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司马迁和《史记》

编者按：本文为黄永年：《司马迁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前言部分，后附有辛德勇所作后语。

公元前九十多年的时候，在我国出现了一部伟大的著作，那就是有名的《史记》。《史记》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部历史名著（《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就是《史记》），但它却是运用了高度真实、优美的文学手法写成的，里面包含着无数感动人心的故事；所以它不单是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异常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史记》产生的时代，小说还不发达，因此《史记》也和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所有的早期历史著作相似，起着小说的作用，对后代小说的成长起了推动的作用。二千年来，《史记》一直是中国人民热烈爱好的读物之一。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首先，人们从它里面获得有关古代的许多较有系统的历史知识；其次，人们更从它获得艺术上的美妙的感受。应当承认，后一点是更其重要的，因为假如没有高度的艺术成就，《史记》的历史价值不可能如此巨大。真的，《史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作者以其濡染大笔所加意描绘着的那些可敬可爱的古代英雄形象，不是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吗？举例来说，戏剧是与人民最为接近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选取题材必须为人民喜闻乐见，否则必定遭受人民的唾弃、厌恶；而中国戏剧恰恰从《史记》里汲取了大量的题材。从著名的元朝杂剧（“元曲”）起，《史记》的故事一直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不朽题材。现代的话剧也不例外。郭沫若所写的几出动人心魄的史剧，其中就有四出出自《史记》的故事，那就是：描写聂政代友报仇的《棠棣之花》，描写信陵君救赵的《虎符》，描写高渐离击秦王的《筑》，还有描写伟大爱国诗人生平的《屈原》。戏剧作家为什么这样喜爱《史记》的故事呢？这理由是不难说明的，因为《史记》的故事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爱好，《史记》所描绘的英雄是人民的英雄。正是由于《史记》的卓绝的艺术加工，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获得了永久的、光辉的生命。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他是一个学识广博、态度谨严的历史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中国古代的散文，到他手中方才达到一种气魄雄伟、变化无穷、富有活力的完整的表现形式。

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发扬了可贵的民主主义倾向和面向专制帝王斗争的反抗精神。他敢于揭露历史的矛盾，尤其是他所经历着的那个时代的矛盾—贵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及贵族、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敢于辛辣地抨击、讽刺统治阶级集团的一切罪恶，揭发他们的丑恶面目。他非常注意人民的生活，同情广大人民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痛苦，因此他对统治阶级损害及压迫人民的行为常常提出尖锐的批评。平民的历史，在他笔下受到极大的重视。他一再指出，平民—普通人，比统治阶级集团的组成分子具有更多的优美品质；越是在统治阶级视为微贱人物的身上，他越能发现他们纯朴、真诚的高贵品质。还在《史记》没有公开传布以前，统治阶级已经因为书中记载了他们的罪恶行为而感到不满，抽毁了其中暴露最多的《景帝本纪》和《今上（武帝）本纪》。其后，汉末统治阶级的代表王允，更公开宣称它是一部“谤书”，说道：“可惜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让他做‘谤书’流传后世！”当然，事实证明，统治阶级的不满丝毫不能贬低司马迁和《史记》的光辉价值。司马迁和《史记》所以能够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尊敬与热爱，那主要就是因为他和他的著作的这种鲜明的思想性方面的特色。

司马迁在中国史家中，是最早具有较为正确史观的历史学家。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历史事件的变化、发展和联系的原因。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从历史事件的开始去观察它的结果，从它的兴盛去观察它的衰败；他认为当历史进入衰败的阶段就一定要发生变动。历史变动的基本规律—因果律，他是已经意识到了的。因此，他能看出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把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抬到很高的地位去叙述，因为他知道动摇秦帝国统治基础的根本原因，就是秦末的农民起义。他更不断用历史事实表明：谁要是妄想阻碍历史的变革和前进，就必然遭遇灭亡的命运。他对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给予相当的重视。汉武帝的对外扩张，他已经隐然看出，这是帝国内部财富的积累、工商业的发达和统治阶级奢侈多欲的结果。他更把人们各色各样的活动，总的解释为受着财货欲望的驱使。

