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理 ：曹窋与汉初政治（新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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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理 | 曹窋与汉初政治（新订）

原创 陈侃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周前

修订弁言

小文原载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意在向田先生致敬。当时期限紧迫，未及仔细修改，留下了不少遗憾。本学期为研究生开讨论课，以旧作为例，检讨研究、写作的得失。备课中修订本文，发现清人郭嵩焘已经在《史记札记》中指出曹窋对诛吕产和随后杀吕䘵等人有不同的态度，并恰当地解释了《史》文，故补录其语，表明他创说在先。此外，还给文章增拟了小标题。

在研究生课上，同学诸君帮助我推敲行文，纠正错误疏漏。施世泉、苗思安、李屹轩、季昊亮、厉承祥、王竣、张俊毅、郑易林、冯斌涛等都提出不少意见，让我获益尤多。现在借历史学系公众号的平台，将修订后的小文发表出来，以志感念。文中一定还有疏误和应该改进之处，请继续批评指正。

《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

中华书局，2014年

曹窋与汉初政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陈侃理

曹窋是曹参之子。刘邦初起，曹参即以中涓从龙，“攻城略地，功最多”，只因刘邦偏爱萧何，论功时屈居第二。[1]惠帝二年（前193），萧何卒，曹参继为汉相，终日饮酒不治事。惠帝命中大夫曹窋找机会劝谏，结果曹参大怒，笞之二百，随后在惠帝面前妙语自解，演成“萧规曹随”的佳话。曹窋以配角身份出场，获得了他在历史上最为人知的一次亮相。

实则曹窋在汉初的政治表现远不止此。曹参死后，他袭爵平阳侯，吕后时任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亲近用事。在吕后、文帝之际的政变中，曹窋奔走联络，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他不仅没有因此升迁，反而随即免官，在此后近二十年的余生中未见任官记录，也没有政治表现[2]。这与他此前的身份、地位、功业很不相符。这样的陡变因何而生？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曹窋在政变中的表现，探究他免官的隐情。由此入手，还将触及西汉初年政治人物升降和政治集团分野，为认识西汉开国功臣群体的政治命运找到新的线索。

一、曹窋免官原因考

《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3]。其事亦见《史记·张丞相列传》，曰：

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4]

此事《汉书·任敖传》作：

高后崩，与大臣共诛杀诸吕，后坐事免。[5]

《史》《汉》所记，明显有别。《史记》称曹窋不参与大臣们共同诛杀吕䘵等人的政变，于是被免去御史大夫。《汉书》则明确记载曹窋参与了大臣诛杀吕氏亲族之事，而免官则另有缘故。

“不与大臣共诛吕䘵等”（《史记·张丞相列传》，

“仁寿本”二十五史影印南宋初覆景佑本

面对《史》《汉》的差异，清人梁玉绳认为《史记》衍“不”字[6]，张文虎引其说[7]，中华书局点校本遂据以删字。前贤信从此说，自有其根据。他们认为，《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记载曹窋在诛杀吕产的过程中为周勃等奔走报信，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不能说没有参与诛杀诸吕的事件。但是，《史记》各主要版本在此处并无异文，梁玉绳认为衍“不”字，是参照《汉书》作出的理校。若据此说，曹窋之后的遭遇却显得不合情理。齐召南注意到，曹窋在文帝即位以前已经罢官，困惑他为何有此大功，反而被免除官职。他怀疑，《史记》所云“不与共诛”才是实情，否则也应对曹窋论功行赏。[8]

包括齐召南在内的各家，都没有意识到《史记》与《汉书》所称的诛杀对象是有区别的。《史记》称诛“吕禄等”，《汉书》则作“诸吕”。推敲文意，《史记》所谓“吕禄等”应该不包括吕产在内。“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的“不”字并非衍文，反而揭示出事件可以分出两个阶段：曹窋在政变之初积极参与诛杀吕产，但此后没有参与诛杀吕䘵等人。

