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金”陷泥沼：清洁技术投资者寻幸存之道

2011-05-11 09:33:31环球企业家谢丹 　　为什么被视为继互联网之后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却有可能比前者更早破裂？在过度包装、技术造假、急功冒进和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面前，清洁技术投资者的幸存之道 　　2010年，法国芦荟环保基金大中国区总监江明在中国看了80多个公司，却一个项目都没有投。 　　法国总部一度感觉他过于挑剔了，要知道这一切是在中国刚以3540亿人民币的投资进阶2010年全球最大清洁能源投资市场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知名投资研究机构清科的调查显示，中国创投市场的23个子行业中，清洁技术活跃度仅次于TMT行业。而随着2010年初中国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明确，占其中四席的清洁技术正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洼地。 　　在过去一年里，有不下10支新成立基金旗帜鲜明地表示专注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领域，而在2009年前，这样做的仅有青云创投一家。2010年1月，中投公司旗下的圆基环保资本斥资4亿美元成立一支新基金，专注于中国清洁能源行业投资；5月，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US Renewables集团设立了一支20亿元的新基金，专注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2011年1月，赛伯乐基金、上海联和投资和正泰集团创立“正赛联清洁能源基金”，首期募资10亿元；2月，美国银湖投资集团宣布将与索罗斯基金合作成立新基金，在北京和硅谷设立办公室，投资清洁能源……已披露的新基金仅是冰山一角，国有、外资和民间背景的资本都在不断集结。 　　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清洁技术市场”和“全球最大的清洁技术投资方”的帽子下，投资清洁技术正在成为一件“无比正确”的事情，但一股狂热非理性的投资心态由此也形成，并从投资机构蔓延到社会大众。受此刺激，中国的清洁技术产业也正显现得异常繁荣。“它的负面影响目前还只是冰山一角，最后受损的可能是盲目进入且不明根本的投资者。”江明说。 　　江明所在的芦荟基金自2004年在法国注册成立，拥有很多类似国际金融公司（IFC，世界银行集团旗下公司）这样的股东。IFC对被投企业的社会价值尤为看重，甚至对员工的社保、宿舍、活动区域这些劳工条件都有很高的要求。这决定了芦荟基金不是一个纯粹盈利导向的基金，能否促进环境相关技术的进步和企业是否具有社会外部价值亦是其投资的底线。 　　来到中国后，江明延续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投资标准，没想到这让他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江明向《环球企业家》解释他为何“一个不投”说：“实际上，这80个案子里面有40个是不存在的，有20个是没有诚意的，有10个是要跟别人竞争的。”如今法国总部会定期派一名分析师到北京，分析师回去后，往往能写出洋洋洒洒的长篇报告，核心观点是：在中国做清洁技术投资真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清洁技术产业与其他行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资金和技术双密集的行业，不但前期需要高额的研发费用，中期还需要大规模扩产以降低成本，这都意味着大资金投入，且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过程漫长。原智基创投的从事清洁技术投资的合伙人林霆说，如果投资这个领域，是不折不扣的风险投资，风险高、周期长，且还难以预料最终是否会爆发性增长。 　　“（清洁技术）并非一夜之间就能繁荣起来的行业，生物燃料不是，电动汽车不是，储能也不是。”江明说，“甚至这些都不是有钱就能做出来的行业。”这产生了一个悖论：清洁技术是一个慢产业，但又因其光环吸引了无数的“快钱”进入。最终，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结果：人为地给这个产业加速，技术夸大、资产造假、过度包装接踵而至。