祖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他的注意。古代科学家在天文学、医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成就，他虽然不能很细密地加以记载，但都尽可能做了叙述。应当指出，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天文学家。今天通行的“夏历”，就是他和其他天文学家们共同制订的。

一般地讲，司马迁在古代学者中间具有比较科学的头脑，叙述历史，不掺杂迷信的成分。他对神话、传说的采用，抱着审慎的态度。趣味浓郁，然而显见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他宁可放弃；即使有时记录下来，也用存疑的态度，让读者看出，它们并不是十分可靠的。

司马迁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祖国从上古到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等方面的各项成就。在此以前，孔子曾把上古时代的祖国文献，做了一次初步的整理；司马迁则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这项工作。而这项包罗方面如此之广的总结，是大大帮助了后代人们在各种工作上的继续前进的。在他笔下记述的祖国先民们的各项伟大劳绩，更培养和鼓舞着历代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司马迁创立了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完整体例—纪传体。什么是纪传体呢？就是：用“本纪”记帝王，用“世家”记侯国，用“列传”记各种各样的人物，用“表”记时事，用“书”记制度。纪传体的体例在古代创立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突出人的活动，突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纪传体的这个意义，在司马迁创立的当时，在历史学上，以至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无疑是起有一种革新的进步作用的。那时人们的意识，还一直受着从古以来由于屈服于自然威力而产生的定命论思想的支配。突出人的活动和作用，就意味着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反抗定命论思想的意义。但也应当指出，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仍旧时时流露出，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摆脱定命论思想所给予他的不良影响。他还常用定命论去解释许多历史事件的进程和结果。这是时代加给他的限制。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利用了纪传体的体裁，却削弱了它的进步作用，把他们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即是所谓“正史” —变成了主要是叙述帝王和一些显贵人物活动的记载。这样，纪传体的积极意义无疑受到了歪曲。

作为一个历史家的司马迁的贡献，又是和他对文学的巨大贡献，密切地结合着的。

司马迁了解生活的意义，重视生活的体验，要求自己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去深入理解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正是由于通过了对于生活的认识，他便赋予历史人物以血肉之体。因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他笔下就具有了浮雕般的真实性，生动地展现在后代读者面前。《史记》里面有许多非常出色的篇章，显示着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饱含着作者的热烈情感，成为古典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据他自己说，一方面是要忠实地整理、记述祖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这部著作来表现他自己的“文采” —文学的才能。这说明他实在是有意地要把《史记》写成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功比起它在历史方面的成功，影响更要广泛而长远。

《史记》的本身，故事性就非常浓厚。司马迁在叙述这些动人故事的时候，突破了普通历史著作的平铺直叙的写法，在每一篇里都抓住一个突出的主题，加以细致、深刻地描写，成为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所以，《史记》虽然是一部历史著作，可是并不是一部枯燥的、巨细无遗罗列着许多历史现象的流水账簿。它随时随地向读者展示历史进程中复杂事件的本质、人物性格的变化、时代背景的特色，还有关于社会生活内容的深刻的透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成为司马迁写作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精细而又真实。各色各样的人，自皇帝、官吏、军人、文人、商人以至农民、倡优、奴隶、医卜星相等，都以他们本来的面目、语言在他的书里出现。他描写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不仅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也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因此，《史记》里出现的人物，不仅是历史的人物，同时也是经过一定程度艺术概括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史记》里得到了巧妙的糅合。