晚清政治家郭嵩焘在《史记札记》中最早提出此说：“就《史记》之文求之，云‘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者，平阳侯所与丞相、太尉者，诛吕产事耳。吕䘵已前去北军，平阳侯因欲宽吕䘵之诛以全诸吕，以是与丞相、太尉异议，因自免去。《史记》叙述自明。”[9]《史记札记》是郭嵩焘在伦敦任驻英国公使期间，以十六阅月通读《史记》，汇集心得而成。此条辨析曹窋与周勃、陈平立场的异同，认为曹窋主张保全诸吕，因而免官。短短数十字指出关键，反映出作者对政治复杂性的敏锐洞察力。下面详绎史籍，补证郭说，阐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曹窋的态度。

考察《吕太后本纪》所载“诸吕”，吕后有二兄，长兄周吕侯泽，高祖八年（前199）死事[10]，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吕泽二子，长子台于吕后元年（前187）被立为吕王，次年薨，子嘉嗣。吕后六年，吕嘉坐居处骄恣废，以其叔父即吕泽次子产为吕王。吕释之卒后，其嗣子有罪废，立次子禄，七年秋更立为赵王。八年十月，又立吕台子通为燕王。终吕后世，吕氏凡三王，而吕产出于长房，号吕王[11]，为吕氏大宗，吕禄则是其叔父的次子，年纪可能小于吕产。吕后崩，以吕产为相国，官位高于上将军吕禄。汉文帝封赏诛杀吕氏的功臣，诏书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12]，将吕产置于吕禄之前，可以反映当时对诸吕次第的认识；“自置”一词也说明吕产的主政地位。若以一人代表诸吕，应举吕产。《史记》称“诛吕禄等”，本意当不包括吕产在内。[13]

吕氏世系示意图

《吕太后本纪》所载大臣诛诸吕事，过程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吕后八年九月庚申日[14]，大臣夺取北军，击杀吕产。此日旦时，曹窋因履行御史大夫的职务见相国吕产议事，无意中听到郎中令贾寿从伐齐前线遣使来与吕产密谋，告知其派出平齐的灌婴已与齐王、楚王谋合，准备回兵讨伐诸吕，并催促吕产迅速入宫发动政变。曹窋立即向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报告，使之得以先发制人，夺取北军。然而吕产仍掌握着南军，准备入宫劫持少帝，以制群臣。曹窋又将吕产此谋告知陈平，受命联络卫尉，令其阻止吕产入殿。此时，吕产还不知道吕禄已经放弃北军的指挥权，于是亲率南军突入未央宫，因卫尉阻拦，只能在殿外徘徊。曹窋见状，恐不能胜产，又驰告周勃。周勃遣朱虚侯刘章入宫击产。日晡时，天风大起，吕氏兵乱，方得以诛杀吕产。这只是一日之间的事，但透过《史记》的叙述，仍可想见腥风血雨之中的紧张和曲折。其间，曹窋果断报告吕氏密谋，使周勃占得先机，然后又奔走驰告，在劝说卫尉和召唤援兵两个重要环节起了关键作用。

吕产是吕氏族中的领袖，也是最难对付之人。周勃遣刘章入宫时，因担心无法取胜，不敢公开声讨诸吕，只明令刘章保卫少帝，给自己留有后路。刘章诛吕产后，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15]可见吕产之死的转折意义。此后，大臣的力量已经占据绝对优势，诛诸吕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刘氏天下的危险已经解除，吕氏失去招架之功，留给大臣们的问题是如何善后，如何处置吕氏宗族和吕后所立的少帝。

