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掉的哲学家，我

来发一篇冗长的自我分析，未完待续。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80896273/

1.无限的转喻

每当我和概念打交道，这种熟悉的状态就会出现：每条思路都展开成无数的细节，每个主题都扩散出无数的次主题。形式的骨架空空地增生，形成一张由死物构成的网。我的精神力无法穷尽那怕其中一条细微的线索，所有去开始什么东西的愿望都在半途不了了之。桌上的小雕塑被逻辑的联想强制性地和它的文化背景、它所处的桌面纹理和我得到它的过程捆绑在一起，每一项又和无数限定条件联系在一起，打包成一个永远也拆不完的包裹。这个细节的蜘蛛网，无论我对它多么厌烦，注意力也无法从中挣脱。在一种联想的起点我也许有自己的原因和欲望，但似乎什么欲望都承受不了无限次细分，所有的原因在被切分和注入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的次主题之后，都不复存在。我感到自己消失了，我消散进一个无穷无尽的转喻之网里。 拍照是一种迅速处理细节的方法。只要一秒，就能让一个视觉细节留下最低限度的痕迹，然后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不会被细节困住。有些作家也能以同样自由的方式在细节间穿梭。但为什么我一提笔，就迷失在细节中？——我看到这一串广告牌，我该讲出每个牌子上写的字吗？不，这不是吸引我的点。我该描述它们每个的颜色吗？或者它们的形状和排列规律？——伴随这些犹豫，我已经找不回刚刚看到这排广告牌时的感觉（假如那时有过感觉）。逻辑的强制性联想向我提供的每个细节都携带着一种否定：不，不是这个/这个没兴趣/这个不值得写。穿梭在细节间，我是一个行走的否定，我的心灵和我的存在由一个“不”标示出来：我不是这个/我和这个没关系/我不在这里。我想把自己从这些东西当中拿走，所以我继续走，继续被困；我继续写，我在文字里找不到自己，所以我继续被困在写当中。 我迷失在无穷无尽的转喻里。唯一希望的是能说出“这一个”。“这一个”是当下这一刻的真理，是此刻全部感觉的一个能立住脚的标记。但我做不到，我已经不能说出“这一个”了。这是让我失去活着的希望（与生活脱离）并想要死去的主要原因。剩下的只有“某一天还能把自己重新连接回来”的无望的希望，而它只不过是困住我的同一个转喻的一部分——它让我继续向前挪动，继续被困。如果我能不仅对此刻说“不”，还能对即将到来的全部时刻说“不”，我就能结束这个转喻去死了。但我是如此执迷于生。

2.失效的翻转、判断

曾经，当否定把我推到最底部，会出现一种翻转。翻转是一种可以在不混入任何安抚、不降低绝望的强度的情况下，把否定转化为肯定的运动。我曾经认为这就是真理的结构。比如在康德对崇高的说明中，你可以辨别出这种结构：当无形式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感性所捕捉到的混乱的强烈程度超出了知性的总括能力，在二者的撕裂中，无限呈现了出来。——经验的不可能性被体验为对不可能性的经验。这样，感觉的不可能性本身被感觉到了，认识的不可能性本身被认识到了，否定性被转化为对它自身的知识，它肯定的程度与原先否定的程度相同。 曾经有一种行动能实现我说的翻转，虽然它和康德没什么关系。总的来说这个行动就是写本身。写似乎是自我肯定的，它穿透不透明的东西，让不透明的东西变得透明和自足，一种否定因为被写捕获而变为肯定，就好像一股欢乐的流贯穿了荒芜之地。 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当它无一例外地发生，它就像心灵的物理规律，并不引起我的思考。一种适度的无知保护着我。那时我还没有体验过无法被写穿透的不透明、写了和没写一样混乱的心灵，我还没有体验过无法被体验的不可能性。

「首先是一团迷雾。迷雾是无法把握无法形成感觉的东西。对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无法形成感觉，对迷雾这个词无法形成感觉。对身体被蚊子咬着，看着一条大江无法形成感觉。一栋至少有二十层高的楼贯穿了山脚到山顶的距离，遮挡了四分之一的对岸。以及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另一个地方……如此种种的感官体验和回忆思绪，对它们都无法形成感觉。 它们皆在迷雾中，就像不散地笼罩着这座城市的迷雾。 迷雾是无法被语言穿透的东西，用来描述迷雾的文字，总和迷雾有着隔岸观火的距离。透过望远镜，你可以看到对岸窗户里的细节，但放下望远镜，你就立刻远离刚才的画面了。无法把刚才的印象安放在那些细小的格子和细碎的绿色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能眼睁睁地感受它在记忆中模糊退散。」

