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电影中的冷战

电影中的冷战 　　二○○六年秋季学期在新泽西讲学，我恰好得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简称SIPA)的哈里曼研究所举办了一个系列活动：“电影中的冷战——从美苏两边的影片看冷战”。这是一个半娱乐、半学术的小型讨论会，像许多类似活动的形式一样，先在冷餐会社交，然后放一部电影，接下来就是讨论。第一次活动安排在九月份哥大的国际事务大楼(IAB)开场，据主持人哈里曼研究所主任妮波姆亚士奇女士介绍，这个电影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年，主要希望通过放映不同时期美、苏双方再现“冷战”的影片，来展示“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放映一部美国片：一九三九年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好莱坞老片《异国鸳鸯》(Ninotchka，也有译成《情迷冰美人》的)。 　　这是一部浪漫喜剧片，故事发生在完全美国化的巴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联政府没收了公爵夫人的财宝，并派三名密使去巴黎卖掉珠宝以充国库。这三个密使很快迷上巴黎奢华的资本主义生活，还被流亡巴黎的公爵夫人的好友——法国伯爵里昂用糖衣炮弹击垮，致使交易被巴黎法院强行冻结。苏联政府只好再派一名高级特使来处理善后。三名腐化的密使诚惶诚恐地到巴黎火车站迎接，却把一个纳粹误当成特使。结果真正的特使让这三位苏联同志大吃一惊，她居然是个天香国色的姑娘(嘉宝扮演)。特使的名字叫妮诺契卡，有超凡精确缜密的思维，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是个没有人性温情的冷血女干部。男主人公里昂则是个巴黎社交圈的花花公子，时髦、浪漫、酗酒，在街上偶遇妮诺契卡就一见钟情，使出全身解数追求这位不食人间烟火、却久经沙场的女强人。女特使的反应却是：“我不把你的轻浮归咎于你个人，因为你是这个行将就木文化的不幸产物，你这种人也必将消亡。” 　　当影片演到一半，妮诺契卡这位冰美人还是禁不住“资产阶级的含情脉脉”，终于融化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人：贪喝法国香槟、身穿晚礼服出入夜总会、欣赏法国音乐，生活像一个寄居巴黎的俄国流亡贵族。影片的后半部表现妮诺契卡和密使们如何被召回莫斯科，重新过上窘迫、压抑的“社会主义生活”。她在思念里昂的伤心眼泪中苦苦度日，最后终于依靠伯爵的不懈努力，妮诺契卡和三名密使被拯救，再次投入到“自由世界”的怀抱。这是部通俗的好莱坞剧情片，除了对白搞笑和女主角演技精湛外，其他实在乏善可陈。然而观影后的讨论却十分有趣，耐人寻味。 　　先由主持人抛砖引玉，她评论该片与其他好莱坞丑化苏联的意识形态片不同，《异国鸳鸯》出品于一九三九年“二战”期间，当时美、苏是盟友，所以此片的价值判断还算暧昧，对苏联有批评也有同情。只在三个苏联密使接站那场戏中，用把一个纳粹误当成苏联特使，来暗示苏联可能成为下一个敌人。话音刚落，一个学者就站出来置疑：一九三九年苏联尚未成为美国的盟友，恰在此时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美、苏并不友好，所以主持人的说法有历史上的时间错位。问题尖锐，主持人一下卡住了，只敷衍说：此片比后来的“冷战”影片还是温和得多，没有把苏联指为邪恶帝国。 　　其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苏关系要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虽然到一九三三年美国才承认苏联，两国开始建立外交关系，但从二十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起，美、苏就有密切的经贸往来。美国史学家西格尔(Katherine Siegel)基于俄国近期解禁的档案和对美国史料的长期研究，出版了二十和三十年代美、苏关系研究的新成果(Loans and Legitimacy：The Evolution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19—1933，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6)，她指出美国当时一方面把苏联视为意识形态敌人，另一方面又急于从与苏的石油和制造业等大宗贸易中获利。特别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期间，美国开始了对苏技术转让和长期贷款，最终促成两国正式建交。 　　《异国鸳鸯》的确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对苏态度，此片自始至终嘲弄苏联激进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但男女主人公的对白又多次提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话语间暗示着某种殷切的期望，惟妙惟肖地传达出美国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爱恨交集，我们不能不对好莱坞电影会如此“紧跟政治形势”而感好奇。整个三十年代，好莱坞生产的苏联题材故事片很少，我手头上的资料只有两部，一部就是《异国鸳鸯》，由恩斯特·卢比西奇(Ernst Lubitsh)执导，在上映当年和之后一直受到美国影评的赞誉，很多人认为该片是嘉宝演艺生涯的巅峰，曾在一九三九年获奥斯卡四项提名，只因当年有《飘》的强劲挑战而终未获奖。