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论跃：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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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eric Wang，王论跃，浙江舟山人。1981年入洛阳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学习。1987年获法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入巴黎第八大学攻读博士。1993年，获法国文学符号学）博士学位。1999年获得汉语言文化首届高级教师衔考试第一名。2004年，再获得汉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里昂高师副教授，现任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思想史教授、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莫里斯·布朗修作品的符号学分析路径》（Approche sémiotique de Maurice Blanchot）、《新儒家的检验：王廷相的思想1474—1544）》（Le néo-confucianisme mis en examen：la pensée de Wang Tingxiang 1474—1544））等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王论跃教授访谈录
关键词：王论跃；法国汉学；欧洲汉学
作者简介：蒋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法国里昂大学博士生
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海外汉学家为什么会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例如他们为什么对汉学产生兴趣？推动他们在汉学研究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什么？通过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他们希望得到什么知识和信息？与普通的西方汉学家相比，您的情况又比较特殊。首先您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到法国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开始汉学研究。所以，大家对您的求学及研究经历一定很感兴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
我1981年开始在洛阳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学习。经过四年的系统训练，我的法语听、说、读、写能力已经打下了一定基础。所以，1986年我来到武汉大学攻读武大与法国巴黎八大、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和波尔多第三大学联合举办的博士预备班。在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1987年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开始在法国的留学历程。来到法国后，我最初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但实际上我的指导老师是巴黎学派的符号学家高概先生（Jean-Claude Coquet 1928-）。
虽然我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法国文学与符号学，但事实上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训练。因为，巴黎学派符号学的理论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方面是索绪尔传统下的普通语言学；另一方面在哲学上参照了梅洛·庞帝和胡塞尔传统下的现象学。同时，也得益于我的研究对象——莫里斯·布朗修 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他虽然是文学家，但他与许多当时的哲学家交往密切，比如他和当时法国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是很好的朋友，与社会学家乔治·巴达耶的联系也十分紧密。所以，由于研究布朗修，并且得到了符号学家高概等先生的指导，我在留学法国的最初几年，不仅非常幸运地接触到了当时法国人文科学的最前沿研究，同时还广泛涉猎了各种西方哲学理论与思潮。在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西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训练，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至于我为什么离开法国文学而转向汉学研究，内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中国人比较容易在汉学领域站稳脚跟。同时，文化的因素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来法国留学以后，在与法国文化的对比之下，我更深刻地感到研究母文化的重要性。后来，我在准备法国中级和高级教师资格考试的过程中，系统地温故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
然而，虽然我主要的精力发生了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割断了与先前研究的联系。所以，不能说我放弃研究法国文学，转向汉学研究。我认为这两者在研究中是有联系的。正是那些我初到法国时学到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深深地帮助了我。也正是通过对西学的经营，使我能够在后来的汉学研究中，保留下许多西学尤其是前沿学科的理论规范。当然，从时间的角度讲，如果一开始就从事汉学研究，我可能会更快取得成功。但是，现在看来我先前在西学上所下的功夫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仅对我后来的汉学研究产生了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学术研究的看法。
您第一篇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莫里斯·布朗修，在第二篇博士论文中转为明代哲学家王廷相。在这两者间，或者说在这两篇论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另外，众所周知在明代曾经出现过许多在哲学上造诣深厚的学者，比如王夫之、王阳明等，您为什么选择王廷相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布朗修和王廷相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正如我前面所言，我在研究西学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方法论的内涵，特别是在治学的方法上，懂得了如何才能做到严谨。在研究布朗修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思想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叫做“中”（neutre）。当然，这个“中”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我在第一篇论文中对布朗修的“中”以及中国传统的中”就进行过详细考察。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