现在的迷雾是不能被“迷雾”这个词把握的东西，现在描写的绳索无法把我从谷底拎起。我不知道怎么让失效的翻转再次运作起来。它失效了，因为判断介入了写的领域。

「一种感觉，好像柔软温暖的果冻一样包裹着我，这是一个和世界一样大的问题即将把自己表述出来的感觉，又因为这种表述迟迟没有到来，对它的解答也没有稳固推进的方向而让我慌张，好像被丢进了一个巨大的洗衣机，在和里面的衣服一起被挤拧。」

在厕所翻了翻订阅号里推送的照片，思路就断了。现在我已经忘了刚才说判断和翻转是什么意思。先看看这些照片吧。它们来自某位专业的摄影师，一个可以自称为艺术家的摄影师。在厕所里我觉得它们“很好”。好是什么意思？“好”是，仿佛这些照片被某种特别又一致的感觉贯穿着，这种感觉让我做出“嗯，不错”的判断。我把这种自洽的独特性看做是某个个别的原因的结果，某人的欲望的独特的运作方式，使他拍出了这样的照片。而当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就把他归为“拥有独特的欲望，并为了实现它而刻苦努力的他们”当中的一员，把照片归进“他们的成果”这一类别。 如果你了解我，你大概已经很多次听我说过一个被称为“D教授”的人了。这里的“他们”，是以D教授为代表的一类人，是一个由D教授划定出的范围。D教授曾经表现得好像他清楚艺术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在美术馆会对着一些线条和色块发出“嗯，不错”的声音。D教授是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人，也是他自称掌握的知识的代言人，所以这里说的“他们”也是由D教授的知识（包括当代法国哲学、拉康派精神分析等等）规定的。这些知识书写自己的方式好像它们知道人的心灵和欲望如何运作、该如何运作。我认为，看到照片后产生的一串心理活动，从“很好”这个判断开始，都是D教授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他们”的知识带来的。也就是说，我正模仿他们对这些照片做出评价和判断。因此这一串思考就借我的头脑，让这些照片成为“他们”的理论的例证。我的思维活动使“他们”的理论占领了这些照片。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论，我还会觉得这些照片“好”吗？ 不清楚，我完全不知道。这种被判断的“好”让我觉得，仿佛照片里的每个细节的存在都有充分的原因，这些明亮鲜艳的颜色组合在一起也构成一种称不上赏心悦目但很别致的和谐，等等。至于怎么算“和谐”，我是完全没有标准的。——我的桌上摆着一个碾磨机、一盏灯和一个烟灰缸的组合，这个组合是和谐的吗？也许。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这一瞬间它似乎也是和谐的。现在，微弱的和谐到处都是，眼前随机的世界从某种角度看过去就好像经过精心排列又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这种精心的布景。这或许是因为D教授的“他们”曾经告诉我，“现实”值得被观察，我应当好好观察“现实”，所以我开始把随机看成经过隐藏的秩序，甚至把谬误看做隐秘的真理。这样说来，这些琐碎的和谐也是由D教授和“他们”的判断产生的。 ——希望这两个例子能呈现“他们”的判断在我的思维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尽管在各处看到琐碎的和谐，我却倾向于认为：我是没有能力创造出这种和谐的。我也无法用文字描述这个咖啡碾磨机、灯和烟灰缸之间的所谓的和谐，因为它太过含糊，不存在于任何可说的细节中。它更像是在我头脑里飘荡的幽灵，可以附着到任何物体上。