从热炒的锂矿、电动车、智能电网、LED，到一家家小得不能再小的水处理工程公司上市，“都是热气腾腾，泡沫翻滚，到处是大饼幻觉下的意念充饥。”林霆说。 做市 　　在去年，一个南方的地方政府曾推荐给芦荟环保基金一家新能源企业，称公司正在进行第二轮不少于1亿元的融资。尽管经过巧妙设计，但江明的团队调查后仍发现公司第一轮1亿元融资的投资方正是地方政府自己，刻意隐藏此事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包装获得更高的外部投资。而项目本身，则往往是一些“并不靠谱”的创业者拿了一些大学的研究报告做成商业计划书，找到地方政府要价而已。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地方政府已屡见不鲜。只要是新能源，很容易得到政府支持，随即得来免费的土地，盖起一个看似不错的工厂，但实际上大多数公司并不一定具有竞争力。甚至有地方政府，不仅提供免费土地，还以政府信用担保为其提供建厂和运营资金。这样做目的非常简单，他们希望能够发现下一个无锡尚德，并围绕这些“明日之星”打造新能源产业园。尤其在2010年七大新兴战略产业规划出炉后，把地方经济贴上绿色标签，仿佛成了另一个衡量政绩的GDP式标尺。 　　对于单纯的投机企业，投资者并不难分辨。但对于一些经过巧妙包装的公司，仍要警惕鱼目混珠。“我们看到的一些电动车公司，采购国外的材料设备，经过简单组装，到奥运会或者世博会上去兜一圈，似乎就意味着产品经过验证了，然后就包装融资，准备上市。”江明说，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一些精明的财务顾问也在其中渔利。他们利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有策略地抬高价格，故意透露上午见谁，下午见谁，然后拿出来投资意向书—你签不签？不签明天你就没有机会了。“这在国外是很不道德的，但在中国却很普遍。”包括江明在内的多数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市场都感到难以习惯。 　　清洁技术领域的躁动与轻浮并不难找到源头。自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后，推出不到18个月的创业板超过纳斯达克，成为中国清洁技术公司最向往的地方。据统计，各种清洁能源技术企业登陆创业板后，其股价表现平均比上市价格高29.6%，其中，与储能相关的企业更超过上市价格的44% 。“我们发现，创业板推出的企业基本上都与环保节能有一定关系，但其中一些并非真正节能环保的企业也在申请创业板，我们对此抱以怀疑。”美国清洁技术产业集团中国区总监刘晓雨对《环球企业家》说。 　　相对于创业板动辄五十倍以上的市盈率，在过去五年里陆续登陆美国纽交所的新能源企业似乎应该感到羞愧—很多业务规模只是其零头的同行在国内的市值甚至要超过他们。 　　这多多少少助长了清洁技术创业者要价的筹码。“过去我们跟创业者一说，我们投资过的经典案例有无锡尚德、中国高速传动、中复联众等等就行了，现在这招也不管用了。”江苏高投一位负责新能源投资的经理告诉《环球企业家》，一家湖北的新能源企业老总曾亲口跟他说，找上门的VC/PE已经有100多家了，我为什么要选你？在清科进行的2010年度清洁技术投资活跃度排行中，江苏高投排名第二。 　　事实上，清洁技术领域已经进入一个尴尬的局面：太多的资金裹进少量投资机会的巷战之中。 　　上述江苏高投的投资经理算了一笔账，以产业最成熟的太阳能行业为例，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环节已经产生了10多家上市公司，没有任何机会可言。梳理下剩下的产业链，包括玻璃、EVA、铸锭炉、逆变器等关键环节，按照每个关键环节前3家领头公司算，把整个中国光伏产业掘地三尺也不会超过30家可投资公司。且不论市场能否承载这么多太阳能概念上市公司，让这些投资经理们感到“项目焦虑”的是，2012之后，“中国太阳能产业已经没得可投了”，除非遇到颠覆性的技术出现，但毕竟机率太小。 　　而对于电动汽车、储能等尚处于产业早期的清洁技术行业来说，好项目的稀缺性则表现得更明显。中国对智能电网的投资在未来5年会不断加大，储能在智能电网和可再生能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成为清洁技术投资的焦点。钒电池的代表性公司普能去年6月完成的高达3200万美元的第三轮融资，则成为2010年储能这一年度火暴话题下的标志性事件。 　　普能的投资者包括德丰杰、德同资本、北极光、红杉资本、集富亚洲、三井创投和中欧资本7家，加上前两轮融资，普能已经融了超过4300万美元。“如果你要投储能，或者赌钒电池路线，就只有普能等一两家，没有别的选择。”上述江苏高投的投资经理说，投资者对普能的担心之处在于，“烧钱烧太快了，这就好比击鼓传花，越投越多，但我们担心最后传到我们手里走不动了，就砸了。” 　　