《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周勃得知吕产的死讯后，“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次日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吕后妹，樊哙妻），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吕后外孙）”。又次日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随后，大臣密谋，诬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废而改立代王刘恒（后来的文帝），遂而又诛灭包括少帝在内的惠帝诸子。在这些事件的记载中，第一阶段非常活跃的曹窋突然消失了踪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与此相关，事件中还有几个疑点，可以帮助推进思考。首先，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吕氏辅佐刘邦，功勋卓著，且与刘氏子弟和一些重要的元功大臣有着盘根错节的姻戚关系。吕产死后，吕氏已经失去抵抗力，是否还应将其族灭，不会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史载郦寄（字况）与吕禄交好，因其父郦商被周勃派人劫持，不得不欺骗吕禄交出北军，事后“天下称郦况卖交”[16]，可见当时还有不少人同情吕氏。族灭吕氏，一定会有阻力。对此，《史记》文辞隐晦，但从“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等语来看，详述杀害的范围和方式，有暗讽周勃等举措过度、滥用刑戮的用意。那么，政变当时是否存在反对意见，反对者会是何人？

其次，是审食其的复相。审食其早年为舍人侍吕后、惠帝，由此得幸于吕后，及称制，以审食其为左丞相，监宫中，公卿皆因而决事，权力极大。吕后一死，他即转任帝太傅[17]，实际上被剥夺了相权[18]。诛诸吕时，史文未载其有功，但在次日，他便复位左丞相，重新进入权力中心。作为吕后的幸臣，审食其竟能在诸吕被杀后东山再起，其中应有隐情[19]。

与审食其之得意恰可对照的，是曹窋之免官。《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窋免官在文帝立后，但据《孝文本纪》，文帝至长安时，御史大夫已是张苍[20]。案《吕太后本纪》，文帝至长安在己酉日，距诛吕产之庚申日仅四十九天。张苍任御史大夫前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为淮南相，从任命发出至张苍到任，时间应不少于二十天。也就是说，从诛吕产至曹窋被免去御史大夫，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汉书·任敖传》云曹窋“坐事免”。根据班固的说法，曹窋“与大臣共诛杀诸吕”，立有大功，有什么事能够让他在此后的短短一月内被免职，实在令人费解。又，曹窋死于文帝后元三年（前161），距吕后八年尚有近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曹窋竟没有任何任官的记录，与他的身份及汉初的习惯很不符合。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暗示，导致曹窋免职的绝非寻常之事。

分析上述疑点，再来看《史记·张丞相列传》的记载，就不难理解郭嵩焘的推断。《史记》称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可以认为表达了因果关系，说明了免官的原因。史文云“吕禄等”而不曰“诸吕”，是有意将吕产排除在外。在政变第一阶段诛杀吕产一事上，曹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第二阶段大臣诛杀吕禄等人，他并没有参与，而且很可能不赞成乃至反对周勃等大臣的决策。这个立场，让他失去了官职。

郭嵩焘认为曹窋因与陈平、周勃意见不合而“自免去”，实则恐怕曹窋是被迫去职。因为，诛杀诸吕问题上的异议，不免牵出更大的争论：要不要废少帝，立新君。

二、废立之争

吕产死后，刘氏统治的威胁解除了。但对于执事大臣们来说，面前还有更加艰难的抉择。接下来，他们不仅要把握政权的走向，还要为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慎重谋划。从吕产死到迎立文帝的短短几十天内[21]，大臣们做了若干重大决定，其间一定有分歧、争论、妥协和交换。事涉废立，极度敏感，史文的记载简略而模糊，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推测其中的关节。

当时在位的少帝刘弘，是惠帝之子，吕后的外孙。少帝之母惠帝张皇后是吕后长女鲁元公主与张敖之女[22]，少帝皇后则是吕禄之女。吕氏政变失败，没有改变他们外戚的身份。只要少帝在位，吕氏不灭，总有复兴的机会。这对诛杀吕氏的周勃等人构成潜在威胁。要防止吕氏复兴，最可靠的办法是斩草除根，先是要族灭吕氏，然后还得废掉吕氏拥立的少帝。《史记》记载大臣们的密谋说：“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23]他们担心少帝成年后不受控制，为诸吕复仇，于是立即着手族灭吕氏和施行废立。