3.私人与公共

我不知该如何处理“我”和世界之间这个变得如此绝对的分离。对，我一直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外面，但我们依然有一个连接点，一个既被当做“我”，又被当做世界的位置。“翻转”不再可能，是因为不再有地方供它发生了。这种能使绝望变为希望，使不可实现的愿望变成愿望的实现本身的活动，必须发生在那个同时处于“内部”和“外部”的狡猾的地点。也许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逻辑错误，它让我可以幻想自己不属于世界，同时又继续在世界中活动。我可以说：我写作这件事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不在乎他们的看法，但我依然享受着把自己的内部公开的舒畅，享受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世界承认的好处。现在这个连接点已经不成立了。一样东西、一种活动要么只在“我”这边，要么只在“他们”那边。 现在，我走进一家书店。看着架子上排列的书脊，我产生了两种反应，不知道该跟随哪一种。第一种是笑，因为我看到许多熟悉的标题，我被一度感到亲切的事物包围着；这是过去的我会做出的反应。另一种是无动于衷和距离感、从世界中撤离的感觉，因为我感到这些标题都是D教授的世界的构成要素。只要第二种反应还存在并相对强大，我就无法和架上的任何一本书建立联系，不能阅读、不能谈论它。 书，字，曾经是我和一个更广的世界的中介。字可以彻底属于我，因为它们由我写下，它们和我的心灵有直接关联。同时它们也彻底是客观对象，像公园里的一块石头、一件雕塑一样公开，谁都可以和它们发生关系。由于字自带了某种公共性，所有由我产生的字都像其他字一样，可以被展示出来。 我愿意产生字并展示它们。我想通过展示获得什么吗？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叫现实的领域之外，但我想象，有一个不同于现实的“字的领域”，这个领域能直接和每个人的心灵相连。字的领域是分别地、个别地和每个人的心灵相连的，这种关联是在私下发生的。人们各自读书，文字分别诉诸于他们每个人。当我写，我和我写下的字的关系也是私人的。 这种私人性对于文字的公共性而言，似乎是至关重要的。曾经令我快乐的是：在我进行私人的写作的活动的同时，我就已经是公共的了。而那些怀有强烈的“变得公共”的意图的话语——政治宣传、广告、商业文学，等等——却不属于我说的公共领域。因为它们希望直接成为公共的，它们公共地和人发生关系，而不是在私下和他们发生私人关系。这样一来，它们的公共性就是空洞的，像一个手势或是陌生人相遇时礼貌的笑容。我把这些语言归入现实的一边，和它们保持距离。 通过文字-写这个连接点，一个人可以变得公共而无需离开他自己。如果我想象自己写下的字进入了公共领域，那么不管有多少人真的读了或者喜欢它们，只要它们在公共领域中，它们就暗含着和全体的联系。我把这个公共领域看做普遍的，甚至是永恒的。 失去了这个连接点的我，不再能同时既在自己之中又是公共的（普遍的）。一套名字相似但功能截然不同的概念取代了旧的概念。D教授带给我的新的“公共性”（用引号表示区别于前面的同名概念），似乎是和现实等同的；它对立于我的存在，就像头脑中无形的思维和有形的物理世界截然区别。新的“现实”不再有能什么外在于它的东西，现在它包含一切，是全部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我的身体笨拙地在现实里面移动。我的心灵需要躲藏却无处可藏——它感到自己的在场是非法的。它的身份是非法的，就像非法移民。非法的身份不是说着它做错了什么，而是表示它不被允许出现在某个领地中，在犯错之前，它于某处的在场已经是非法的。 这时的私人性变成了彻底的“私人性”，成了封闭在自我之中的幻想，连带着与普遍性直接连同的愿望，被斥责为自恋和自大狂的幻想。如同一个人的性幻想，它没有错误，但也不会在“现实”中产生什么能与他人分享的东西。 一个朋友说：听上去你像是信了个邪教。作为这个邪教的信徒，你会给这个教起什么名字？我犹豫了一下，想什么名字能概括D教授带给我的这个思维体系。我不确定地说：“可能是精神分析”。后来我又想到另一个词，“不配存在”。我相信我是被排除的，被排除在他的“公共”和“现实”之外。我在非法性中存在，呼吸，写作。我在恐惧中做着这些事，我还希望借由后者摆脱这种恐惧，我怀着对文字最后的情感与信任祈求着。我几乎是赌上我的生命，再次向不可穿透的含糊性逼近，为此我也凭着对概念残余的亲切感，再次使用起它们。我也不得不再次使用“我”这个非法的人称代词。

3.5.两种公共性

当公共的和“现实的”混在一起，我使自己变得公共的需要，就开始和人从“现实”中获得好处的需要混在了一起。我很难描述这个“现实”以及人们希望从中获得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与此相关的想法总是让我觉得非常厌恶。没有细想过它，也缺乏用来描述的词语。当D教授对我说“你会写出好的作品”、“你要做计划”，“你应该出国读书”时，我感到这些态度暗含着一种社会等级，以及一个努力爬上更高等级的主体。如果存在这样的等级，就意味着不同的生活、选择、行动和各种暂时的存在状态，都能被放到同一个尺度上衡量，得到较高或较低的排序。 如果我把我的写作看做公共的，但与“现实”无关，那么一旦我写完，它就是完了。如果我把它分享到某处，我不会关心别人怎么看它，也不在乎究竟多少人读了它。——哪怕只有一个读者，就足以确认它的公共性。只要有一个人对它产生了感觉，就意味着它可以和个体发生私人的联系。不需要来自他人的确认。每个作为个别点的“一”，都直接和作为普遍性的“一”相连。 另一种情况是，当公共的和“现实”关联起来，我就会时常登录博客看看有没有人看我的文章，会觉得一个没有多少人关注的博客还不够“公共”。——那么怎算够？难道我需要所有懂中文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来阅读我的自白吗？难道需要有个收银员似的世界主宰对我说，“我，作为普遍性的代言人，收到了你递交的文字，确认你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才感到满足吗？这种情况下，来自他人的确认必须且缺乏的，不可能得到满足。没有哪个个别的“一次”能直接和作为普遍性的“一”联系起来，除非虚构且沉默的普遍性本身在奇迹中开口说话。在这种状态下，人游走在一个接一个的“一”之间，永远无法抵达普遍性。这是对我前面提到过的“转喻”的另一种表达。 上述两种存在模式的截然二分（每一个都和直接和普遍的那一个相连，或者哪一个都不和直接普遍的那一个相连）是我这些年来的感受一种基本的现象。令我惊讶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如何存在于同一个人的心灵中，又是什么造成了两种状态的切换——它们如此迥异，不可能发生过渡性的渐变。因此切换只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心灵的重新布置。让我再试着回到“现实”及它的等级制的话题上。