为什么在转向汉学研究时选择王廷相作为入口，这与法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有一定的关系。国内学术界一般倾向于选择较为知名的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比如著名的中国哲学教授陈来先生，他从研究朱熹起家，后来转向王阳明、王夫之，研究对象都是大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资料易于搜集，也比较容易出成果。但在法国学术界却存在着另一种“小题大做”的倾向，即学者不介意所研究的人物是否著名或者重要，他们所关心的是研究者能否提出新的见解和看法。这与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差别。其实我当初也曾经打算以王阳明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明代的思想，但顾及到有关王阳明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而且还要牵涉到很多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而我的日文能力还有所不足，所以我放弃了对王阳明的系统研究。
我所以选择王廷相，一方面由于他的确是一个在中国哲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前接张载，后启王夫之。而且是中国气学或“气本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思想还没有被中外学者充分挖掘。
我是否可以将您转向王廷相研究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您受到法国学术界“小题大做”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王廷相是一个学术界还关注得不够的哲学家？
的确如此，在最初转向汉学的时候，我并不是十分清楚应该去研究谁、研究什么问题。后来，我的一位研究张载的朋友，当初做过我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同事，他告诉我研究王廷相的作品比较少，可以试着做一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2000年我回国进修，在北京遇见葛荣晋先生，他是国内较早研究王廷相的学者之一。他慷慨地把自己撰写的关于王廷相的专著赠送给我。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以后，我很受启发，开始对王廷相产生了兴趣。此后，我阅读了很多关于王廷相的资料，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有些与葛先生的观点相同，有的则相左。比如，对王廷相以及其他思想家与“实学”的关系，我比较赞同姜广辉教授的看法；另外，对王廷相历史地位的评价，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其实，在我看来王廷相是不是一位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或者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否最突出，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从方法论上体现出自己的某种关怀。研究目的并不在于说明他的地位如何，而是通过研究，来发掘他的思想内涵，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启发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例如我通过对王廷相思想的考证和解读，对明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也对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思想环节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同时还对“气本论”思想、“气”的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所以，现在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从到法国开始撰写博士论文至今，您已经在法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四年。对法国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相信您一定有着长期的关注，您能否就自己的感受谈谈对法国汉学界和欧洲汉学界的看法。
关于法国和欧洲汉学发展的趋向我曾写过一些文章，最近的一篇就探讨了法国汉学的未来走向。从历史上看，法国的汉学研究起源较早。事实上，无论是法国还是整个欧洲在海通之前对中国就已经有了长期的关注。从欧洲的角度来说，至迟从利玛窦时期就开始了专门的中国研究；法国的汉学则始于17世纪。就研究内容看，无论是中国的政体还是社会民俗都是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在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语教席创立以前，法国对中国的研究主要由教会承担，因为教会试图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便利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语教席的创办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开始由宗教层面转入了世俗层面，而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所以，从一开始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就处于领先的地位。由雷慕萨 Jean Rémust, 1815-1880 开始，到马伯乐、葛兰言，当然葛兰言不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再到后来的戴密微、谢和耐，法国汉学界不仅涌现了一大批为法国汉学的兴盛和欧洲汉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汉学家，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所以，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国的汉学谱系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是独树一帜的。当然，随着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兴起，尤其是美国大学对汉语文化、汉语世界了解的深入，在某些领域慢慢领先于欧洲汉学，特别是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历史方面的研究。
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的研究取径有所不同。它肇始于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所以对近现代甚至当代中国的研究一直是美国汉学的优势所在。当然后来他们也开始逐步补充对古代中国世界的研究。与美国不同，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汉学，对中国的研究都比较偏重于古代社会，这一方面由于它们起步较早，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汉学起步的时期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有几个世纪；另一方面也由于法国和欧洲的汉学家对于古代中国世界存有更多的向往。所以，如果说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最能体现美国汉学的水准的话，那最能代表法国或欧洲汉学研究的一定是他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研究。