族灭吕氏，此时已经不难。废除少帝，则必须有充分的正当理由，首先要否定少帝的皇位继承权。《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

《史记》前文仅云前少帝非张皇后所生。大臣密议则说惠帝诸子梁王皆非刘氏，这就彻底剥夺了少帝和孝惠皇子诸王的合法性。其所议是否属实，现在已经无法确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于常山前王义（后之少帝）、后王朝、淮阳王武，均云惠帝子，唯在“常山国”下记王朝在吕后八年以“非子”诛，国除[24]。司马迁保存不同的说法，或许是表明他的疑虑，或许是暗示流行说法不符合事实。[25]但事实如何对于当时的外朝大臣来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怎样才能将最隐秘难言的后宫秘辛宣之于众，并且让人信服？

此等骇人听闻的大事，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必须由一位经常出入后宫且与吕后极为亲近的大臣道出。当时最适合扮演这个关键角色的，是审食其。吕氏称制期间，审食其作为左丞相长居宫中而与之私通，应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吕后一死，吕产等不愿再与审食其分享权力，使之转任帝太傅，明尊其位而实夺其权。这一任命使审食其得以继续留在宫中，随侍少帝，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后宫秘事的发言权。当大臣们诛灭诸吕，转过头来准备收拾少帝时，审食其的价值就突显出来。他于次日即复职左丞相，应该就是用揭露吕后秘辛、举报少帝伪冒而换来的。当然，如此得来的地位不可能稳固。不到两个月后，少帝被废，文帝抵京，局势趋于稳定，审食其便失去价值，免相居家，至死不再起用。

同样终身免官，曹窋的情况与审食其很不相同。如《史记》所言，在群臣决议族灭吕氏时，曹窋站在了反对的立场。这样做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此时刘氏政权的威胁已经解除，族灭吕氏于公无益。第二，吕氏辅佐刘邦建立帝业，功勋卓著，不仅是外戚，也是丰沛功臣集团的代表。第三，曹窋之父曹参是丰沛集团的核心人物，曹氏家族与刘氏、吕氏均关系密切。惠帝时，曹参为相，曹窋为中大夫，是随侍惠帝的亲近之臣。吕后四年，又以窋为御史大夫。[26]以功臣之子而为公卿，在当时可谓荣宠无二。这说明，曹窋同样深受吕氏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吕产与贾寿密谋起事时没有刻意回避曹窋，曹窋才得以“颇闻其语”。第四，就个人性格而言，曹窋应是忠直耿介之臣。惠帝命其质问父亲，曹窋谨遵不忒，结果受笞二百。可见他忠于职守，不善投机取巧。在吕氏面临族灭时，坚持原则，力阻事件走向极端，符合曹窋一贯的立场和性格。

度之情理，以曹窋的地位和出身，仅因反对族灭吕氏，似还不足以免官。他很可能还试图阻止大臣诡称少帝、诸王非惠帝子，进而反对废立，因此才终身不复起用。曹窋死于文帝后元三年，子奇嗣侯，终文帝之世，曹氏不显。至景帝时，曹奇将兵伐齐，参与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其子曹时得尚平阳公主，才重获与曹氏贵族身份相称的政治地位。[27]文帝如此薄待曹氏，直接原因恐怕是曹窋在废立之际的态度。

平阳侯世系（《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蔡梦弼刊本）

三、汉初的政治平衡与功臣集团

汉初政治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权力的平衡一再打破，又一再重建。吕后、文帝之际，大臣周勃等族灭诸吕、废除少帝方案，与曹窋尽量维持现状的方案，最终导向不同的权力平衡。两者之争，既反映了汉初政治的特殊结构，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政治走向。