4.作为成就的公共性

再回到前面提到过的书店。 书店里摆满了我本应喜欢的书。当我走在书架间，依然是那种同时被吸引又被排斥的感觉。我继续走动，拿起一本书看两眼又放回书架，重复这个动作。这些书的标题都是由听起来很有意思的字组成的。在书店里走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那些曾经吸引我的和此刻排斥我的，是同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是被赋予这些书本的价值。 现在当我写下这句话，我觉得不是很确定。首先我不确定社会赋予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过去喜欢的东西。我不是一个从小爱读经典著作的人。但当我发现我的个人兴趣能碰巧跟一些在现实中也被认作好的东西重合时，是开心的。所谓价值的“社会等级”其实很奇怪，被摆在价值金字塔顶端的东西总具有一种超越性。一些印度教和佛教的故事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低种姓的人想转世为更高种姓的人，最高种姓的人则想摆脱轮回再也不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此一种渴望脱离现实的东西，却和现实中最好的东西挂上了钩。这种经常被斥为“对大地和生命的厌恶”的态度，并不是作为“奴隶宗教”的基督教的专利。（我理由不足地认为，“意识形态”也是对它自身附带产生的结果的否定，它是对生产着它并由它再生产出的现实的否定，它是现实的自我否定，凭这否定把自己和现实区分开，却又矛盾地被现实再度囊括——为什么对现实的否定反倒成为现实的秩序本身？为什么对现实的否定成了对现实的捍卫？）我对那些最抽象最空泛的事物的兴趣，确实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好处，我可以在图书馆里舒服地坐着，享受过免费出国旅行的机会，当时我觉得我可以永远在大学里待下去，我可以一直读书读成教授，然后在大学里待一辈子。那段时间，“我”和“现实”的分离似乎不存在了，生活的各方面都显得那么协调一致，仿佛得到永远的解决。 我从D教授的理论中分出的两股思路，除了精神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我开始批判自己过度自我反思和拒绝现实的倾向，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特征，而我原先认为哲学理论可以实现的普遍性只是一个阶级的特殊性。这种思路似乎把一种新的“现实的普遍性”灌输给我，也就是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现实”。他们称这种新的“现实”是一切理论的基础，但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一种理论。我把这理解为，“现实”是一切理论的基础，但它不可能被理论化。这随后产生了一系列无解的矛盾。 不过，D教授对于如何在“现实”中生存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困住我的并非D教授的一贯性，而是他的自相矛盾，就像一条两头都设墙的路，把我死死困在里面。

第二天醒来，我想换一个思路讲“现实”。他带进我的头脑的那种被我成为“现实”的、等级化的意识，主要是关于“成就、成果”的。 醒来坐在床上，我感到很虚弱，就用手机播放了一首尼克的歌。这首歌——沿用那种我用过许多遍的表达方式——让我感到既亲近又有距离。它作为一种感性东西、直接传进我的耳朵的旋律，是亲近的。当我把这些歌和作为个体的尼克，那个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弹琴、在27岁自杀的人联系起来的时候，它是亲近的。这时我把这首歌看做某个个体的产物，它是独特的，和其他个体的其他产物没有可比性。而当我把它看做一种音乐上的成就，我就和它很有距离——成就总是可比的；尽管我没有把它和别的被称为成就的东西比较，它依然被归进了包括许多东西在内的一个可以统称为“成就”的类别中，成为“成就本身”的一个例证。这个需要加引号的“成就”好像一大块什么东西，沉重、坚固、不可移动，如一座纪念碑。某物被归进这一值得认可的类别，但认可和这一物的独特性无关。认可总是千篇一律的。然而也可以说，某些东西被千篇一律地认可为成就，正是因为它们被制作成独一无二的样子，“成就”这个统一的标签正是被分发给它们的独特性的。于是，不同事物的个别性就直接和一种统一的认可联系在一起。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我前面对公共性的描述。它们的区别可能是：“成就”的逻辑中是没有私人性的。相反，“成就”的说法是外在于所有人被施与的，它从一切直接的关系（如一本书和一个读者的关系）之外被施与。