清洁技术领域的乱象和高门槛已经让一些新进入者知难而退。去年9月，浙江几个民营企业家曾试图共同出资成立一支10亿元规模的清洁能源基金，但考察半年后决定放弃，转投房地产。“这个行业不仅资金需求大，回报期还很长，像水处理这样的行业还有很强的地域性，难以进入。”一位参与了调研的团队成员说，老板们还是倾向于做“不这么苦的事情”。 　　进退两难的境地并不是民营游资的专利。王吉（化名）所在的一家电力央企2009年底便萌生了募集一支新能源产业基金的想法。但两年过去，眼看着数家外资和民间背景的同类基金成立，这支可能是央企中唯一一支专注于新能源、节能环保的基金却面临着难产的危险。 　　王吉坦承说，人是个大难题。清洁技术产业包括20多个子行业，且行业差别巨大，相对于TMT等投资，清洁技术对新进入者有着更高门槛。这家央企的决策者对如此复杂的领域感觉“拿不准”，认为大部分细分领域根本就很难赚钱，而少数像节能减排这样仍存厚利的行业进入门槛又非常高。加之其募集资金的对象如五大电力公司现金流也颇为紧张，酝酿两年仍未面世也就不足为奇。 　　对于新玩家而言，这确实是重量级（资金需求）、周期长而且处处充满陷阱的陌生水域。江明曾与几家同行一起考察一家风机企业，经过1个小时的交流，其中一位投资人就表示他看好这家公司，“因为它的现金流很强”。但熟悉风机行业的人都知道，风机企业的很多零部件都是国外进口，通常需先付70%的订金，而在国内卖给发电集团时，又只能先收回30%的销售款，回款很慢，有时甚至还要跨年。“它的现金流不可能很强，除非是做假账。”江明说。 　　新玩法 　　今年1月，赵汉卿只身一人从硅谷来到上海。他的任务是帮助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开拓在华的风险投资业务。过去3个月中，他听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同行各种版本的“抢项目”故事。 　　为了不被当作又一个竞争对手，赵已习惯于强调应用创投与大多数VC/PE的不同之处：他们对技术的追求远高于对IPO退出回报的追求。这让应用创投更倾向于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寻找早期的创新技术，而非像大多数VC/PE一样喜欢成熟期的项目。 　　这个特殊的定位让应用创投得以避开跟大多数同行的竞争，甚至，成为他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到中国后发现，大家都显得很没有耐心，都盯着利润最大化的临近上市的项目。”应用材料全球公共事务与市场部中国区主管林霁说，中国的清洁技术市场并不缺钱，缺乏的是“科技的商业化”，而现在市场上人们最热衷的却是“商业的资本化”，“说白了都是包装，而包装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没有太大作用。”林霁说。 　　在赵汉卿看来，尽管中国市场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粗糙和野蛮的，但其魅力仍难以抵挡。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清洁技术研发能力正飞快赶上，而更重要的是在主要细分行业产业链已经很完善，全球最大市场的架势已具雏形。 　　“在其他地方投资，只有产业链的一部分，比如我们2008年在美国和欧洲做电池企业，他最终的合作伙伴或生产资源都在中国，还不如就在中国做。”赵汉卿说，“现在如果做一个电动汽车公司而不考虑中国市场，那一定是失去了很大的竞争力。”此外，欧美公司大多习惯了等各方面都成熟了才去做，而中国公司则更有魄力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毕业于创业气氛浓厚的麻省理工和哈佛商学院的赵汉卿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创业精神甚至要超过美国人。 　　基于此，应用材料不愿意错过这场盛宴。4月26日，应用材料宣布，将在华扩展风险投资业务，寻找并投资早期的清洁能源创新企业，投资力度为每年5000万美元。这是应用创投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海外办公室，以派专人“24小时、7天、365天”的长期驻扎当地寻找投资项目。 　　在此之前的去年12月，应用材料决定成为中国最早的清洁技术基金青云创投的LP。这是一场自2008年下半年就开始对中国基金调研的结果。他们认为青云足够专业而且渠道优势独一无二。应用材料的计划是利用本土化伙伴占得先机，同时坚持自己独特的投资理念，通过两个轮子驱动以区别开一般投资者。 　　王吉也在反思是否有必要再成立一个面目模糊的清洁技术基金。“清洁技术的概念已经被炒开，PE的同质化现象严重，我们如何能特殊起来？”王吉说，他们现在的一个设想是集团再做一个从事节能产业的实业平台，与投资结合，制造特殊性。 　　