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小万神殿》写作的中译导言

中译导言 我们呼唤着那些已经逝去的我的哲学朋友和兄弟，让他们做一个见证，为我们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造假者指控中来目睹无限的到来。——巴迪欧 每一本书都有一个导言，每一本译著也需要译者导言。导言的目的在于，让读者可以更轻松地进入到文本的阅读之中。准确来说，巴迪欧这本小书是一本非典型的巴迪欧著作，他并没有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用大量的晦涩的概念和语言来阐述一个复杂的本体论。相反，这本著作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文学化的语言（这对于翻译他的著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娓娓生动地描述了他与这些哲学家的关系，并为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做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图绘。 那么，对于这样一本很通俗的著作，作为一个译者，应当来写一个导言呢？ 我首先来谈谈这本书的书名吧。正如巴迪欧所言，他开始为这本书起的名字不是这个，而是“墓前演说”。现在这本书的名字，是别人向他推荐的，可以看得出，巴迪欧很乐于接受这个名字。对于这个书名，巴迪欧在这本书的“开篇”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这里就不做冗述。关键是，这个书的书名“Petit panthéon portatife”，应该怎样翻译成中文？起初，我在我自己随意的翻译时，我不假思索地将这个书名翻译成《小万神殿》（尽管现在我仍然称之为《小万神殿》），背后没有太多思索其中背后意义。 后来有从法国回来的朋友跟我说，这个书名翻译的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法语中，panthéon更多地被翻译成“先贤祠”，那么这本书名就不对了，应该叫《小先贤祠》。倘若如此，这将会是翻译中的一个硬伤。我在豆瓣上贴出译文也被人指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个说法引起了我的重视，毕竟，这个在法语中被称为panthéon（先贤祠）的建筑仍然在巴黎健在，现在位于巴黎的拉丁区，起初是法王路易十五兴建的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后来辗转变成了安葬法国的文化与社会名人的地方。我们所熟知的大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居里夫人、左拉等人的骨灰都安葬与此。与此同时，先贤祠也成为了法国的一个文化标志，是法国的名流和先贤的象征，同时也是安葬于其中的名流的莫大的荣誉。 但是，如果将这本书的书名改成《小先贤祠》，问题解决了吗？我想没有。巴迪欧仅仅只是从法国文化意义上来祭奠十四位已经仙逝而去的法国哲学家吗？或者其中的意义仅仅在于，将十四个未能安置在法国名人殿堂的灵魂，用一种小先贤祠的方式来安置吗？我估计这绝非巴迪欧的本意，或者说，巴迪欧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会比这个意义更高一个层次。这样，我们不必从一个法国的特殊性角度来理解“先贤祠”，而可能站的更高，或者用巴迪欧的话来说，用一种普世的角度，或者绝对观念的角度来在今天，让十四位逝去的哲学家在精神上重新复活，并让他们目睹着我们面向那个绝对的大写的真（Vrai）前进的旅程，或者，我们看到的巴迪欧的这本书小书并非一个坟墓中的祭品，而是一种从上面照耀下来的光芒，或者说，“万神殿”的光芒。 或许说到这里我们得玩玩词源学了。panthéon并不是法语的本土词汇，其中其词源指向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个词的希腊语是πάνθεον，拉丁语是Pantheon，基本上与法语的词根一致。在意义上，也有迹可循。希腊语中πάν和拉丁语中Pan，都是泛或所有的意思，而-θεον和theon都是代表着诸神。那么在希腊语和拉丁语那里，panthéon的原意都是指的是所有的神灵。那么panthéon是否代表着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中上帝与人的关系呢？显然不是，与一神教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神和人的关系并非截然分裂的，尽管神有着自己的尊严，但是神同样关照着大地上的城邦和国度，那么神和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中是一种共在的关系，而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绝对外在于人。 那么，如果我们将panthéon理解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个神庙，在这里，神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呢？或者更进一步来说，神庙和古希腊或者古罗马的哲人的关系如何呢？