紧接着在一年后，另一部影片《某同志》(Comrade X，1940)放映。这是一部克拉克·盖博主演、金·维多(King Vidor)导演的搞笑间谍片，与《异国鸳鸯》同出一个编剧之手，批评苏联的基调也大致相同，只是没有那么成功而已。还有一部虽非苏联题材，但却表现沙皇俄国军队的影片也值得一提。《英烈传》(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1936。Michael Curtiz导演)是部以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亚战争为题材的历史片，以好莱坞经典的史诗叙事再现英、土军队与沙俄作战，刻意把俄指挥官塑造成斯大林式的脸谱人物，俄国士兵则个个冷血，没有人性。 　　然而到了四十年代，好莱坞影片中的苏联形象大为转变。随着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遂成为美国真正的盟友，好莱坞再次“配合形势”出产了至少六部苏联题材的影片：《莫斯科任务》(Mission to Moscow，1943。Michael Curtiz执导)、《北极星》(The North Star，1943。Lewis Milestone执导)、《斯大林格勒的男孩》(The Boy from Stalingrad，1943。Sidney Salkow执导)、《光荣的日子》(Days of Glory，1944。Jacques Tourneur执导，格里高利·派克的第一部电影)、《俄罗斯之歌》(Song of Russia，1944。Gregory Ratoff执导)和《反击》(Counter Attack，1945。Zoltan Corda执导)。除《莫斯科任务》是部政论片外，其他五部都是表现苏联军民在卫国战争期间的英雄事迹，苏联农民、游击队和普通士兵无不勇敢、善良、爱国和向上。他们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面对纳粹的暴行英勇献身，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莫斯科任务》则更美化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眼睛，展现苏联领导人对工业化建设的深谋远虑，对国际形势的运筹帷幄。该片甚至为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辩护，认为托洛茨基确曾帮助法西斯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斯大林与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片也辩解是因英国暗中唆使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不得已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根据后来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这六部“挺苏”的影片中有两部 ——《莫斯科任务》和《北极星》是在罗斯福总统的直接授意下完成的。在四十年代初，罗斯福为了讨好苏联，授意编剧赫尔曼(Lilian Hellman)和导演维勒(William Wyler)制作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后来两位创作人员竟到苏联驻美使馆与李维诺夫大使讨论拍摄细节，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鼎力支持，最终拍成一部史诗性的故事片《北极星》。但“二战” 一结束，美、苏关系急转直下，一九四七年“冷战”已箭在弦上，美国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立案调查了《莫斯科任务》、《北极星》和《俄罗斯之歌》的主创人员，认为他们从事反美宣传，划入了黑名单；并在一九五二年正式传讯了《北极星》的编剧赫尔曼，审讯她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一九五七年，美国NTA(National Telefilm Associates)改编了《北极星》，把片中所有的“同志”称谓去掉，把纳粹进攻得手的原因归于苏联政府对人民的背叛，而且在片尾还加上一段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纪录片画面，配上言词激烈的反共“大批判”文字，以抵消这部影片对苏联的赞赏。从此，好莱坞反苏影片铺天盖地而来，表现苏联政府、人民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邪恶的根源。从好莱坞意识形态变化的历史线索来看，研讨会主持人对《异国鸳鸯》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 　　那么，在美国这样一个宣扬个人主义、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里，好莱坞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为何要紧跟政府的意识形态风标呢？丹尼尔·富兰克林(Daniel P.Franklin)在他的新书《政治与电影：美国电影中的政治文化》 (Politics and Film：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ilm in the United States)中试图给出答案。他认为由于故事片的投资巨大，故事片的生产往往是顺应市场需求而不是引领市场，因此影片内容往往是强化已经存在的大众观点或行为。