时至今日法国汉学的某些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比如他们对中国道教的研究。从马伯乐到施舟人，再到他的学生，法国汉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无论是在翻译文献、诠释思想，还是在解释概念上都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晚近以后，法国的许多汉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谢和耐、汪德迈，直到现在的于连、程艾蓝等教授，他们对中国儒家思想及其历史背景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所以，可以说现在法国汉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了研究，除了刚才我所回顾的思想史部分，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也很关注。但是，由于现在法国大学所设置的汉语教席有限，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法国汉学家的人数已经被美国所超过，法国汉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有些下降。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以严谨的治学著称于世的法国汉学家的工作报以崇高的敬意。因为，西方世界实际上很缺乏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西方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经媒体之手。但西方媒体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因此，许多传递的信息是被歪曲的。然而，法国汉学家通过对于中国文献的整理，得出了更符合事实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对中西文化相互了解和沟通作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法国汉学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新老更替。虽然，法国汉学研究源远流长，历史积淀雄厚。但是，伴随老一辈汉学家的逐步老去，新生代的法国汉学家能否继承前辈的学术传统，将法国汉学的发展向前推进，还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检验的问题。
您能否具体谈谈法国汉学界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研究范式的变迁？
就我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而言，法国汉学界基本存在着两种研究倾向，一为历史性的研究；一为哲学性的研究，这其实和国内的研究模式是极其相似的。前者所关注的主要是一种意识、一种思想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研究者更热衷于产生某种思想的外部环境，他们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来阐述意识或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共性”的东西。而后者，即哲学性的研究。学者更醉心于对概念的阐发，他们更重视“共性”的哲学问题。与前者相反，文本对他们而言，仅处于次要地位。学者有时候甚至会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先建立自己的哲学框架，而后根据自己的框架去寻求符合的文本材料，让文本来为观点所服务。对于与自己的框架相悖的文本材料，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两种对立的方式基本上代表了法国汉学界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范式。
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我个人认为不能把他们简单地对立起来。既认同于历史性的研究，也关注哲学化的方法，研究者只有做到二者的一种“中庸”，才能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一种庸俗化的处理，对于这一点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应该十分注意。
在法国汉学界活跃着一批像您这样，出生在中国并在国内接受过教育的汉学家。您能否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谈这批学者在法国汉学界发展的优势与不足？
对于像我这样的法国汉学家而言，在学术研究上无论是优势还是不足，都是相对的。所谓优势，由于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所以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方面，相较于出生于法国的汉学家而言，的确存在着一些优势。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对汉语的理解不如我们，只能说对于汉语的感知和亲密性上，我们要胜过他们。关于不足，首先存在于方法论上。由于在法国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异于他国的学术传统。在指导思想上，它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对材料的处理上，它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对于出生于国内的汉学家而言，我们缺乏法国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训练。另一个不足还是语言。正如我们拥有汉语的优势一样，我们也存在着法语的劣势。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我本身出身于法语专业，所以，语言障碍对于我来说相对较小，但对于非法语专业出身的中国汉学家而言，语言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一方面由于法语本身是一种比较严密复杂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写作上要做到严谨、华美就更加困难。