毕竟，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不是那种庸碌之辈的问题，其中的核心命题已经被巴迪欧定义死了，是哲学家，亦即哲人，同panthéon的关系。关于哲人同神庙的关系，在文献中的记载并不多。但是有一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同太阳神的戴尔斐神庙的关系。传说戴尔斐神庙上有三条箴言，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是“认识你自己”（νώθι σεαυτόν）（另外两条分别是“你是”(ει')和“毋过”(μηδεν αγαν)），而当有人戏谑的向戴尔斐神庙求神谕：“谁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神庙给出的神谕是：“神谕回答说：“在所有的凡人中，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这个故事作为了古希腊哲人的经典被永恒地传诵着。不过，这里面涉及了一个被列奥•施特劳斯称之为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问题，即神与作为此在的城邦中生活的哲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在地上的哲人始终在思考，什么才是最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样的城邦才是最好的城邦，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是哲人的使命，是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层面，即一个永恒的神的维度，即在戴尔斐神庙的神谕中表达出来的那个绝对的维度。可以说，在苏格拉底的这个经典的故事中，哲人的维度和神的维度在这里交织了，而且哲学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其从平俗的城邦政治生活中脱离出来（尽管这种平俗的政治生活必然是哲人的起点），上升到一种更值得过的哲人式的生活方式之中。哲人的上升面对了另一个过程就是神谕的下降，这个过程曾经在柏拉图的最后一部巨著《法篇》中曾得到一种巧妙的交融，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普遍性的真是以神谕的方式下降的，真不作为绝对性在这个世界上显现出来，它必须具有一个具体的身体，一个可以道出绝对之真的身体，这个是绝对之真的临圣，一种道成肉身，这种道成肉身，在苏格拉底的身体上融合了。这样，哲人从世俗的政治世界的上升和绝对的真在世界之中的临圣，都是在戴尔斐神庙的神谕中一体化了。神谕的告诫不仅仅是谁是最聪明的人，而且也是，苏格拉底的生活是最值得的生活，亦即一种观念化（Ideation）的生活。 其实，如果仔细来看，巴迪欧在近期的一些著作中在有意识地向古希腊回归，其中包括他在巴黎高师的讲座中以柏拉图为专题进行讲座，也包括他不满意于传统对柏拉图的经典《理想国》的翻译（尤其反感将其标题翻译为共和国（法语对应的是République））。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倾向，即巴迪欧在思想上越来越接近于芝加哥学派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哲人列奥•施特劳斯。一个激进左翼会和一个保守的古典右翼讲到了一起，我称之为“两极相通”（我现在也正在写作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题为《两极相通：巴迪欧与列奥•施特劳斯的相遇》），这种相同既表现为，巴迪欧和施特劳斯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中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倾向的摒弃，也表现为，他们都思考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哲人（或哲学家）同一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问题（尽管两人的思考问题的途径是迥异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结论，都是回溯到了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即过一种有观念（Idée）的生活，让观念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方向，亦即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的问题。 通过这种梳理，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巴迪欧为什么十分属意现在的这个书名。也就是说，巴迪欧并不打算在一种特殊的辖域之内来谈论哲学家及其观念的问题，更不是一种为了忘却的怀念，他更需要的是，在当代将这些哲学家那里的观念加以激活。让观念的光芒可以更多的普照在这个大地上。但是正如巴迪欧反复指出，这种光芒的照射，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的，它十分稀缺，更多的时候，大写的真的光芒只会在事件划破宁静的夜空的那一刻湛显出来，我们也只有在那一瞬间才能偶然捕捉到那个大写的真的光芒。