司马迁热情横溢、性格真诚，但却遭受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他对统治阶级充满着憎恨，他的书里放射着对统治阶级的愤怒火焰。在他描写的人物—虽然是历史的人物—身上；反映着他自己的强烈爱憎。他轻视那些高居人上、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帝王、后妃、将相，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本来的丑恶面目，把他们无赖的、刻毒的、残忍的、凡庸的、愚昧的本性和作风，纤悉无遗地暴露出来。他极端痛恨那些以害人为专业的统治阶级集团的爪牙。他把同情给予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把他们写得既可爱，又动人。《史记》的《游侠列传》前面有一篇序，很坦白地表明着他憎的是什么，爱的又是什么，序里的一段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拒人）诺（许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可称道）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老百姓）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享受）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他这话说得真是愤慨极了，沉痛极了，如果不是一个站在人民的立场、有着强烈爱憎的人，他是不能说出这样既有见识、又有力量的话来的，这等于把所有封建统治阶级为欺骗人民而建立起来的虚伪道德观念彻底击溃了。而且这是在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刚稳固不久时候说的，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史记》，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是要成为“一家之言”的。他在书中每篇后面，都写了一篇“赞”，表示他对这一篇所写人物和事件的意见。有时他把他的意见写在文前的序里，有时则“夹叙夹议”地写在正文的叙述中间。用不同形式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意见，就是他的“一家之言”。通过这些意见，或是明譬，或是暗喻，都锋利地表达了他自己的爱和憎。这就是司马迁为什么与封建时代的其他历史家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把他的爱憎—这爱憎和人民的爱憎是结合起来了的—深深地渗透在他的作品的每一篇章和每个人物身上。

司马迁在《史记》里所用的语言，在他那个时代，是通俗的、生动的，而且是富丽多彩的，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司马迁从他自己深广的生活体验中汲取、提炼出来的。他深入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他的文章中所表现的那种明朗、高昂的格调，可以看出，是与人民生活中的健康、乐观的格调起着共鸣的。他记录了大量的民间谚语，显示出古代人民观察生活的无比智慧。他引用古籍，常常把较为生僻的字和句，翻译成当时通俗易晓的语言，为的是让一般人们都能了解，为的是让一般人们都能看懂他的著作。

《史记》更洋溢着浓郁的诗的气息，这便使得它所描写的故事更能扣动读者的心弦。《史记》里面充满着深厚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深厚的人民性的爱，构成《史记》的现实主义基础。在这一点上，《史记》和古代伟大的诗篇《离骚》十分近似。司马迁和屈原有着精神上的密切联系。鲁迅称赞《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批评是很正确的。

司马迁所创造的感情饱满、变化多端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成为以后中国散文文学的典范。唐朝的传奇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小说，直接继承并发扬着《史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继承并发扬着《史记》的民主主义倾向和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史记》的散文体裁，直到这个世纪的初期，还是中国一般人们日常写作时学习、模仿的对象。唐宋的古文运动，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用《史记》的比较通俗、朴质的散文体裁来改变他们那个时代的浮华风气。今天，青年读者阅读《史记》，也许存在着某些语言隔阂的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得到加有注释或是附有适当译文的本子（这种本子，相信不久就会有了），个别语言上的困难就会消除，而读者就能从它吸收到丰盛、有益的养料。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一个人呢？《史记》是怎样写成的呢？《史记》中包容着哪些动人的故事呢？这些，下面将要加以介绍。

附录丨后语（辛德勇著）

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业师黄永年先生的旧作《司马迁的故事》，嘱咐我写几句话，附在后面，帮助读者了解和阅读这部著作。

这本书篇幅短小，内容精炼，很适合初学文史知识的朋友阅读。它的原版，是在1955年出版的，当时署名“阳湖”。

由于先师从未提起过这部著作，我对此书，原本是一无所知的。前些年曹旅宁学长买了一册送给我，我纔看到。后来读曹旅宁学长的《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更进一步了解到，从1952年至1956年短短五年时间，包括这部《司马迁的故事》在内，竟连续出版了十六种通俗历史读物。汉唐明清，科技绘画，涉及范围甚广。要不是时事突变，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应当还会写出更多这样的普及性著述。

黄永年先生撰著这一类历史著作，有两大优势。一是文笔畅达，通俗易晓。读其文，犹如面对面听其娓娓道来，既不枯燥，也不艰涩。二是不管写什么具体问题，都能够从通贯的历史大背景入手，因为通贯，也就能写得透彻。当时先师的年龄，是在二十八岁至三十二岁之间，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还很嫩，是难以具备如此通贯的历史知识的。这就是先生的过人之处，才华过人，曾经付出的努力也是过人一等的，书读得确实多。