这是一种很主流的观点，即把好莱坞电影看作与汽车、洗衣粉、化妆品没有多大区别的娱乐产品，持这种论点的代表人物安德鲁·萨理斯(Andrew Sarris，哥大电影系教授)也认为，故事片如此大的投入使好莱坞只能按照社会要求的政治基调来反映现实。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如科尔纳(Douglas Kellner)却认为，电影工作者不是资本家而是艺术家，他们基于个人的信念制作影片，而不是只考虑市场需求；所以，应该把电影理解为再现如何构建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一场斗争；进一步说到好莱坞影人的政治信念，那就是具有犹太化倾向的自由主义。如果用上述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考察“后冷战”的好莱坞，可以说各有千秋，恰好揭示了当代电影工业的两面性。但是如果仅以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前冷战”和“冷战”时期的好莱坞影片，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我们已经看到，大战前、“二战”期间和“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政府政策、外交关系和大众文化一同渗透到好莱坞电影中，使得“冷战”影片含有远为错综复杂的元素，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也许正是哈里曼研究所主办此次活动的意义所在。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研讨会提供了美、苏两边再现敌方的影像作品，这会让我们好奇：美、俄观众会如何看待对方和自己在电影这个意识形态媒介中的镜像？而研讨会场里的观众恰好大部分是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当然也有一些亚裔、印度裔和非洲裔等不同背景的观众。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会发现对影片还有意想不到的解读。 　　在主持人的开场白后有瞬间的冷场，很快小会议室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一位哈里曼研究所的年轻教师举手发言：“我从俄国来，是莫斯科人。我觉得《异国鸳鸯》一点都不真实。这部片子把当时苏联的一些表面现象和流行的肤浅话语拼凑起来，营造一种伪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氛围，但实际上对俄国人的刻画是歪曲的，对苏联社会的描写也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 　　一位操着浓重的俄国口音的老学者打断了年轻人的发言：“虽然这部影片在细节上不够真实，但总体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苏联人民的心理状况。片中莫斯科红场游行的那场戏，尤其真实地再现斯大林如何搞个人崇拜和封建专制。正像这部片子所要表达的那样，当时的苏联就是封建化的伪社会主义！” 　　又有一名年轻俄裔学者马上起来：“这部片子只能说是比其他战后的好莱坞影片收敛得多，没有把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或恶意表现布尔什维克出于邪恶本质，迫害、清洗苏联人民。” 　　刚才发言的俄国老学者显得有些生气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应该先回家问问父母。斯大林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一个地道的法西斯，本来就很邪恶！”几个上了年纪的观众也操着浓重的俄国口音随声附和，七嘴八舌地数落两个年轻人不懂历史。那两个年轻学者面红耳赤，在下面窃窃私语，会场里乱哄哄的。 　　看着俄国人在激烈争吵，一个本科生模样的小伙子几次举手，但没有人注意他，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声说：“我想谈谈看法！我们这代年轻的美国人，对‘冷战’不太了解，对俄国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但这部片子实在让我忍无可忍。片中的俄国人都那么呆头呆脑，竟然不知道把鸡蛋藏在衣兜里会挤碎……” 　　一个女研究生接着发言道：“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我很喜欢这部影片，幽默、风趣。但是看完电影换位思考，就发现如果把片中的俄国人换成非洲人，我会觉得被冒犯。我想知道在座的俄国人的感受。”两个美国观众显然从族裔出发颇有感想。 　　一开始发言的那个俄裔年轻教师回答道：“我觉得还可以忍受，因为比起《洛奇4》等‘冷战’影片来，《异国鸳鸯》还算客气的。片中的俄国人毕竟还有理性，虽然‘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在方式上很教条、滑稽，但是目标还是为了苏联的强盛、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冷战’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干脆把俄国人表现得毫无理性可言，因恶而无恶不作，完全不可理喻。” 　　应该说明一下，《洛奇4》(Rocky IV)是一九八五年史泰龙导演和主演的影片，该片主人公洛奇与苏联大力士——一个邪恶、愚蠢的纳粹式巨人拳击比赛，美国小子洛奇以智慧和人格最终战胜了“北极熊”。