不过，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捕捉到那个光芒的，这里有两个因素，巴迪欧都曾经强调过，一个是事件稍纵即逝，我们很难在那一瞬间把握住它；另一个是，能够把握住那个光芒的主体是稀缺的，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只有我们忠实于那个事件，忠实于那个瞬间，我们才能对事件进行追溯。那么事件飘逝而却，留下的是一种痕迹，而这种痕迹恰恰又是主体操作的结果，或者说，主体对事件的忠实的呈现为我们理解事件打开了一扇门，尽管我们捕捉不到那个原本的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事件痕迹，回溯到事件，并得到一种真与这个世界的关联，即观念。这样，观念便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明灯，成为了我们走向大写的联合的最终统一。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巴迪欧对于这十四位哲学家描述的真意，他们为我们留下的不是死去的文字，而是忠实记载着事件的痕迹的圣体，他们都是主体，借助他们独特性的操作，让一种非在成为存在，对这种存在的记载，就在他们那些蕴含着大写的真 的痕迹的文本之中。因此，对于巴迪欧而言，对十四位哲学家的祭奠，绝非一种对死去化作历史尘埃的祭奠，而是一种复活，他们的观念一种绝对的真的方式重新照耀着我们，当我们推开那扇文字的大门到时候，一种圣灵的光芒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这已经不属于向死而生的已逝先贤的痕迹，而是一种绝对的神迹，一种大写的真，带有观念的形式，向我们的普射。我们看到的是——“万神殿”。 有趣的是，罗马人真的有一个万神殿。我在阅读罗马史的有关文献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万神殿的宗教。据说，建造万神殿的正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凯撒，即那个在后三头同盟中取胜的屋大维，那个奥古斯都皇帝，他所统治的时代是伏尔泰宣称的历史上最好的四个时代的第二时代。公元前27年，屋大维在对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的战役中获胜，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屋大维命令他的副手阿格里巴修建了这座神庙，这座神庙从一开始就被叫做Pantheon，即万神殿，也有人音译为潘提翁神殿。有趣的是，这座神殿里供奉的并不仅仅是诸神，那些对罗马帝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君王，在经过元老院审议之后，可以批准列入诸神之列，这样君王的遗骸才可以得以进入万神殿。万神殿是对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个裁决，是否能够在死后进入到万神殿，也是诸多罗马皇帝梦想的目标。一些著名的明君，如奥古斯都，图拉真、以及那位撰写了《沉思录》的马可•奥勒留，后来赦免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大帝，都作为诸神，在死后进入到万神殿之中。一个君主是否能进入万神殿，元老院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当然，可以进入万神殿的君主，一般应该具有相应的武功（为罗马开拓疆土，或者成功地抵御野蛮人的进攻），并且拥有作为一个君王应有的德性（对于臣民和士兵的和蔼，对国家善治等等）。这样的条件非常严苛，不仅仅那些暴君和昏君（如尼禄，图密善之类）不能进入万神殿（相反，这些暴君的尸体都不能葬在罗马城内，甚至，如尼禄，被抛尸），那些用兵变上台的人，即便有所武功，在死后也无缘万神殿。不仅如此，那些在位不长的君主，如掌管帝国只有七个月的维特利乌斯，也没有资格进入到万神殿之中。在涉及到是否能进入万神殿，有一个君主在死后引发了正义，这个君主就是重建了万神殿，并在万神殿上的立柱上铭刻下“吕奇乌斯的儿子、三度执政官玛尔库斯•阿格里巴建造此庙”的哈德良。对于这位君主，《罗马国史大纲》的作者尤特罗庇乌斯有一个评价：“在整个当政时期，哈德良尽享太平。他惟一的一次战斗也是让属下去进行的。他巡行在整个罗马世界，还大兴土木。他说出的拉丁语极富修辞，道出的希腊语又极富学识。虽然他在仁爱方面的声誉并非那么出名，可他仍极其勤勉地恪守着财政制度和军事纪律。” 尤特罗庇乌斯对哈德良的评价可谓是中道的，他武功并不像他的前任图拉真那样显著，但是从品质上来说，仍然不失为一个温和而有德性的君王。其实，如果再细说一下，哈德良也并非没有武功，他曾经在英格兰进行征战，并在那里修筑了一道著名的城墙。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帝王，元老院始终不太愿意将其列入诸神之类，让其魂归万神殿。最终是他的继任者福维斯的坚持（元老院最终都极力反对哈德良进入万神殿），才让哈德良在万神殿里获得了一个神位。从哈德良的例子可以看出，进入万神殿的罗马帝王都是经过了严格筛选的，他们必须具有伟大的事业，亦即他们的确在他们的统治时代，为帝国及其人民创造了福祉。