刚才您谈到出身中国的汉学家的西学背景缺失的问题。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法国高等教育，所以缺乏对法国学术传统中的理论和方法的了解。因此，即使我们存在对于文本理解上的优势，但挖掘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广度，和法国同行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我在法国所做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弥补西学不足的过程。如果，我一来到法国就开始汉学研究，也许起步会很快，但是对于论文的逻辑的严密性可能会差很多。我认为，法国学者在学术上比较重理性。他们十分重视对小问题的发现与挖掘。也许同样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来，根本不能算是一个问题，但法国学者常常可以抓住不放，一直钻研下去，直至找到新发现。所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法国学者总是以能够提出新问题、新模式而著称。举个例子，“年鉴学派”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研究的面貌。虽然，现在看来，“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几十年以前，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又比如“结构主义”，现在看来它也许有一些过时。但它所提出的方法论的设想，对于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后来“解构主义”的出现，才可以把它打破。但实际上解构主义也没有把结构主义“解掉”，它的很多方法现在仍在被其他学科使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至今仍在文学上有所体现，在历史学上有所体现，在整个人文科学都有所体现。所以，我认为法国学者善于在模式上进行推究，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可以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具有专业精神，在人文科学上尤其如此。
伴随着近年来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和西方学界相互了解不断加深，您能否谈谈对近年来中国汉学发展的看法？
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扩大，与以前相比，中国汉学界在近二十年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认为现在中国汉学界研究的水平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这直接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他们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西文出版，供学者研究。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研究的质量有待提高。随着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汉学作品，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被翻译、引进到中国，这是进步的一大表现。但有一些工作值得商榷。比如，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古文典籍翻译成西文，加上自己的注释结集出版。而国内某些学者，又将这些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事倍功半的做法。
学术规范的建立是另一个进步的重要标志。以前中国学者对于论文的注释、参考文献的来源、引文的出处等学术规范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常常遭到外国同行诟病。但近年来这一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论文的格式越来越合乎规范，对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更加尊重。关于不足，无论是对于整个人文科学，还是汉学研究，就指导思想而言，我认为我们过分依赖西学而轻视中学。在方法论上，我们的研究也以西学的方法论为主，这就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化内生资源的忽视。虽然，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西学的思想与方法还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地挖掘中国社会本身的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解决自己的学术问题。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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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8日下午三点，法国东方语言学院王论跃教授做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并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白先勇《台北人》的符号学分析”的学术讲演。讲座由中心主任曾繁仁教授主持。讲座伊始，王论跃教授概述了白先勇小说的研究现状。在他看来，欧阳子、袁良骏、夏志清、叶维廉诸人对白先勇小说的研究皆有独到之处，只是研究方法多以叙事学、主题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为主，其间没有符号学的身影闪现，而这正是本场讲座的重点所在。
接下来王教授具体介绍了他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他选择依据话语符号学也就是主体符号学来展开自己的分析，因为，在他看来，话语符号学注重话语产生的条件及其主体效应，可以避免静态符号学造成的封闭和僵化等弊端。由此，他引出巴黎学派符号学家高凯（Coquet）。
在高凯的话语符号学里，存在着三种陈述机体：主体、非主体、指令体。从符号学的角度讲，主体具有判断力，非主体则与之相反，而指令体则具有一种不可回溯的力量，主体对它只有服从。
王教授对《台北人》的分析恰恰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的。王教授发现，在《台北人》中，各个作品的不同人物有着相似的指令体，而这一指令体来自于人性之中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一种内在指令体，这一内在指令体又是外在命运的一种必然结果。对命运的服从导致白先勇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消极宿命论色彩，而他的小说和小说中的人物则连带着成为一个个悲剧。在王教授看来，既然命运起着指令体的作用，主体就必然会起来和命运抗争，不过，悲哀的是，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主体无论如何也难以在对抗中取得哪怕一点点胜利。王教授以《永远的尹雪艳》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尹雪艳既危险，又具有吸引力，正是白先勇小说中命运的典型表现。另外，王教授还以主体地位的今昔对比为切入点分析了《台北人》。在他看来，《台北人》中的每一位主角都拥有一个美好的过去，同样又都面对着冷酷的现实，因过去的美好，他们更觉无法面对冷酷的现实。这样，“台北人”在其过去是一个完整主体，而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这一完整主体逐渐演变为缺陷主体或者零主体。这是主体自昔至今的退化，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退化，这种双重退化令作家无限悲哀。王教授具体分析了《游园惊梦》中的女主角蓝田玉。在他看来，蓝田玉的身份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直流动于意识与无意识，主体与非主体，现实与追忆之间，主体的不同形态就在这一变动中展示。本场讲座借对白先勇小说的分析展示了话语符号学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王教授立论谨慎，论述精当，毫无冗言，整个演讲因小见大，发人深省。最后，同学们就白先勇小说和符号学理论纷纷提出问题，王教授一一作答。（文/胡培真）