刘邦生前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刘氏皇族与从龙功臣构成两大最高统治集团分享权力，共治天下。[28]高祖十二年，与群臣刑白马而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29]，再加上非列侯不得拜相的惯例，分别保证了刘氏皇族和功臣集团的政治特权。[30]此外，吕氏家族在惠帝以后壮大为第三股势力。吕氏一方面是刘氏姻戚，与皇族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功臣集团的利益。史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31]显然，吕氏的权威不仅来自外戚身份，还来自家族成员的功勋和死难。吕后与功臣中的萧何、曹参等丰沛元从有布衣之交。高祖身后，吕后让萧何、曹参、王陵相继为相，大体遵照了功臣集团内部的位次。惠帝时期，实际控制汉廷的基本上都是功臣集团，吕后则居于功臣和刘氏之间，维系着双方的均势。

惠帝是刘邦嫡子，长于战乱，虽然后期因病不能听政，在功臣中尚有威信，也是吕后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一旦惠帝驾崩，少帝即位时年方冲幼，功臣集团对刘氏和诸吕的压力立即突显出来。《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32]

《史记》所载容或有夸饰的成份，但此事仍可说明当时的形势。惠帝死时，刘氏之力突然削弱，而功臣集团王陵、周勃、陈平等人把持朝政和兵权，才干、资望和实力均在汉廷刘氏皇族和诸吕之上，权力的天平发生倾斜。吕后携幼孙登位，面对座下一众难以控制的虎狼之臣，心中的忧惧恐怕正如张辟强所言。反过来，对于功臣集团而言，吕后也足以令人敬畏。她的不安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这是王陵等人绝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双方都意识到需要作出某种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早慧的张辟强洞悉了其中的机妙。他建议以丞相王陵为代表的大臣将宫卫兵权让给吕后的三位侄子，确保诸吕和宫中安全，表明无意威胁皇权。这个新的权力分配方案一实施，以吕后为轴心结合刘、吕二氏为一方，功臣集团为一方，便达成了新的政治平衡。吕后终于可以恢复常态，哭泣尽哀。

然而，这个平衡仍然很不稳定。大臣们没有想到，吕氏掌握兵权后并未收手，反而进一步准备立诸吕为王。这一企图违背白马之盟，立遭右丞相王陵反对。此时吕后临朝称制，诸吕兵权在握，天平已经倒向吕氏一边。王陵直谏后随即免相，陈平、周勃等只能隐忍不发。

吕后称制期间，吕氏权力走向鼎盛，其中也潜藏着危机。当时，吕后两位兄长都已谢世，同胞只剩其妹吕媭，而妹夫樊哙也在惠帝七年故去。掌握兵权的吕产、吕禄都是子侄辈，才能、资望远远不如周勃、陈平等从龙元功。也许吕后预见到诸吕亲族中缺少能与大臣抗衡的人物，在去世前的一年中，先后封吕禄、吕通二人为王，欲求强化吕氏的力量。然而适得其反，这种名实的扭曲，对诸吕和功臣两方面来说，都只是加剧了不稳定因素。吕后在世时，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和威望，对诸吕和功臣均有所牵制，勉强维持了表面的平衡。等她一死，长期积累的矛盾便迅速爆发出来。

诸吕失去支柱，居高位、握重兵，而有累卵之危。大臣既不服吕氏封王，又担心诸吕拥兵，于己不利。双方均蓄势待发。曹窋通报吕产与贾寿使者的密谋，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索。他的本意，应是通过功臣集团先发制人，在变乱萌芽之初化解汉家统治的危机，将政局动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诛杀吕产后，刘家天下和高祖盟约的威胁已经解除，功臣集团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收缩战线，恢复高帝时期刘氏与功臣共享权力的政治平衡，则诸吕可以保全性命；一是扩大战果，彻底重构皇权，建立功臣集团掌控汉廷的新体制，为此势必诛诸吕，行废立。最终，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大臣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历史的记载往往偏向胜利的一方，而遗落未被挑中的选项。《史记》记载曹窋“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透露出当时仍有重臣主张前一个选项。除了这条偶然的记录外，当时还有谁反对灭吕氏、废少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可以肯定，曹窋不会是功臣集团中唯一的特例。