任何沽名钓誉之辈是不可能获得此等殊荣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君王才能被罗马臣民被尊为神来供奉。 其实，这里涉及到巴迪欧哲学的一个很隐蔽的方面，或者说，这是我为什么更希望称这本小书为《小万神殿》的另一个原因。即进入到万神殿的罗马君主是从这个世界的事业开始的，最终上升到神的过程。其是否能够进入到万神殿，并非一开始就注定的了，这个取决于君主（主体）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将自己的行为联合到一种共同的事业中（在罗马帝国，这个事业就是罗马帝国的荣耀）的时候，他们才具有成为神的可能。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巴迪欧在《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和《第二哲学宣言》中的逻辑，即从这个世界找到一个跨越所有世界的真理——成为诸神。诸神的事业并非一开始就从天上来注定的，其神圣性与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密切相关，其实，这也体现了巴迪欧从《存在与事件》中的本体论向《世界的逻辑》的现象学的转向，因为在巴迪欧1988年的《存在与事件》中，他更多是从纯粹的数学体系来建构一个本体论的天国，虽然说，巴迪欧仍然希望那个天国能够对此世进行指导，但是那个过程仍然是下降的过程，好比在《理想国》伊始，苏格拉底出现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那种下降。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下降，而在于上升，神的事业，或者在巴迪欧这里，绝对观念的事业，是从人间的事物开始的，这正是巴迪欧必须转向“世界的逻辑”的原因，因为真正的普遍性不能单纯依靠抽象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巴迪欧认为抽象理论的结论是错误），而是需要从此世的行为中找到一条切实可以通向绝对的路径，即我们如何进入到“万神殿”的路径，这条路径是作为主体走出来的路径，一种在此世的践踏中找到路径，在我们披荆斩棘的寻觅的路径的最终点，就是“万神殿”的入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是任何在世间的任何努力都可以为我们开辟通向“万神殿”的道路。正如具有武功又具有君王德性的君主，才可以进入万神殿一样，巴迪欧对可以进入到他的“小万神殿”的哲学家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巴迪欧的标准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一种仍然带有生命力的哲学，与那些苟延残喘，或者将哲学家本人的事业委身于资本的商业化运作的哲学不同，一种真正的哲学必须为我们打开未来的可能性，即让主体化，联合到大写的真理之中。巴迪欧对此十分不客气，他说“在我看来，只有一种真正的哲学，除了我这个小万神殿里面涵括的十四个名字的哲学之外，再没有真正的哲学了。”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在这本书中出现的十四个名字，他们这些名字为什么可以成为巴迪欧所言之真正的哲学。在这十四个人中间，拉康、康吉莱姆、卡瓦耶斯、伊波利特、阿尔都塞、萨特等人都应该算是巴迪欧的师长，尤其是伊波利特、阿尔都塞和巴迪欧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一些人，除福柯外，基本上都和巴迪欧发生过口角，其中以德勒兹和利奥塔为最。在五月风暴时期，巴迪欧曾带人到德勒兹的课堂上捣乱，而德勒兹对巴迪欧的回击也很不客气，利奥塔曾是巴迪欧的战友，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利奥塔的右转让巴迪欧不可接受。但是这些东西都妨碍巴迪欧将他们列入到他自己的“万神殿”之中，因为，的确，巴迪欧自己的思想从这些已经逝去的哲学家中受益良多，尽管受益绝不等于是对其他人思想的愚忠。被列入到巴迪欧的“万神殿”的这些人，有一个共性，即在巴迪欧看来，这些人都打开了一扇门，一扇可以通向绝对的门。尽管在某些地方，这些哲学家的论述相互抵牾，甚至是不留情面地争辩，但是，他们有可能都点燃了一束灯光，在这个灯光下，我们看到那个原本被我们认定为光滑无断裂的连贯性的状态居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伪饰，在这个伪饰之下，更多的是涌动的原生性的不连贯的力量。在巴迪欧的《世纪》中，他曾将这种连贯性的伪饰命名为“蒙太奇式的伪饰”，一种拼贴，然而，真正的真和永恒，被这种伪饰的拼贴给遮蔽了。这样，十四位思想家都做了一件同样的事件，即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表达，向我们展现了那个被遮蔽的真可能是什么。而正是，这一功绩，足以让他们中的每一位位列诸神之列，他们向我们敞开，那个在世间，被平滑而整齐的遮羞布所遮蔽的真理，当他们为我们撕开一道道裂缝的时候，绝对真理的光芒再次照耀着我们，也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能呼喊——Viva, le panthéon！（万神殿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