这部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主旋律的影片曾获得巨大成功，它象征美国必将战胜苏联这个庞大的“黑色帝国”，也标志着“冷战”影片的高潮。 　　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保加利亚女学者发言说，在苏联时期她父母都是保加利亚外交官，儿时曾随父母多次出访西方。父母根本不像《异国鸳鸯》中的女特使那样被政治洗脑，不近人情，相反他们与西方政府打交道很自如，因此认为意识形态并不能改变人性。 　　从这些角度不同的对话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上一代俄国移民(也包括在美学习和工作的短期移民)，会与年轻一代在历史记忆上发生如此深刻的分歧？这不是特殊的个案，在许多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中，这种现象颇为普遍。 　　上一代俄国移民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垮台前后离开祖国的。当时历史已宣告“终结”，西方阵营取得了“永久的”胜利。苏、东移民义无反顾地投入“自由世界”的怀抱，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无限憧憬，对新生活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这一代移民对自己祖国、民族的历史持激进的批评态度，力图通过与过去决裂来融入“新世界”。控诉斯大林主义、清算苏联的政治遗产，成为这代移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同时，遭受政治迫害和专制压迫的个人经验也逐渐转化为移民的集体记忆。但时过境迁，他们的儿女们在“冷战”的硝烟散去后成长起来。在这代人的眼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二元意识形态已缺乏实在的历史内涵，与之相对照的是，民族身份在美国这个族群多元的社会中更显重要和切身。他们无法接受上辈人与自己过去的决裂，他们发现其他族群并不认可这种“划清界限”，恰恰是俄罗斯的过去——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斯大林的苏维埃俄国——都构成了他们身份的基础，让俄国移民成为具有鲜明特征的亚文化群体；也使得他们有可能在这个族群竞争、制衡和融合的移民社会中，得以安身立命。所以，新一代俄国移民知识分子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俄国历史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冷静正视苏联时期的问题，这使他们与激情燃烧的父辈们无法分享民族的记忆。 　　年长的俄国人与年轻人争论不休，主持人妮波姆亚士奇教授想结束这次活动，她用总结性发言调解双方对立的观点：“《异国鸳鸯》有意用恋情和人性来淡化美、苏对立的意识形态，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片中似乎没有一个反面人物。但其实在所有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有一个真正的反角，那就是只在片头出现过几秒钟的饭店大堂领班——一个委琐、邪恶的犹太人。所以这部影片是反犹的。”大家一头雾水，影片从未交代那个出现仅三秒钟的领班是犹太人，也没有丑化这个滑稽的小角色。女主持人因个人的族裔背景而对犹太形象特别敏感，才做此判断。一次研讨美、苏电影中的“冷战”的活动，竟变成了一场美国族群身份的讨论，这恐怕是主办单位始料未及的吧。 　　但我还是很佩服这次活动设计的精心，因为在第二次活动中放映了同是三十年代的苏联影片《马戏团》(Tsirk，1936。Grigori Alexandrov导演)，这部片子竟与《异国鸳鸯》的情节如出一辙，只不过把意识形态取向颠倒过来，简直是一部《异国鸳鸯》的苏联镜像版。片中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公迪克森小姐是位美国杂耍舞蹈演员，却生了个黑孩子，在美国饱受种族偏见的蹂躏。来到苏联巡回演出马戏，深深地被苏联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社会风尚所吸引，又热恋上一位英俊潇洒的俄国青年，最后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之中。在影片的结尾，女主人公与积极向上的苏联青年并肩行进在红场的大游行队伍中， “呼吸着世界上最平等、最自由的空气”(台词)。影片导演格列高里·亚力山大洛夫是爱森斯坦的学生，他把这个异国恋情的故事，拍成当时好莱坞最流行的歌舞喜剧形式，在苏联大获成功，斯大林曾亲口肯定，但这也没有使导演逃脱被清洗的命运。这个时期苏联的影片对美国也持批评态度，往往针对的是美国种族主义。而到了四十年代，苏联影片与美国影片一样开始宣扬美、苏盟友的亲密关系(如一九四九年的《会师易北河》等)，战后也同样再次攻击美国这个老对手。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开足马力，几乎沿着两条相对的意识形态双曲线制造着大量的政治宣传片，双方都认为一部好影片可以敌过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虽然这些影片几乎都是再现刚刚发生不久、甚至正在进行的历史，但它们并没有给今天的观众带来多少历史感。