夷灭诸吕之后，在废立的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即便赞同废除少帝，更立哪一位刘姓诸侯也存在多种选择。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都曾被纳入讨论，大臣最终选择的则是代王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表面上的理由是刘恒年长仁孝，母家谨良，实际则是贪图其实力最弱，便于控制。由此，灭诸吕、行废立的功臣取得了相当的优势。史载文帝即位之初，周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33]。

这种优势维持的时间很短。文帝二年十月，陈平死，功臣集团失去了智囊。三年十月，文帝强令周勃免相就国，通过令列侯之国和将侯国迁移至汉郡辖下，反过来控制功臣集团。[34]功臣集团选择了一个看似最弱的皇帝，却意想不到地迅速失势。这当然与低估了汉文帝的才略有关，若从内部寻找原因，则是功臣集团在“是否族灭吕氏”、“是否施行废立”、“立谁为新君”这一连串的选择中发生分裂。未能选择“正确路线”，特别是没有支持代王入继的功臣及其家族，在文帝即位前后失势，曹窋只是其中之一。功臣集团的整体力量因此削弱。

与之相对的是刘氏皇族力量的迅速扩张。这一方面表现在皇权日益摆脱高祖功臣集团的控制，得到伸张，另一方面则是同姓诸侯的崛起。刘氏宗亲充分参与和影响了灭诸吕的过程，在外有齐王、楚王，在内则有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特别是刘章，先是促成了齐王举兵，而奉命领兵击杀吕产后，又自作主张斩杀长乐卫尉吕更始，故意扩大事态，裹挟大臣们一步步走向极端。刘兴居则在文帝抵达前主动请缨“除宫”，翦除少帝。他们这样做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吕氏执政、封王中受损最多，积怨最深的是刘氏宗亲；灭吕氏而行废立，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刘氏宗亲。

惠帝、高后时，高祖诸子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先后为吕后所杀；赵共王恢不堪王后吕产之女凌虐而自杀；燕灵王死，吕后杀其美人子，无后国除。然而，在诛吕产后不到十天，刘友子遂随即复王赵国，吕产受封的梁地最为膏腴紧要，改封给济川王。文帝即位后，琅琊王泽徙封大国燕，王子侯刘章、刘兴居本也可受封大国赵、梁，仅因文帝得知其初欲立齐王，黜其功，乃割齐二郡王之。除了上述皇族取得实地，由于文帝以小宗入继大统，削弱了皇帝相对于诸侯王的正统地位，诸侯王的权势在无形中上升了。随着功臣集团和刘姓诸侯势力的消长，文帝以后，政治史的主题、最高权力的争夺，很快由刘氏与功臣集团的角力，转变为刘氏内部的汉廷天子与同姓诸侯之争。

王朝建立以后，功臣集团随时推移而逐渐衰败，本是常情。但建汉元勋族灭吕氏、强行废立的极端举措，彻底摧毁了恢复高帝末年政治体制的可能，最终加速了他们自身的陨落。这是解读曹窋在高后、文帝之际的政治表现而得到的启示。

2013年10月16日初稿

2020年10月1日修订

注释

[1]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6页。

[2]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载文帝十五年九月晁错对策有“平阳侯臣窋、汝阴侯臣灶、颍阴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昆邪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昧死再拜言”云云（中华书局，1962年，第2296页），可见曹窋在文帝时荐举过贤良文学。不过，举贤良是西汉列侯普遍拥有的制度性权责，并不说明曹窋拥有任何行政职权。