专访法国汉学家王论跃：学中文并不意味着“汉学热”
凤凰国学 2015-12-07 09:02
【导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犹如巨烛，点燃无数年轻学子了解世界、拥抱世界的热情。该丛书的主编、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在总序中写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事实上，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并不久远，中华文化走向全球的道路依旧漫长。当我们欣然于国学回暖之时，也需要站在“他者”的视角来观照自我，不必自卑，也无须太亢奋。海外汉学就是这样的“他者”，尤其是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法国汉学。那么，海外的汉学家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观察中华文化的视角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如何在多元迅捷的大对话时代保持自我特质？近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学家王论跃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
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思想史教授、中文系主任王论跃
凤凰国学：现在很多学者在做国学或者汉学的研究，国外的汉学是不是也是一门很热的学科？
王论跃：其实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但是学中文并不是意味着“国学热”或者“汉学热”。不管怎么讲，“国学热”可能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因素，比较多面的成分在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国学热”都可能创造一些正能量，我想不一定这样。但是提倡传统的价值能够让更多的人去看古书、读古文，懂得我们文化的来源，这是一件好事，不管它是民间的形式还是官方的形式，如果能是官方形式的话，那就更好。
那么在西方的话，从法国的角度看，汉学研究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也已经研究了很多，研究的队伍越庞大，研究的面越多越广。举个例子，在法国，研究明代哲学的学者就很少，所以要做的范围就会很偏，很窄，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进行共同的研究的话，可能就会做得更好一点，更完善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西方讲“汉学热”，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能够推动汉学的发展，推动中文教学事业，这个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凤凰国学：中国正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官方和民间对其现实意义都寄予了很多的期待。您在法国，法国的汉学研究您觉得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王论跃：当然，目前法国的汉学，研究现代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汉学研究基地。从十九世纪初期，法兰西学院就成立了欧洲第一个专门的汉语教席，汉学也就从原来耶稣会士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汉学变成了一种世俗的汉学，所以真正的汉学在西方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以前的汉学家，他们主要的研究还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那么这种古代文本，特别是经典的文本的研究，从体制上、研究上讲，占了他们的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我觉得不管目前中国的兴旺如何，关于经典的研究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个我是坚信的。所以我作为一个从中国去的法国汉学家，也是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丢失，正如姜广辉老师所说的那样，这些是我们的根与魂，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像他们的经典，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经典，西方文化当中的经典，他们也会守下去，所以我们的经典更应该守下去！
凤凰国学：国外学者做汉学研究，跟我们自己的学者做本土传统文化的研究，角度是不是很不一样？
王论跃：当然角度有很多相同之处，相同之处就在于大家都是读同一类的文本，同一样的文本，都是从最基本的训诂，最基础的词语的理解出发，但是也有不同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中文系，其主要的阅读方式还是中国的方式。而西方的汉学家在成为汉学家以前，他们也受到了西方的人文思想的训练和熏陶。他们如果跟中国学者做的是一样的学问，那么就没有去做的必要性了，所以他们肯定会运用西方的人文主义的某些工具，或者某些理路，即使做一些译介的工作，他们也会阐述一些自己的思想，也会体现一些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互补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是有着自己的特色的。
凤凰国学：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的趋同性，而文化多元又是各国、各民族希望守护的，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文化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纯度？
王论跃：其实，任何一个文化，我们的主流文化，都不是非常纯的，都是容纳了其他的文化。汉文化的发展是这样，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只是说，我们讲汉文化、西方文化，是从主流的发展来看，它们都是不断的吸收、融入外来资源的。正是吸收外来资源，才是成为本文化的强势之一，所以它能够吸收人家的优势，我觉得，如果中国文化单单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土生土长的这样一些元素的话，那么它的面会越来越窄。现在这样全球化的时代，给了我们更好的条件，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我们有很多资源都可以共享，所以人类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都是作为某种主流文化的依托之一，我们应该越来越多的去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吸收它的糟粕。对于西方文化也是这样，它也应该吸收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其他文化的精华之处，而使自己的文化越来越开放，有更强的生命力，更能传承下去，这个便是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永远的事业。
凤凰国学：这使得我想到了杜维明先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反驳，他提出了“文明对话”，刚刚您讲的其实也是关于“文明对话”的看法，而在这种环境当中，中国文化应该保有怎样的身份？