「我心目中的“他们”，对于每个“我”来说都是“他们”。」

“成就”的说法凭着它加引号的“直接性”，闯入那些原本直接的关系中，使它们被中介。是否可以说，前面说的那种通过私人性实现的公共性的基础，是私人性的普遍性？——说a是公共的，就意味着a具有与一切（每一个）事物发生私人联系的先验可能性。因此，当“成就”的逻辑闯入各个关系并摧毁它们的私人性时，它也就把原本的公共性替换掉了。“成就”的逻辑摆出一副被必须被普遍承认的严肃面容，强行审视和规定着一切私人关系，这就是D教授施加给我的那种需要加上引号的新的“公共性”。 作为“成就”的“公共性”，和原本的公共性不同，它不和现实分离，而是与“现实”结合在一起，与“现实”互相支撑。用含糊的形容词来说，和现实分离的公共性似乎是轻的，它像经过提炼的稀薄的空气从人的心灵中流过，也流动在人与人之间。而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的“公共性”似乎很沉重，负载着过多的含义。它宣称自己是“现实”的法则，或者说它就是“现实”的等级制本身，对成就的判定以及相应的等级制建构着现实本身。这种手铐似的公共性绑架了现实，用物质现实的坚固性以及为其等级制的有效性背书——你不能取得像样的成就，就会在物质上被限制、在肉体上被杀死，你的肉身和精神的行动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有限；它也用物理世界在空间上的无边无际，证明自己在范围上的普遍性——你走到哪里都不能摆脱这种规定。 某些东西被视为成就，另外一些被排除在外。某些东西被赋予价值，某些东西不值得被谈论。某些创造是严肃的，某些是幼稚可笑的。随着“成就”的观念在我脑中扎根，我也形成了一种几乎比这更坚固的信念：我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意义上的“成就”的（我把我自己放置在成就的反面，这似乎是毫无道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每当某物在我头脑里和“成就”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象它被给予了一种统一的认可。这统一的认可总是与D教授的存在相伴（他的声音，或他的话，或经常出现在书封面上的那张标志性的拉康的照片，或者只是唤起了我记忆中的他的存在曾带给我的感觉）。一旦我想象这种统一的认可，我就不再可能与事物建立任何私人的关系。换句话说，因为设想了这种由“成就”规定的“公共性”，我失去了通过与具体的事物相处而进入具体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方在排斥哪一方。是携带着“成就”的标签的事物排斥我，还是我排斥贴了“成就”标签的事物？“我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不可能”一方面意味着，我和我做的事情、我创造的东西不可能被赋予这种认可，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必须坚决地待在“成就”的领域之外，绝不进入任何被它规定的领域，那怕代价是在虚无中死去。导致这种过激的信念的究竟是D教授的“现实”对我的拒斥，还是我对他的现实的拒斥？当“成就”的逻辑缠住我的思维，我感到非常差劲，但无论差劲的是这条逻辑还是被它缠住的我，都是很矛盾的：如果按我的想象，D教授自己认同于成就的逻辑，那为什么当这条逻辑出现在我脑中，我就成了可笑和无能的存在呢？难道只有当这条逻辑在他脑子里的时候，它才是成立的——它独立存在的时候犹如绝对真理——一旦它映现别人头脑中，就成了值得嘲笑的了呢？难道我感到的差劲和荒谬，不是对这条逻辑本身的性质的体验吗？ 自相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此时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艺术被拜物化了。

5.自我或向下的螺旋

让我把我的生活中可能被归为“成就”的反面的成分列举一下： 在下午起床；一整天都在写自己；很穷；几天前想写的读书笔记没有写下去；从学校退学；写不出一篇完整的小说；依赖酒精和xx；用不了第三人称；无法虚构；等等。 “成就”的概念使一切被归类为成就的的东西都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因此它不断责备自己的存在。每当批评的声音产生，它总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我被这个责怪我无所作为的声音指责，另一方面是我指责自己又让这个声音——这个思想——侵扰了自己。我因它的侵扰而痛苦，这种痛苦好像在别人的土地上劳作、服从主人命令的奴隶每时每刻感到的惶恐和死亡威胁。我也指责自己：如果我无力与他人规定“成就”概念抗争，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想从它那里扭转开，我就永远是为别人（D教授和他的领地）劳动思考的奴隶——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成就来。似乎我和我的“主人”都认可的一件事是：“一个受到成就的逻辑影响的人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成就的。”这个规定是成就的逻辑的一部分，但它似乎只适用于受它影响的人，而不适用于用这条规定评判他人的D教授。 D教授的知识是他手中的鞭子。他的工具，我的桎梏。

