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近20年的俄国学者史禄国

史禄国是一位俄国人的中国名字，他的俄文全名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这位俄国学者1922年移居中国，1939年逝世于北京，后半生有将近20年在中国度过，绝大部分著作也在中国出版，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94年，费孝通还在深情地怀念这位1933年收他为弟子、指导他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使他受益终身的恩师，并以未能详细了解其生平、甚至连其出生日期都不清楚为憾。 一 史禄国1887年7月1日生于俄国古城苏兹达利。父亲是军医，居处不定，因而史禄国单是中学就上了三所。由于生病，未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在亲戚家修养了一年。1905年前往法国，考入巴黎大学语文系。与此同时，他又去当高等政治经济学校和巴黎人类学学校的旁听生。1908年在巴黎与伊丽莎白·罗宾逊结婚。婚后不久，应召回国服兵役；因身体不适合当兵，又回巴黎继续深造。1910年获得巴黎大学语文学博士学位后，同妻子一起回到圣彼得堡，在俄国皇家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工作。 由于当时的俄国不承认外国文凭，史禄国不得不先到南方的阿尔马维尔中学去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然后才得以在1911年9月进入彼得堡大学，成为该校数理系自然部的一名大学生。对于他这个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大学本科的功课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如同在巴黎一样，他同时又去旁听人类学课程和民族学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的讲座，因而得以参加萨拉托夫省与库班省的考古调查。四、五个月之后，他听取博物馆馆长拉德洛夫院士的建议，选择通古斯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一选择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1917年9月20日，俄罗斯科学院文史部向科学院院务委员会正式提出报告，请求批准史禄国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编外人类学者、该馆人类学部主任，派他前往中国东北，完成通古斯族群语言和风俗的考察，因为他“工作勤奋而又有能力，在人类学方面颇有造诣，并对通古斯族群进行过成功的调查”。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当场表决，以1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对史禄国的任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办公室的有关文件明确，授予史禄国的职称是“人类学助理研究员”。在此之后，10月2日，史禄国按规定致函临时政府，请求批准这一任命，并于两天后获得批准。最近在互联网上见到有人说史禄国“26岁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不知有何根据。 1917年10月11日，俄罗斯科学院院长批准发给史禄国夫妇护照，并委托他在此次考察中组织科学院远东长期考察队。 二 就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夜，11月6日，史禄国夫妇离开彼得堡前往远东。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城市，尽管直到1923年，史禄国依然是彼得堡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维什涅夫斯基】接替他之前，他依然是该馆的人类学部主任。对于这次考察，他本来制定了一个涵盖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宏大计划，并已开始在俄国远东、中国黑龙江以及北平实施，只是由于俄国内战爆发及其所造成的局势混乱与资金匮乏，才迫使他于1918年夏天中断工作，经哈尔滨前往海参崴。 1922年1月底，他被远东大学聘为远东国家民族学和地理学教研室编外副教授，讲授西伯利亚考古学、民族学和通古斯语。他在远东大学执教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却完成了两部重要学术著作的初稿：《满族的社会组织》与《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后者是史禄国最重要的著作，是他长期探索与研究的结晶。此书的部分章节曾以《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以及民族共同体分类中的地位》为题，在海参崴出版。 远东大学领导高度评价他的著作，答应资助出版。为此，他专程前往上海洽谈出版事宜。本来打算先出《满族的社会组织》，只因专门的语言符号印刷困难，才决定先印俄文版《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但是，事情的进展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顺利，使他不得不写信给远东大学校长，请求同意延长他在【上海】逗留的时间。 他没有料到，在他写信的第二天，红军就摧毁了白军的最后反抗，开进了海参崴。远东大学的新领导收到史禄国的信后，只将它归入档案，未予回复。他们还发布了一个公告：凡不在1922年10月26日来校报到的教职员，一律开除。史禄国就这样被远东大学开除了。得此信息后，他直接写信给校长，声明自己在离开学校后所做的和即将做的一切，都对学校有益，希望校务委员会改变这一决定。但校方没有理睬，他自然就难以回国，只有流亡异乡了。 三 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不少中国学者，并且还取了“史禄国”这个中国名字。但这位语言天赋甚高，懂得法语和英语，很快就掌握了通古斯语的学者，不知为什么【没有学会中文】。他后来移居北京后落落寡合，或许与此有关。 1923年，《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理研究》一书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学报》第57期增刊”之名在上海出版。1934年，此书经过压缩的英文本由北平辅仁大学出版社出版；1937年，它又缩写成法语论文在《新民族学丛刊》发表，从而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使他的“族体”（этнос，Ethnos）理论在西方产生了比苏俄本土更大的影响。照中国学者张宏莉的说法，史禄国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研究этнос的著作”。 史禄国的《满族的社会组织》也是在海参崴远东大学完成初稿的。可是，当他在1924年出版这部著作（英文版）时，却回避了它同该校的关系。此书后来在美国和日本重印，我国的商务印书馆2005年也出版了它的中译本。 1926年10月，【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史禄国应聘到该院讲授人类学。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筹设语言历史研究所，史禄国被聘为该所教授。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下属八个组，聘任史禄国为第七组即人类学及民物学组人类学工作室负责人。史氏在任期间，曾对广州的男女学生和驻军士兵进行【体质测量】，对华南人的发育状况进行调查。同年7－10月，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他率同容肇祖、杨成志等人，由广州经香港、越南前往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史氏在【昆明】作了2000例体质测量，并从人类学角度拍摄了150余幅照片；还住进彝民家中，记录彝语。1929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北平，决定史禄国在广州整理完既有资料后亦赴北平。1930年9月30日，史禄国迁居北平,不久转入【清华大学】，任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教授，后来成就斐然的【费孝通】等人，即是此时受教于他。 1935年，史禄国的专著《通古斯人的心理特质综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用英文在伦敦出版，很快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德国学者【米尔曼】称，此书刚一问世，他就明白，“史禄国用这部著作打破了民族学的条条框框，使自己跻身于第一流民族学理论家之列”。在1938年为此书所写的书评中，他又说：“这本书跟别的许多书不一样。那些书被人读过后放回原处，予以评价，然后就抛在一边，不再过问。与此相反，这部著作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学地位的强化，而其结果将长期引起争论。” 史禄国1939年10月19日在北平去世，葬于该市俄罗斯东正教会墓地。他的手稿和藏书由其妻子保存。她编写了他的著作目录，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她1945年在北平去世后，他的遗物就下落不明了。 照列武年科娃和列舍托夫等俄罗斯学者的看法，史禄国治学的主要特点是总体性与跨学科性，而学术成就主要在于提出了“族体”理论和“民族心理特质综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理论，以及对于萨满降神原理的阐释，认为这些理论和阐释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因而史禄国本人可被视为当代世界某些民族学和人类学流派的鼻祖。 苏俄学术界对史禄国的评价，如同对其他俄国移民学者和作家的评价一样，往往有这样一种倾向：起初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肆意贬低；后来又任意拔高他们的学术地位，夸大他们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阅读有关材料时，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至于列斯托夫等俄罗斯学者称史禄国曾“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显然是一种误会。当时中国相当于科学院的机构是中央研究院。我查过中央研究院的全部名单，其中并没有史禄国。（陈训明）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3/06/content_17386736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