[3]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31页。

[4]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第2680页。“不与大臣共诛吕禄等”，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及2013年点校修订版精装本据梁玉绳说删“不”，2014年出版的平装本补回“不”字，但仍在校勘记保留梁说。点校本各版都在“吕䘵等”后加句号，将“免”归属下句领起张苍为御史大夫事，意在排除曹窋在诛诸吕事件中的表现与免官之间的联系。此处引文标点不从点校本，说详下。

[5] 《汉书》卷四二《任敖传》，第2098页。

[6]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5页。

[7] 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华书局，1977年，第604页。

[8]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四一引，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0页。《汉书》记曹窋免官事本于《史记》，别无史源，在“免”字之前加上“后坐事”三字，可能也是因为不理解诛诸吕事件和曹窋免官之间的联系，有意将两者分而二事。

[9] 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29页。

[10] 《史记·吕太后本纪》称“周吕侯死事”，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表》、《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其卒年当为高祖八年。案《史记·高祖本纪》：“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吕泽可能就殁于此役。

[11]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载七年二月徙吕产为梁王，又更名梁曰吕，是产虽徙封，而仍称吕王。高后崩，《史记》云遗诏“以吕王产为相国”，可证。其后史文偶有作“梁王产”者，盖因吕王死而梁地即复曰梁，后世追述不必尽从前代之号也。

[12]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18页。

[13] 《史记》对诸吕代表人物的书法，还有两处值得推敲。一是《孝文本纪》：“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第413页）二是《楚元王世家》：“高后王吕禄于赵，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第1989页）两处分别举出吕产、吕䘵为代表，前者以吕产为诸吕谋乱的首脑，后者只是涉及赵王刘遂代吕䘵而立，故而特别举出吕䘵，并没以吕䘵为诸吕之长的意思。《汉书·文帝纪》仅云“诸吕”，《高五王传》述刘遂之立省略了诛诸吕事。“吕产等”、“吕䘵等”与前文“诸吕”文意重复，也有可能是后人旁注窜入正文。

[14]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高后纪》均作“八月庚申”。案《资治通鉴》系此事于九月，《考异》云，推长历，此八月当为九月。说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433页。其说是。案庚申日不在八月而在九月，前注引《史记·孝文本纪》将诛诸吕系在九月，亦可为旁证。

[15] 《史记·吕太后本纪》云朱虚侯刘章杀吕产及吕更始还，“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点校本标点作：“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第410页）以此为周勃语。案若然，则“拜贺”后无需“朱虚侯”三字。今从中华书局本《资治通鉴》（第434页）句读，以此为刘章语。

[16] 《史记》卷九五《郦商传》，第2663页。

[17] 审食其为帝太傅的时间，《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系在吕后八年七月辛巳，《汉书·百官公卿表》则系于吕后七年七月辛巳，相差整一年，必有一误。案《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审食其为帝太傅在“吕后已葬”后，而吕后死在八年七月辛巳，《汉书·高后纪》同。今本《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非司马迁原作，前人辨之已详（参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31~35页），但其为西汉时人（疑是冯商）所补，与《史》、《汉》本文相参，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吕太后本纪》，审食其为帝太傅在吕后死后，不可能早在七年七月。今本《汉书·百官公卿表》将八年事阑入七年，仍当以《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所记为正。又，《资治通鉴考异》云“推长历，八年七月无辛巳”（《资治通鉴》卷一三，第430页），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卷三（《荔墙丛刻》，清同治六年刻本，叶二七A）及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13页）皆以辛巳为八月朔日。但推历所得未必合于当是实用历朔。汪曰桢推《殷历》《颛顼历》，得八月朔日皆是辛巳，然又以《吕后本纪》已书七月辛巳高后崩，认为“七月实有辛巳”，当时推历“不必尽与长术合”（说见汪曰桢《二十四史月日考（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91页）。出土秦汉文献中实际用例与历法所推不同者更多，自有其原因（说见陈侃理《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张培瑜根据传世及出土文献中的实用历朔推得吕后八年八月为壬午朔（见张培瑜《根据新出历日简牍试论秦和汉初的历法》，《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第74页），则辛巳恰为七月晦日。很可能在吕后去世当天，审食其即转任帝太傅，未必等到入葬以后。