王论跃：中国文化的身份，首先是它原有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传统文化照搬照抄到现在的境遇下，因为文化它是处在一个动态之中的，有着这样一些内涵。所以我想中国的文化，如果我们一定要像周人那样去遵行周代的礼，可能它的意义就只是会附在形式的层面，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原来的这种礼义从本质上学到了，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精神当中，虽然形式上有可能创新或者不同，这都是没有关系的。就像王阳明说的“致良知”，良知在心上，如果我们心上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那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要传承我们这种文化，从各个个体上去做，但是不一定非要偏于形式。
凤凰国学：那么像《大学》这些传统的儒学经典，其中蕴含的儒家传统思想如何才能转化出现代意义呢？
王论跃：所谓经典也就是已经为历史所承认的传世作品，那么为什么会传世，说明它能够经得住任何时代的考验，所以这些经典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在现实上，中华文化的很多现代的价值还是根源于这些古代的文化，而这些古代的文化也就通过古代的经典里所体现的、文字已经记载下来的、已经被公认的价值流传下来。这个价值里肯定有一定的普适性，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有一些价值是很值得尊重的，我觉得这个现代意义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凤凰国学：关于国外汉学研究，您能不能推荐一些著作给广大网友？
王论跃：西方汉学出了不少名家，有很多作品值得推荐，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著作。从法国汉学来看，它的传统还是比较长的，比如葛兰言的《中国思想》，当然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马伯乐，还有现在尚活跃的汪德迈、Marc Kalinowski（马克）等，他们都做过很大的贡献，所以一一列举的话有一定困难，但是总体来说，法国等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后来居上的美国，都有一些很优秀的汉学家，他们在这方面为推动汉学事业的发展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王论跃谈“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 发布时间：2014-01-31浏览次数：15
12月17日，思勉人文讲座第178讲在闵行校区人文楼5403冷战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中国思想史教授Frédéric WANG（王论跃）做了题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陈赟教授主持。思勉高研院青年研究员姜丹丹、哲学系副教授刘梁剑以及来自不同院系的师生参加了讲座。
本次讲座分四个部分，王教授首先对本威尼斯特的生平与师承做了简单的介绍。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出生于叙利亚北部的阿莱普城，20岁时遇到授业恩师梅耶，5年之后接替梅耶在高等研究学院教印欧比较语法与伊朗语。而梅耶的语言哲学可以追溯到现代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通过梅耶，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的比较学和普通语言学都所继承，并成为了这方面的大师。
第二部分，王教授介绍了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哲学上的最大建树——话语的界定和研究。本维尼斯特认为，话语是一种“行动中的语言”，并将其与陈述行为紧密结合起来，指出“在陈述行为中，语言被用于表示跟世界的某种关系”，而陈述行为是个体的语言实现，是语言的一种所有化行为。在这部分的结尾王教授指出了本威尼斯特研究的局限性，即本维尼斯特所研究的语言学对象只是句子，而且他通常把话语局限在对话行为中，未能使话语彻底摆脱传统的口语形式。
第三部分，王教授主要讲述了本维尼斯特关于语言主体性的思想。本维尼斯特反对“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一说，因为如果把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就会使得人与自然分开。在他看来，语言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只有语言才在存在的现实里为人建立“自我”的概念，从而使人成为主体。
第四部分，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了由本维尼斯特所提出的“语言时间”这个概念。语言时间是通过话语的功能得以定义和排列的，其特征在于跟语言运作有机地连在一起，而且语言时间的中心只在言语机体的现在时中，而语言现在时就是陈述行为时间，也就是陈述者进行话语活动的时间或者说是作为时间的“实时”性。
王教授的精彩讲座引起了老师同学的广泛兴趣。姜丹丹、刘梁剑老师分别从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角度与王教授进行了对话，同学们也积极提出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王教授一一做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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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论跃：法国“中国今日的选择：传统与西方”研讨会综述
由法国人文科学高师中文系副教授王论跃发起、组织，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学院承办，高师“欧洲政治话语”研究所协办的《中国今日的选择：传统与西方》研讨会于2004年11月26日到27日在位于里昂的人文高师举行。十几位来自法国、中国、瑞士的汉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学教授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三十多位高师教学科研人员、学生到会听讲。
会议的日程分三个议题：（1）面向西方的中国；（2）传统话语的再审视；（3）社会、文学的改变。法学家、东亚学院院长塞斯雷（Eric Seizelet）研究员代表哲学家、语言学家、高师校长奥鲁（Sylvain Auroux）研究员致开幕词，强调“传统并不是畏缩、封闭、偏执与过时的代名词”，指出“现代性常常先于与西方的接触”。
参加第一议题的有巴黎七大东亚语言文化系蓝齐（Rainier Lanselle）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因故迟到，委托在会上宣读论文）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冯绍雷教授。蓝齐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主体对精神分析的需求》，他针对这一在当代中国出现的新现象，分析精神分析需求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现存的医疗结构的理论导向。关于中国社会对精神分析学的某种程度的抵抗，蓝齐指出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就是一种面对抵抗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有利于精神分析学的因素，同样也有阻挡这一学科发展的成分。
