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智利

克利夫是前得克萨斯州警察，其父在70年代是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工作人员。克利夫因其外交人员子女的身份从1970年至1974年作为美智交换学生在智利读小学，并因此亲历了73年的军事政变。他与智利的渊源在87年与智利女孩奇娜结婚达到高潮。然而直到2004年他在得克萨斯州做警察的合同期满，才来到智利与妻子和已经十几岁的女儿共同生活。之前一直两地分居，原因是他的智利妻子不愿去美国生活，害得这个美国佬只能利用假期在智美之间飞来飞去。 　　 　　 作为美国人，加之与智利的渊源，克利夫眼中的智利与我眼中的智利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也有共同之处。关于政变，他没有站到自己的祖国一边。也因为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认为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干预了别国的内政，政变之后上台的军政府更是给他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虽然有做外交官的老爸这样的背景，克利夫没有混到智利的上流社会，而是回国做了自己喜欢的小警察。回到智利做了双语导游，最后干上了旅游车出租公司的司机。也因此使我有机会认识他，并通过他的眼睛看到我自己无法看到大量另一个智利。 　　 　　 与克利夫合作接待的第一个团是广东某市代表团。他的敬业和投入给我和团组都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机场接待团组之后，克拉夫通过我向大家问好，并每人赠送了一个小礼物：男士每人一个智利国旗图案的胸针，女士们每人一个铜制小书签。这一举动博得大家的掌声。到了酒店，克拉夫看到两辆出租车停在酒店门口，占据了旅游车的停车位，马上下去与出租车司机交涉，人家不理他，他进到酒店大堂让酒店出面交涉。我们的车其实已经停在离酒店大门不足十米的位置。我和客人们都已在下车，等他通过酒店赶走两辆出租车时，我们已经在大堂办理入住手续了。客人们去了房间，克利夫向我抱怨智利人素质太差。在他看来，这个国家令他满意的地方不多。比如圣地亚哥人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很多，他说，在美国行人和司机都很守规矩。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智利司机的谦让给国内团组留下很深印象。还有警察，当我们在市内游览时，总有警察过来提醒我们注意相机等贵重物品。但克拉夫眼中的智利警察很腐败，他说他亲眼看到有警察收受贿赂。在智利好像除了他老婆和女儿，他在这里生活并不是因为喜欢智利。 　　 　　 克利夫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和德语。他自称从未正式在大学里学习西语，西语是在得克萨斯州做警察时和墨西哥人学的，当然也有在智利读小学的基础，而在后来和智利太太的生活中达到完美。我问他，讲西语和德语，为什么不去做双语导游。克利夫说他恰恰做过导游，而且在不止一家公司做过，结果却都落得被炒鱿鱼的地步。我十分诧异地问，为什么？他很懊恼的答道：还不是因为那些huevon（智利俚语傻B）嫉妒我，排挤我。因为英语是我的母语，接待讲英语的团组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的同事们总是到上司那里讲我的坏话。因为他们讲的英语我听不懂，我的西班牙语却和他们一样。但他们都口口声声说是讲双语的，这就是智利人的劣根性。克利夫说完一脸的无奈。直道遇到与我们公司合作的这家旅游车出租公司老板的儿子马赛罗，做上了旅游车司机，收入少了，但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些经历而改变，甚至没有抱怨每月只有一千多美元的收入，因为在美国即使做工人，每月也要好几千美元。 　　 　　 我们带团组去海滨城市维尼亚。克利夫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在返回圣地亚哥时接上他在那里度假的女儿。同时让我争取团组的同意。该团团长说没问题。于是在返回时，我们顺路带上他的宝贝女儿，十七岁的高中生。令我们诧异的是，克利夫的如花似玉的女儿英语很差。该团领队是香港人，用英文和她聊天，她的蹩脚的英文让我们这些英文更烂的人都能够发现。我们一致认为对他女儿来说是白白浪费资源，因为克利夫是百分百的美国人。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克拉夫对此不以为然。为什么我女儿一定要讲好英文呢，难道就因为我是美国人？返程途中停车小憩，克拉夫把自己抽剩的烟递给女儿。我说，她还没到十八岁呢？克拉夫笑笑说，我们父女俩就这么个爱好。而未成年人抽烟在智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与做父母的纵容是分不可的。对智利许多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克拉夫在这个细节上却与智利人同流合污了。 　　 　　 几次共同工作下来，聊得越多越发现，克利夫眼中的智利与我眼中的智利不是同一个国家。因为我来自中国，他来自美国。如果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的话，至少智利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只不过和美国比欠发达而已。我不能因为克利夫对智利的批判态度就得出智利是一个十分落后和乏善可陈的国家，而美国就是天堂。但是我们彼此不同的背景是我们不能不用各自的有色眼镜来看智利，自然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也许我们各自眼中的智利只是智利这个国家的一面。对一个聪明人来说，如果无法跳出自我来看待事务的真伪，至少要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的多面性，从这个意义上，我十分感谢与克利夫的交流。他使我进一步接近真实的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