[18] 汉惠帝死后，右丞相王陵反对立吕氏为王，触怒吕后，吕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第400页。审食其从左丞相而为太傅，可与此类比。

[19]《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审食其于吕后八年九月丙戌复为丞相，后九月免。案是年九月无丙戌，《吕后本纪》云复相在壬戌，当从之。又，《吕后本纪》于诛诸吕条前云“左丞相食其免”。当时食其已为帝太傅，不当复云免相，参考两《表》，疑是同年后九月事错置于此。

[20] 参《史记·孝文本纪》，第415页。关于曹窋免官、张苍继任的时间，王先谦据《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高后纪》八年“八月庚申”条所谓“窋行御史大夫事”，认为曹窋“前虽真为御史大夫，高后已诏张苍代之，苍未任事以前，窋尚在官，故仅谓之行事”（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66页上栏）。然《史记》、《汉书》皆以曹窋之免在大臣诛诸吕事后，王说仍显牵强。或此“行御史大夫事”仅指履行职事，非有临时代摄之义，抑或另有隐情，只能暂时存疑。

[21] 吕后八年九月庚申诛吕产，后九月己酉，文帝至长安，其间共四十九天。使者从长安至代，代国君臣入都，途中至少需要二三十天，则迎接代王刘恒的决议，应是在诛吕产后的一个月内作出的。

[22] 《史记·吕太后本纪》言张皇后无子，前、后少帝及梁、淮阳、恒山王皆取后宫美人子名为己子。即便这个记载属实，少帝在名义上仍是张后之子。

[23] 《史记·吕太后本纪》，第411页。

[24]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的相关资料，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周波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25] 陈垣认为，史文此前记载吕后立少帝及诸王，是表明吕后的态度，称其都是惠帝子；此处则是转述大臣们的谋议，指斥少帝皆非惠帝之子。史家不过是据事直书，并不矛盾。说见陈垣陈垣《〈廿二史札记〉二“〈汉书〉书恒山王条”书后》，《陈垣史源学杂文》，三联书店，2007年，第14页。他指出史书并非自相矛盾，是正确的。但史家除了“据事直书“之外，对史实如何似乎仍可存有己见，保留两说应该还有主观的用意。

[26] 曹窋出任御史大夫的时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系在吕后二年，集解云“一本在六年”，皆非。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定为吕后四年。参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四，第745页。

[27] 《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司马贞《索隐》称此平阳侯是曹奇。案此事在景帝三年（前154），据侯表及《曹相国世家》，曹奇即死于此年，可能是战死。曹时得以尚主，当与曹奇的战功有关。曹时之名或作曹畴，或作曹寿，当有字讹，见《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1~882页。

[28 李开元将建立汉朝的刘邦集团划分为四个地域集团：丰沛元从集团、砀郡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多国合纵集团。他认为其中丰沛元从集团地位最高，待遇最厚，构成中心之中核，居于政治顶层。其说详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五章《刘邦集团之地域构成》，三联书店，2000年，第147—179页。本文主要讨论汉朝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所涉及的功臣集团主要是李开元所谓的丰沛集团，也包括后来进入刘邦政权高层的少数其他功臣，比如陈平。

[29]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载周亚夫引述“高皇帝约”，第2077页。

[30] 关于“白马之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参看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90—195页。关于汉初的丞相选任惯例，参看同书，第203~209页。

[31] 《史记·吕太后本纪》，第396页。

[32] 《史记·吕太后本纪》，第399页。

[33] 《史记》卷一〇一《袁盎传》，第2737页。

[34] 参看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12~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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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 | 梁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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