新闻（web版），2015年。URL=http://mainichi.jp/correspondence/ 开沼博《最初的福岛学》，east·place，2015年。

[7] 大山显《切尔诺贝利很“普通”》，《day report Z》，2016年，URL=http://portal.nifty.com/kiji/161118198099_1.htm

[8] 在之后的正文中，关于观光的论述，我会借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误配”作为关键概念。在德里达的哲学中，另一个著名的概念是“ecriture”（文字）。它与“parole”（言语）是一对概念，根据德里达，文字是从言语中派生的东西，但是言语没有文字，也无法成立。以这种扭曲的相互依存为范例，它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指事物的本质在本质上依赖非本质的关系。这里，我在“福岛”和“Fukushima”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扭曲的关系。观光地化就是文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