一个批判针对我个人，或者针对我的“自我”，它说：你是不值得讲述的。写你自己不可能产生成就。这句批判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它使“我”感到痛苦，在痛苦中“我”希望讲述自己的痛苦以化解它，却因此被再次批判，使痛苦加深。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里这样描述心灵的结构：一层硬壳（自我）包裹在更柔软的东西之外。硬壳是在心灵反复受到外在刺激之后逐渐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变硬了，这样同样的刺激就不再能穿透它触碰到柔软的内部。 这就像一层老茧，自我是心灵的老茧，或者说心灵的斑痕组织。对斑痕的痊愈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反复抠它。它越是受到更多的刺激，就变得越硬、越厚、越顽固。只有放着它不理它，避免让它再次发挥作用的场合，它才能逐渐退化，柔软起来。 自我是心灵死去的部分的尸体的堆积。（自我组织的激增是D教授的批评的产物。）“你不值得讲述，写你自己不可能产生任何‘成就’。”这句批评会不断印证自己，创造与它相符的现实。如果没有这句话，对自己的讲述和对任何其他东西的讲述一样，在任何一刻都可能通过一个别的点与普遍的事物相连，即使是因个人痛苦开始的写作，也可能因为写本身而变得快乐起来。但是当一句批判以不可化解的方式原地扎根，它就把“我”困在了不可摆脱的痛苦中，让讲述沦为对同一种个人苦难的反复默念，它阻止了从个别性向普遍性的升华。 心灵因此陷入不断向下的螺旋运动，“我”和“对我的批评”在螺旋中彼此纠缠和攻击，就像死死咬住对方坠下悬崖同归于尽的野兽。 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写到死或者写到重生。我感到这是我要么重生要么死的倒计时。

6.连续性和死

缺乏耐心：要么康复要么死，没有别的出路。 我需要一个感到和它有关联的世界。 我没有捍卫自己的习惯。如果谁指责地说：你不是，或者你就是；我不想回答：不我是，或者不我不是。我不喜欢陷入竞争性的关系。我不愿意持一种和指责对立的立场，因为自我辩白和招认在我看来太过相似。我倾向于从这个指责涉及的领域彻底撤离出来，超脱于它。并且只要这个指责可能有道理，我就要接受它并且加倍努力地纠正自己，以便使自己全然脱离被指责的位置。——可以说这是全然的自恋，精神洁癖。 由此推出，如果D教授的“现实”中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如果我在任何程度是认同于他的“现实”，这都构成我杀死自己的充分理由。如果屈从于D教授“现实”的逻辑（认同他对“现实”的描述就是现实本身）的责任在我自己，这就足以让我在受其折磨的时候对自己的思维深恶痛绝，认为出于尊严我也应该杀死自己。但是由于D教授的逻辑本身也指责我受其摆布，我对自己的批评和他对我的批评就混淆不清，我希望通过自我批评（精神洁癖）退出D教授的现实、超越于他的思维活动（自我否定活动），也就掺杂了D教授对我受他人影响摆布的批评，他对我的否定。 缺乏连续性：因为没有连续性，我每天都要重新开始。前一天取得的进展都不能过夜。我必须一次次地从零开始。 转喻2：仿佛我有一种把句子写的绝对正确和完整、没有歧义的强迫倾向。所以我无法判断哪些细节是可以省略的。我需要查字典学习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完整性似乎是转喻的主导原则，所以它才无法完成/完整。（不要问我为什么有这种倾向，不然我又要说：因为D教授曾经说我的文章混乱不清，难以理解。） 仿佛现在只剩下一种写作“风格”，就是清晰、完整的风格。 完整的要求使开始一个句子变得非常困难。不知何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烦人的习惯，就是边写边小声念出来，仿佛需要声音来替代缺失的语感。语感在感觉上是完整的，但在字词上不完整；声音，在字词上完整但可以没有相应的感觉。 提笔之前，我在脑子里太多次假设性地审视这个尚未形成的句子，以至于它落到纸上的时候，我已经因为审视太久而不认识它。一个思想和感受形成之前，我在脑子里太多次地斟酌、衡量和模拟它的各种潜在发展——这种斟酌、衡量是对思想的模拟，是虚拟的思维活动——以至于虚拟的思想和情感在我脑中大量繁殖，挤占了现实的感觉的生态位。审视、斟酌、衡量总是以D教授的逻辑为标准，因此可以说，D教授对我的某个潜在的思想、感觉的评价取代了具体、确实的思想感觉。这些思想还没在我头脑中长成，就被他的评价替代，我不再知道自己怎么想、怎么觉得，只知道D教授对我可能有的某些想法的评价。 缺乏连续性2：如果我不知道明天该做什么，我就感觉惶恐。仿佛时间在前面有条缝隙我不知道如何跨过，或者说，仿佛我没有能力让明天的时间实现/成为现实。如果我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该做什么，我就感觉惶恐；如果我的脑袋已经很混乱了，自杀的画面就会随着惶恐感涌现——仿佛因为我不知该如何让时间延续，就只好让它终止。