没错，新玩家都应该有一套分析、判断这个复杂游戏的方法论，这样才可以避免因冒失和无知而犯错。 　　赛伯乐投资创始人朱敏的经验是，从上一轮革命性的产业互联网那里学习。 　　在2008年开始清洁技术投资这段新旅程之前，朱敏以2007年把自己创办的WebEx网讯公司以32亿美金卖给思科而享誉全球IT界（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阅2007年5月下《学徒》一文）。朱敏发现，正在发生的清洁技术热潮，与三四十年前的IT革命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在朱敏看来，当下中国风能和光伏的电网并网瓶颈，与1960年代受制于IBM和AT&T公司主机资源有限，连接超负荷电脑终端后运行困难非常类似。到1970年代，局域网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如今新能源分布式发电正是走向局域网的标志。家庭太阳能所发电力能够独立与电网交换，这已在美国加州有实施案例。 　在朱敏看来，在第三阶段，浏览器让每个人都能参与，互联网革命得以真正爆发。互联网的核心并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商业模式创新。体现在能源上，则是如何创造一种商业模式，让所有能源终端都能全部参与到电网中。“国家电网的作用将变得有限，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浏览器’，能够自由地接入互联网，然后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应用来。”朱敏对《环球企业家》说，它最终将是一个智能能源网。 　　在这样对比坐标系下，朱敏发现，清洁技术的各个子行业都能在现有的互联网产业中找到相对应的角色。局域网需要什么？存储、网卡、路由器、操作系统。在这样的思路下，朱敏开始寻找存储公司。“今天太阳能只是个傻瓜终端，有了储能才是一个智能终端，就像过去的打字机都无法存储一样。那么，我们就去研究当年的存储公司EMC或Seagate，想想伟大的储能公司将会是什么样？”在IT革命的第二阶段产生了SAP和甲骨文这样的伟大公司，反推到清洁技术领域中又将是谁？白天晚上，这些问题都一直萦绕在朱敏脑中。 　　在这个方法论指导下，朱敏投资了上海的理想能源设备，一家从事薄膜太阳能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公司。在朱的规划里，理想能源就相当于给全球半导体行业提供装备的美国应用材料；朱敏谈到他的合作伙伴浙江正泰集团，希望它能最终成为一个千亿公司。在他的描述中，正泰所拥有的电器、高低压输配器都与智能电网相关，加上正泰新进入的光伏行业，有望成为一个智能能源局域网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只不过朱敏不把它称之为“清洁技术”（Clean-tech），而是TET（Technology，Energy，Telecom），“E就是能源，第一个T是IT技术，第二个T是IT的应用平台，能源与IT的结合可能比TMT（科技、媒体和通信业的代称）有更大的市场。”朱敏对《环球企业家》说。 　　过去3年，朱敏成立了12支人民币基金，其中一半都投资在了清洁技术中。朱并不愿披露其已投资了多少个公司，但按照他“每年一家上市公司”的说法，4月15日刚刚登陆创业板的聚光科技（300203，股吧）（一家从事环境质量检测的设备公司），或是朱在清洁技术领域收获期的开始。 　　朱敏认为他正在经历的是与互联网具有同样革命意义的事情。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技术成熟后，中国跟美国之间应该架设一根大电缆，在美国晚上不用电的时候卖给中国，在中国晚上不要电时卖给美国。“太阳能总是只照射一边嘛。”他说。 　　全球资本正在中国清洁技术市场上集结 　　2010年1月，中投公司旗下的圆基环保资本宣布，将以4亿美元成立一支新基金，专注于中国清洁能源行业投资 　　2010年5月，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US Renewables集团成立一支20亿元的新基金，投资于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 　　2011年1月，赛伯乐基金、上海联和投资和正泰集团创立“正赛联清洁能源基金”，首期募资10亿元，投资清洁能源 　　2011年2月，美国银湖投资集团宣布将与索罗斯基金合作成立新基金，在北京和硅谷设立办公室，投资清洁能源 　　2011年4月，美国应用材料宣布在中国设立风险投资业务，每年投入5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