陈嘉映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为《从移植词看中国哲学的现状》。论文探讨比外来词更为重要的“移植词”现象：“移植词指的是这样一些词，它们虽然是外文词的意译而非音译，但它们主要是作为译名起作用的，例如世界、宇宙、党、政治、社会。”这些移植词可以是新造词，也可以是汉语本来就有的词，但其意义发生了改变。移植词一方面使得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交流变得容易，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提出挑战。因为现代汉语论理词汇使用大量的移植词，使得大量的理论文章像是一种准外语写作，而且这使得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概念考察成为问题，于是，诠释中国经典的工作就更像文献工作，而不是哲学工作。冯绍雷的发言题目为《当前中国的外交思考—以当前中、俄、日关系为案例的一项研究》。他通过多边视角的考察来讨论三国间互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背景。
第二议题更加接近思想史研究。先后发言的有巴黎七大东亚语言文化系费扬（Stéphane Feuillas）副教授、人文高师中文系王论跃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姜广辉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宏图教授、日内瓦大学张宁博士。
费扬的论文题目为《从福柯到苏东坡：自我修养及其改变》。论文从汉学家向法国哲学家福柯借用的“自我修养”（culture de soi）一词出发，指出这一用法避免了中文中“修身”、“修心”或者“养生”、“养性”的二元说法。“自我修养”指的是所有旨在内省的修炼，“一种并不是将思维自我封闭，而是其作用是培养主体为将来的行动做准备的行为。”收集了福柯1982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内容的《主体诠释学》（L’herméneutique du sujet）一书，就是要构想一种“苦行人类学”。福柯自己这样定义“苦行”概念：“所有现成的、推荐的、甚至是必需的或多或少有秩序的操练，所有个体为达到一个精神目标都可以加以利用。”通过这种内在的修炼，主体得以认识自身，达到自我完善。费扬试图应用福柯的理论阅读苏轼的《东坡易学》，认为《东坡易学》中对乾卦的解释正是提供自我实现过程的一个印证。费扬还通过苏轼性、情、命等概念讨论福柯所谓的精神知识的获取过程。
王论跃的《从中国心学到胡塞尔的意向性》发挥了他在2003年宁波《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的发言（《王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现象学》，见陈祖武主编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235页），把刘宗周的“意”的概念也纳入考察范围。认为刘宗周搁置了杨简、王阳明等人的“心”和“意”概念中的“念”的成分，其“意”的概念非常接近纯粹的“意向性”。有关胡塞尔对意象性的描述，王论跃主要参照其晚年著作《笛卡尔沉思》。
姜广辉的报告题目为《中国新近出土战国楚竹书的思想史意义——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发言分五个部分：1、《郭店楚墓竹简》反映中国战国前期一段失落的思想史；2、竹简本《老子》的出土，排除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的种种说法；3、《郭店楚墓竹简》中儒家部分的许多篇可能属于已经失传的古籍《子思子》；4、这批竹简中有一些反映先秦原始儒家的人民性、民本性的思想内容；5、这批竹简所展现的原始儒家的以“情”为本的心性理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宋代以后的各种“道统”说。这一报告带来了中国权威学者对这一前沿课题的看法。由于法国汉学家对这一课题关注不够，姜广辉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强烈反响。
李宏图的发言题目为《从传统到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分析》。他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1840—1910年的开始阶段、1911—1949年的转折阶段、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以及1976年以来的改革阶段。在进行历史考察的同时，李宏图十分重视政治、文化诸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宁的《对中国文化背景中“宽恕”概念的思考：从德里达谈起》，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宽恕概念的缺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历史后果。德里达认为宽恕概念源自他称之为广义的“亚伯拉罕”宗教传统，其中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这位哲学家来说，需要宽恕的对象就是无法原谅的事物。宽恕的条件是：1、个性（一个体宽恕另一个体）；2、他性（非简单自我的）；3、对人类悲剧性的理解。这些条件与《尚书》的“赦”，孔子的“仁”以及佛教的慈悲存在一定的距离。张宁的观点可以与中国文化宗教性的讨论加以联系。
研讨会的第三个议题涉及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学现象。发言的有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里昂三大中文系石路副教授，华东师大社会学系陈映芳教授，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徐爽博士和马赛第一大学中文系杜特莱（No?l Dutrait）教授。罗兰与石路的合作报告题目为《流动人口及上海的就业市场》。她们通过在上海实地调查，分析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徐爽的论文《中国当代诗人的立场：传统与西方》，关注的是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杜特莱的《翻译高行健：作为文化界面之界面的翻译者》从翻译高行健的切身体会出发，谈当翻译对象如高行健，本身已经是多文化的融合体时，译者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他在这里涉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翻译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跟陈嘉映提出的移植词问题有点相近，不过大概还应该将移植词扩大为移植文化。
《中国今日的选择：传统与西方》研讨会的议题看来比较分散，古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涉及，但是学者们都围绕着中国文化的身份及其趋向展开讨论。应该说，对西方、对传统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全球化使得我们在文化的范围内的沟通日益容易，但是文化异化的困惑依旧。如何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质，将是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
本次研讨会的工作语言为法文、中文和英文。研讨会论文集将在年内由高师在线出版部出版，然后再汇编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