7.绝对的区分

我见过，车灯接连打在倾斜的栅栏上投下的细长影子，像转动的万花筒一样从我面前掠过。随着我，从世界中撤离，我也开始失去判断力，现在对世界行使判断的不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他变化无常的意志。 我该凭借什么力量在那看似全能的判断面前保护自己？ 我像一粒轻而细小的沙，对面的秤盘上的力量如山脉般沉重巨大。不仅是一座山，而是连绵的山脉。一粒沙无法和山脉般的东西抗衡，它试图把自己从山的脉络范围放逐出去。但它去哪里见到的都是山。世界被或高或低的山遍布着，被它们的脉络划分着。整个世界就是一座山脉。 当判断的山脉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所有在其中穿梭的运动都是路线的选择。每个选择都有充足的理由被批判，因为我走在他规划的道路上。 一个绝对的选择被称为决定。选择是根据外部环境做出的，它从迷宫中挑选一条路线，所有路线都是事先被规划好的。决定则是根据某时刻的内在必然性做出的。 判断的迷宫批评我：你不该让探寻之路被我的路线束缚住。如果你允许自己为我所困，失去了和你的内在必然性的联系，你是可悲又耻辱的。 你是可耻的，因为你的视线被我的迷宫困住。你因此成为我的臣民。只要这迷宫还在你的视线中，你就总臣服于我的判断。 我怎么能不再看见这座迷宫，这座山脉呢，当它压倒性地向我扑来，通过我所见的几乎每样东西被唤起？除非我像犯下无可挽回的罪的人那样刺瞎自己的眼睛。 当我所谓的内部必然性与迷宫中的某条道路相遇，我的视线就立刻被迷宫的画面覆盖了。我被它重新命名。我的声音如此低，如此近似沉默，它总会被旁白覆盖。 意义的领域被占据了。

从某个角度说，我太习惯于把一个领域让位给他人了。相比于在他人和我之间设立边界，我更倾向于让这两方都成为绝对的。我设想我和他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都在各自的世界中成为绝对。 我以绝对的方式思考。我倾向于不为联想设定界限：如果某物让我想到P，我就会把它归于P。我不愿意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属于P。我需要弄清楚这到底什么程度，也就是弄清楚它以何种方式绝对地属于P。我也以这种方式在自己之中做出区分：我的有些思维活动彻底遵循D教授的判断，有些和他毫无关联。当一个思想让我联想到D教授的态度，他的态度就像被宣告的命运之网一样降临到我的头上。 唯一的“绝对”压制了其他复数的绝对。唯一的“绝对”扼死了其他绝对的可能性。为什么？只有这个“绝对”直接向我说话，它携带着普遍的联系被施加于我，而其他的绝对都是由我的思维主动建立起来的，它们与事物的联系是由我的联想建立起来的。K、H，还有其他每个人，他们都没有传唤我，他们的话语没有直接指向我，说：“你是……” 这种绝对的力量从何而来？我立即的屈从又从何而来？如果是来自我的内部，那是怎样的一条“奴隶神经”？如果来自外部，那又是哪里？对，我知道我正像信教的人谈论上帝一样谈论D教授对我的影响。这多可笑——想到有那么多听上去动人美好又可信得多的“神”，我都无法让自己相信，却无可救药地被这般恶魔似的存在捕获，它在各个方面都像个灾难性的偶像。绑架了“现实”作为他的权力依据的判断，几乎让“现实”本身变成了超验的。