按照旧时的传统，有志研治文史的学者，首先要读好《史记》和《汉书》。作为一种基础的修养，同样需要如此。黄永年先生当然也是这样。明白这一点，现在的普通读者，就不会因为后来先师并没有过多从事秦汉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而对先生写《司马迁的故事》这本书感到奇怪了。

认真治学的人都会知道，写好通俗读物是很难的，把通俗的书写得这么简洁当然更难。它要求作者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准确清晰地表述出关键的见解，也就是要能够得其要领。黄永年先生这本书在这方面所获取的成功，曹旅宁学长在《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引述的一段《顾颉刚日记》，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司马迁的故事》一小册，疑黄永年君所书也（德勇案：因为是用笔名出版的）。甚好。”读过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和儒生》的朋友，都明白顾颉刚先生是多么善于以简洁的笔触来叙述复杂的史事，因而也就能够明白，这“甚好”二字的评价，是这位大师对一个年轻后辈和他这部著述很高很高的褒赏。

尽管黄永年先生后来没有集中研究过秦汉史和《史记》的问题，但在撰写《司马迁的故事》这本书之前，不仅花费很大力气研读过《史记》和《汉书》，而且还对《史记》记载的史事做过一些颇有深度的考辨。在已发表的研治《史记》的读书札记当中，《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是很有代表性的。李斯谏逐客令，是秦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大事件，而对其发生年代，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前后相差九年。永年师这篇文章，对错综复杂的史事，逐一剖析，指出应以《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为是，并且指出其历史缘由，乃是“其时（吕）不韦免相就国，始皇欲尽逐其客，以翦其党羽。李斯为不韦之亲任者，自‘亦在逐中’，故为自身及不韦计，上书谏止”。这一事件的真相，清儒早有疑惑，惟赖永年师此文始得以辨明。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当时先生只有二十三岁。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结论的精辟，还体现在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的醇正。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先生把笔锋向外一推，述云：“今读《史记》，常觉其叙战国秦时事，于本纪多有博士所传《秦纪》以为本，于列传则兼采杂说而成之。故本纪可信之程度，恒远驾列传之上。覩此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而益信。”由历史文献的通例出发来甄辨史事，又根据论证的结果来验证通例之合理性和适用性，这样的话，若非谙熟于史书以及史事考辨者断不能言，也正体现出当时黄永年先生对《史记》和秦汉史事都已相当熟悉，考辨史事的方法也已相当老到纯熟。

这样的基础，就是黄永年先生写好这本通俗性读物的学术保障。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在于他所撰著的《史记》；同时，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也主要体现在《史记》一书当中。正因为如此，黄永年先生对司马迁故事的叙述，是紧密结合《史记》的纪事而展开的，而我们这些读者，在关注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同时，自然也很关心司马迁是怎样撰写《史记》的；很多人甚至还会更多地关注这一点。

一部史书是不是能够取信于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书中的纪事，是不是具有可靠的依据。我们今天阅读《史记》，自然也会首先关注这一问题。

黄永年先生在依据《史记》相关记载来展现司马迁生命历程的叙述中，逐一阐释了他撰著《史记》的几项主要依据。

譬如，《史记》是一部跨越很多时代的“通史”，从五帝时代所谓“黄帝”写起，一直写到他自己生活的汉武帝时期，载述的年代，跨越很大。早期的记载，主要是如何择取可信史料的问题，但有一些司马迁生前的史事，《史记》的文字明显是以亲历者的口吻写出来的；还有一些这样的史事，在已知的史书中，我们也很难想象究竟有什么著述会留下相当细腻的记载以供司马迁采择。在本书第二章《世传的历史家》这一章中，黄永年先生告诉读者，《史记》中这一类记载，很多是来自其父司马谈的讲授，譬如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如此。了解这一情况，对我们正确认识《史记》中这一类纪事与合理利用其价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史记》中另外还有一些纪事，是司马迁根据自己的见闻，直接写入书中的。关于这一点，黄永年先生也在记述司马迁的生活经历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说明，譬如汉武帝时著名的江湖大侠郭解，就是这样被他写入《游侠列传》的。

了解到这条耳听口传的渠道，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记》记载的那些看似无人可知的深宫密谋，实际上都完全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渠道流播于当时，并传布于后世，从而不必再无端怀疑这些记载的可靠性。

