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歌手杨一：出名就像垒板砖(一）

来源：网易娱乐 　　关注民谣 　　2004年，这个秋天是民谣的萧索季节。10月29日，台湾原住民歌手万沙浪自杀；10月30日，台湾民谣创作人梁弘志病逝；同一天，北京民谣乐队“野孩子”主唱小索病逝。 　　“民谣”在近几年来第一次以如此高的密度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以这样一种悲凉的姿态。逝者已逝，民谣何时能够在悲情中重新歌唱？我们希望在对曾经与现在的一些歌者的记录中找寻到一点线索。但也许，如鲍勃·迪伦的歌词“答案在风中飘逝”。 　　街头歌手杨一 　　杨一抱着吉他在中国美术馆旁唱了12年，4年前媒体的集中报道令他对“出名”有了自己的认识。现在他依然要面对观众的冷漠，以及城管偶然带来的“麻烦”。 　　“一个纤细的声音从某个角落怯生生地传来：杨一我爱你……”——这是新青年论坛“音乐聚义厅”对2001年杨一在北大演出现场的记录，当时同场演出的还有窦唯、“野孩子”等。2000年前后，《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时报》、《新周刊》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从粤北小镇流浪到北京的客家人杨一，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美术馆旁演唱了8年。此后，杨一出了专辑。2003年，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拍摄了记录短片《歌者杨一》。一把吉他、一把口琴、中国美术馆门口，杨一仿佛已经小有名气。 　　杨一自己对名气的解释是：“如果我在美术馆唱歌，肯定我在那个地方出名，因为同时没有(别的人)那样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可能我唱3年会在方圆500米出名，唱10年会在方圆5公里出名，唱30年会在方圆10公里出名……就像垒板砖。” 　　11月6日，周末，杨一的5公里的圆心——中国美术馆。西侧门口，人们排着长龙等待看印象派画展。东侧有一块小小的街心公园，在朝内大街和美术馆东街的交会处。小公园则是肆无忌惮的小情侣、遛狗的人、退休之后以棋牌消磨时间的老大爷们的天下。路过北京的外地人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放在地上，坐在长椅上歇脚。周围唱片店流行歌手的真情告白混合着公共汽车出站到站的声音。 　　这天，杨一没有出场。 　　刘大爷5年前退休之后就经常到小公园下围棋，在他的印象里，杨一的形象不太清晰。 　　“你说哪个唱歌的，那老头？”“不是，一个年轻人，长发，弹吉他。”“哦，他呀，以前老来，最近得有一个月没见着了。” 　　“他来的时候，听他唱歌的人多吗？” 　　“有多有少，有时候三五个人围着听。我们一般下自己的棋，别的事我们也不参与。他吉他弹的挺响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大清楚。” 　　刘大爷说，小公园里经常会有附近派出所穿便衣的巡逻人员出没，但主要是看有没有聚众赌博的，对唱歌的一般不干预，城管管这摊：“以前朝阳门地铁里头老有个唱歌的，城管的车一来就给轰走：‘有什么困难找政府，别在这呆着！’” 　　用自制的扫帚一样的“大字笔”蘸水写在水泥地上写“地”字的李大爷也不能清晰的说出杨一的面貌，他问记者是不是想找一个外地来的吹笛子的人。 　　之前一天的晚上，在南长街的“琴·茶”馆，记者请杨一提供他在街头演唱的照片。杨一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超薄东芝笔记本电脑，在其中翻检。在拍摄于北京街头的照片里，他几乎从来都不是画面中的焦点，尽管他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人们或者背对着他，或者站在一旁抱着肩膀，大家表情各异，即使看他，目光也以茫然、不解的成分居多。 　　“12年来，观众态度的转变不大。”杨一说，抱着肩膀冷漠的看客还是占了相当的比重。 　　1992年，报考美术院校落榜的杨一背着一把60块钱的红棉牌吉他和几件衣服来到北京，目的地是中央美院，却误打误撞地住进了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盘缠用尽的时候开始在那里卖唱。之前，他是一个在乡村倒卖电器的小老板。更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因听香港电台的节目而迷上无线电和许冠杰的辍学少年，“听许冠杰的歌，我一看，作词作曲唱全是他一个，真厉害！如果以后唱歌就做这样的。”后来听到崔健的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听到他的歌都会有一种想出走的冲动。”崔健和落榜，成为出走的动机。在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邂逅鲍勃·迪伦则促使杨一自觉走上民谣路线，“原来音乐还可以那样，就一把琴，却那么动听。我们平时听到的音乐总是被各种各样的配器包围，就像城市的建筑被广告牌所包围，看不清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