在 “冷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的今天，在哥大IAB大楼十二层的小会议室里，观众并没有体验到世界大战前的山雨欲来、“二战”中的烽火硝烟、“冷战”下的沉重铁幕。相反，大家对片中的历史无法认同，却津津乐道于意识形态宣传片如何扭曲了族群形象，把“冷战”的话题转变成当代美国身份政治的讨论。难道两大阵营的对立已经那么遥远？“冷战”的硝烟完全消散了吗？可仅仅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布什对退役军人讲话时，分明充满了“冷战”的火药味：“今天我们的反恐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而且是二十一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与上个世纪同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有同样的重要性。”(见《纽约时报》二 ○○六年九月一日头版) 　　正在困惑不解时，朋友推荐了一篇发表在新一期《纽约书评》上的文章《电影上的“九一一”》，这篇影评给了我一点启示。作者曼德尔松(Daniel Mendelson)是位在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希腊悲剧的教授，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两部纪念“九一一”五周年的电影：《九十三号航班》(United 93。Paul Greengrass导演)和《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奥利弗·斯通导演)。这两部片子虽都声称如实再现了五年前的悲剧，但曼德尔松却认为它们不过是“伪现实主义”(phony realism)。因为观众所感受的震撼并不是来自导演和编剧的艺术创作，而产生于观众在观影前对 “九一一”事件已有的认识：即因知道银幕上惊心动魄的场景确实曾发生在五年前的现实生活中，而格外同情。 　　根据多年讲授古希腊悲剧的经验，作者从《波斯人》谈起作品该如何再现历史，这是公元前四七二年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创作目的是为纪念弱小的萨拉米斯希腊戏剧性地战胜强大的波斯大军八周年，它是现存唯一一部以现实为题材的悲剧。这位曾参加过波斯战争、在战场上失去了兄弟的雅典人，并没有饱含爱国热情地讴歌希腊人的英勇，相反，悲剧家以敌方波斯人的宫廷为背景展开自己的故事。波斯王的母亲在焦虑中等待着信使的到来，结果却等到坏消息。她开始还心存侥幸，怀疑战报有误，最后不得不接受战败的晴天霹雳。一贯自负傲慢的波斯王薛西斯只带着少数几个随从，羞愧地败回宫廷，捶胸顿足地讲述自己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剧作家希望雅典观众超越自己局限的经验去同情敌人的命运，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观照人类普遍的命运：胜利可能招致傲慢，自负会酿成悲剧。与希腊悲剧相反，两部五周年纪念的好莱坞影片，却把一个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国际政治背景的悲剧，压缩为一场九十三号航班的乘客与几个歹徒勇敢肉搏以及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拯救两个纽约警察的英雄事迹，导演只顾赚得廉价的眼泪而懒得去认真思考。即使片中的细节再逼真，也不能整体性地再现 “九一一”这个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悲剧。作为西方文明中的重要传统，悲剧是要超越具体历史事件而去探索普遍意义，而好莱坞却擅长把意义深远的历史简约为肤浅的政治教化。 　　回顾“冷战”电影，虽然美、苏上个世纪生产了大量的历史片，却没能悲剧性地再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些影片只专注于宣传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对垒，却不愿从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上，思考在对抗硝烟中的人的状况。虽然哈里曼研究所期待人们从包容对方的整体视角中，重新理解刚刚走过的世纪，但放映的影片都是在政治权衡和现实目的操控下生产出来的，“冷战”在片中已变得支离破碎，而与会者也只看到了政治脸谱化的族群和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冷战”虽不遥远，但悲剧意识毕竟已经远去。 　　这个活动或许还有个遗憾，就是“冷战”的另一极——中国没有进入讨论的视野。其实在朝鲜战争后，好莱坞也生产了大量反新中国的影片，如：Steel Helmet(1951)、Fixed Bayonets(1951)、Retreat Hell(1952)、The Bridges at Toko-Ri(1955)、Battle Hymn(1956)、Men in War(1957)、Time Limit(1957)、Pork Chop Hill(1959)、The Manchuria Candidate(1962)、The Chairman(1969)等，这些影片早已沉睡在资料馆里，无人问津，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并不敢肯定在美国公众的政治无意识中，它们真的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六年十月十二日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