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对《史记》撰著影响很大的另一项内容，是他在全国各地的游历。这种游历，当然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众多故老，采访到更多用来撰著《史记》的素材，但除此之外，对他撰著《史记》，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充分而又具体地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史记》记载了古往今来许多重大历史活动，这些历史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场景上展开的，而这些空间场景，就犹如戏剧演出的舞台。对这个“舞台”认识得越清楚，就能越好地认识发生在它上面的历史活动。在《司马迁的故事》这本书中，黄永年先生专门设置《全国大游历》一章，举述很生动的事例，讲述了司马迁的游历与其撰著《史记》的关系，指出：“全国地理环境的初步熟悉，是他这次大游历的另一收获。从古代到秦汉之际的大小战役，数以千计的战场的复杂变化，如果没有一个了如指掌的形势放在胸中，那是无从加以捉摸、叙述的。”细心体味黄永年先生向我们讲述的司马迁的游历过程，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史记》的记述，看到那些沁入字里行间的地理背景。

《司马迁的故事》这本书在叙述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举述各种类型的例证时，直接引录了较长篇幅的《史记》原文。这一点，现在许多年轻朋友，骤然看去，可能会觉得很是扎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颇显碍眼的。

读者们形成这种感觉的客观原因，是很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具有两项比较明显的缺陷。一是施教的内容，往往是把研究的结论与得出结论的材料混同为一事，这样便使得很多人没有接触原始材料的兴趣，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二是向社会传授历史知识的人更强调用怎样不同于常人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用什么新奇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忽略原始文献记载的重要性，轻视对基本史籍的阅读和思考。

若是能够摆脱这种教育蒙蔽，读者们便不难发现，人们通过一些基础性的通俗读物来接近历史，学习历史，目的，不外乎提高个人的人身修养，丰富内在的人文知识，当然有一小部分人将来或许还会走入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为专业的文史学者。这样，有了入门的初步知识之后，就应该更进一步，直接阅读一些古代的基本典籍，而在中国古代的所谓基本典籍当中，《史记》当然名列前茅，是不能不读的经典。

直接阅读《史记》原文，在黄永年先生写《司马迁的故事》那个年代，对于有志向提高自己文化修养的人们，本来是稍加努力，就不难做到的事情。可是，后来推行的所谓“简化字”，猛然从主干上截断了汉字文化的连绵传承，以致当今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要想阅读像《史记》这样的古代典籍，不得不先要迈过一道认识正体字（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繁体字”）的门坎。

对于从小看惯了“简化字”的年轻朋友来说，正体字乍看起来虽然有些发懵，但只要你是真心喜欢读书，这绝对不会成为什么严重的障碍。静下心来读下去，很快就能够大体读懂，实际上并不像你初看时所感觉得那样困难。关键看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喜欢读书、真的喜欢求知的人。

启蒙书之所谓重要，是因为那些真心喜欢读书的人对书籍、对阅读的喜爱，是出自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些人就是老辈所说的“读书种子”，而再好的种子，也需要有一个适宜的环境纔能发芽，纔能扎根成长。黄永年先生在《司马迁的故事》这本书中引录的这些《史记》原文，与全书的叙述，浑然一体，就像一部导游手册中恰到好处地插入的标志性图片，除了让读者直接领略历史风貌的精彩之处外，更会激起他们阅读更多《史记》原文的欲望。《司马迁的故事》在写作形式上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诱导读者走入《史记》的一扇美丽的窗口，这是现代学者写的同类通俗历史读物所不具备的一项重要特色，也是它的一项突出优点。

稍微了解一点儿当代中国文化史和出版事业的人都知道，在写作和出版《司马迁的故事》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标签和话语，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部青少年读物的要求，当然会愈加严格。这一点，希望青少年朋友能够明白，更希望青少年朋友能够透过这本书里面的这样一些叙述，认识当代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艰难历程。理解这一点，或许稍微有些困难，但多读一些书，并多动脑筋思考，大家就会明白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并且知道应该怎样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了。

辛德勇

2018年9月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