我总在做绝对的区分。不仅是区分我和他、我的和他的、现在和过去、健康和病态。我持续地作区分，比如这里我又区分了“选择”和“决定”，这可以归入“健康和病态”，或者“过去和现在”的类别中。我还区分了“复数的绝对”和“唯一的绝对”，这可以归进“我的和他的”的类别中。 一种简单的、极度简化的模式在我的理解中重复出现。无论我用多么动听的词语，它们都重复着同样单调的区分。比如我在这里的分析可以说是“他/我”、“病态/健康”这两组区分的一连串变形，附带一个无法还原的时刻，“他”进入“我”使“我”臣服的神秘时刻。 只要这些僵死的区分还持续统治我的心灵，思想就不得自由。好像我的大脑皮层只剩下两三条沟了。 我能从这些僵死的区分中看到的唯一的模糊性，便在于“他/我”和“病态/健康”这两组区分紧密相关却又不完全对应的关系。比如“他”和“我”都可以被归为“病态”或“健康”。当“他”的判断是某个思想的动力因，“我”就被看做“病态”。当“我”是一个思想的动力因（当我试图批判地反思D教授的影响），被看做“病态”的就是“他”，“健康的”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依然是“病态”的，因为它是“他的判断”的直接结果，病态的产物）。因此“病态”一词的功能会随着批判主体的交替而改变。但在两种情况下，“病态”的基本含义都保持一致——病态意味着被外在的绝对判断控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同意这个判断，“他”和“我”都凭这个原因批判现在的我——或者说，它们在作为场所的我之中批判彼此。 当“我”批判“他”，我的思路大概基于一些旧的思维倾向和经验，经由德勒兹式的概念重新表述。我没怎么看过德勒兹，因为听说他的时候我已经无法阅读当代法国哲学了，但我直觉或固执地认为这些表述是德勒兹式的。因此在我看来这些讨论都还没有超出“他”的理论范围。无论是哪个批判主体在发挥作用，它都不断引用着同几种区分，以及过去的理论——我在几年前学到了这些理论，却不曾成功理解它们，只是不断地用它们理解我自己，任由它们的理解对我实施判断。

8.缝隙

困住我的并非D教授的一贯性，而是他的自相矛盾。如果说在我们两个的对立中，他被当成没有漏洞的全体-“现实”的代言人，我就是自我放逐在这种“现实”之外的、无法被意义覆盖的矛盾性的化身。 “世界”（他的现实）没有缝隙。 只有“我”破碎得不再有任何统一的自我幻象，只剩一个僵硬没有生命的外壳和永远破碎的内部。只剩下关于无法统一的自我的幻象。 也许我认同于世界的缝隙。也许“我”就是世界的缝隙。 我是灾难，我是悬崖。我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据。 一切思维都在我之中断裂，表明它们都不能成为我的上帝——它们都不能拯救我。对，你可以拯救整个世界，你可以让整个世界充实，但我依然空虚，我永远空虚。你的话语总在我身上落空，你的意义浇在我身上总是滑落下去。这是一片神圣之爱无法眷顾的荒地。

天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认同于一条缝隙。这首先是由于我过于相信他的体系的不可动摇性。我只是相对于它才是一条缝隙。尽管我在实在性上并不比其他存在的东西更少。 作为缝隙，我是对他的体系的否定吗？不是。我更像是那个体系的一部分。我非常彻底地被它规定，又同等坚决地拒绝它的规定。

「我停止了一切行动，只期待某种唯一的行动的到来。一切个别的行动，和那唯一被期待的“一”相比都太遥远和羸弱。一切思考在绝对知识的假象面前都……滑落了——你知道每取得一点零星的知识，都比之前离无限的知识更近了一步，但真的吗？无限大减去一或二，十或二十之后依然是无限大，它不会因为已经取得的有限数目而变得更小一些。我没有办法不在设想一个具体行动的同时，设想一个庞大的无限，这个设想本身就足以否定这个个别行动的价值。这种否定的倾向充斥着我，或许对于每种感觉和思想来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否定性的容器。当人思考绝对本身，任何个别的活动都可能被间接地包含在它之中，它在理论上并不排除任何具体事物，但是由于任何活动都不是“绝对的”，与绝对相比，它们只能被理解为否定性的。 “我”作为一切活动和思考滑落的地方，一方面，是和包含一切事物的“绝对”相对立的东西，是“绝对”的缝隙，是“绝对”不在场的地方（不属于它的、没有它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活动和思考都是由于在我之中与“绝对”相撞而滑落的，“我”就是“绝对”本身存在的场所，事物在“我”之中遭遇的否定性就是来自“绝对”本身的否定性。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绝对”和它的缝隙是一回事。“他”和“我”的对立，是“绝对”本身自相矛盾的的体现。」

半梦半醒的故事在照进一点灯光之后，就只剩最后一个画面：经历了坎坷的轮回和两次生命的男女主角，老年，各自抱着一块方形的大石头走向一道半人高的砖墙。他们已经死了，每个死人都会往砖墙上垒一块白色的石头。镜头拉向远处，这道低矮的砖墙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上面是蜿蜒的一排白色石头，每个代表一个活过的人。他们复杂的生命故事最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中的一块砖。这算一种最低限度的痕迹吗？教堂里神父匆忙地给每个排队的人嘴里塞进一小块饼和一口酒。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感觉——证明每个个体的意义的，就是如此微不足道的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