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仍有人仰望星空

一篇写中国科幻作家的特稿：《仍有人仰望星空》（发表于《天南》第二期）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ck.cn/blogs/catnapkun/archives/153980.aspx 困困 他们懂得用想象力反抗压抑或者庸常，他们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野心与进取，相信自己是想象空间的神，足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智力等级制度中的某一块功勋牌上。 现实主义者的野性 如果作家决定开始写作的瞬间果真非常神奇——人们喜欢说那是“灵感一闪”的时刻，那么村上春树的描述就像个“标准答案”，不管是真是假，都有种动人的光泽。他说：我是在看一次棒球赛的时候决定开始写作的，我支持的球队打出了本垒打，棒球划过天空，飞得又快又高，我盯着它，想：我要当个作家！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刘慈欣听，他马上说，“灵感一闪”的时刻，我也有啊，只不过没那么浪漫—— “1989年，我20出头大学刚毕业，在娘子关发电厂当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住着单身宿舍，也没有女朋友，晚上没事干，只干两件事：打牌，打麻将。有一天夜里，我输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这就是‘那个时刻’吧。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必须干点事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我就想到写科幻小说。” 说完他笑了。那笑容挺复杂，诚恳与精明混杂在一起，就像他的人一样。刘慈欣身材厚实，脸庞浑圆，给人以敦厚老实之感；又时常流露出一些世俗智慧，这种智慧是深谙游戏规则并在绝不越界的基础上玩到通关的智慧，一种现实主义者的智慧。 2011年，刘慈欣被誉为“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2010年10月，他相继出版了长篇科幻小说三部曲《三体》——《三体1：地球往事》、《三体2：黑暗森林》、《三体3：死神永生》，耗费半年时间准备，三年写成，总计销量（截止至成稿日）约30万册。 起初科幻迷为之欢呼——他们给刘慈欣起了个绰号“大刘”——大刘出版长篇三部曲，这本身就是个大消息。影响力向通俗文学出版市场蔓延，他和他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各种报刊中，屡次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在成都图书大厦举行的唯一一次见面会，因为人数过多而提前结束，货架上包括《三体》在内的刘慈欣作品售卖一空，号称十年未遇的景象。主流文学也注意到这个“新秀”，《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向刘慈欣发出撰写短篇小说的邀请，离上一次《人民文学》发表科幻作品已超过20年。宁浩约见刘慈欣，畅谈宇宙指点江山，最后买走了刘慈欣的短篇《乡村教师》电影改编权…… 《三体》三部曲的意义被归纳为：“《三体1》对历史的反思，《三体2·黑暗森林》对道德的超越，到《三体3》发展成为全面的宇宙社会学、宇宙心理学、宇宙生态学的建构，这是屠龙之术吗？”；“《三体3》对宇宙结构的想象，已经开始涉及时间的本质和创世的秘密，但看得出大刘是有意与西方的神话保持距离，走一条新的中国神话的道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 刘慈欣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如同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他们小心潜行，并随时准备着消灭掉暴露者。地球文明是个傻孩子，它在黑暗森林里生了堆火，并且高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从这一刻起，地球文明的历史就发生了重大转折，它所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小说中的主人公用善去应对灾难，然而好意铺就的却只是通往地狱的路。刘慈欣在叙述中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拯救世界的重任又落在中国人身上；他们是一群精英，却并不与大众对立；《三体》三部曲站立在普世价值的高度，又迎合了中国“大国崛起”的幻想。 这或许有点过度阐释。刘慈欣对哲学并不感兴趣；灵感更是太不确定的玩意儿；“普世价值”真的存在吗？他存疑；政治或公共话题，他也不特别关心。这是个电力学院的毕业生，电脑工程师，他尊重规律，并有超强的总结归纳规律的能力。 1990年代初，刘慈欣编写过一个软件，在这个软件里，宇宙中的每一个智慧文明都被简化为一个点，最多的时候，他在10万光年的半径里设定了30万个文明，然后让那台286计算机花了几个小时来计算这些文明的演化图景，虽然最后的结论显得稚嫩，这却是他“宇宙观”的依据与雏形。在真正开始动笔写科幻小说之前，他阅读了市面上可见的几乎所有的科幻类中文出版物，总结规律如下： “相对于世界科幻，中国科幻中某些题材的缺失，缺失的题材主要有以下方面： 时间旅行：做为科幻小说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在这两个时期的几乎见不到这类作品，即使描写过去，所进行的也是“伪时间旅行”，比如用电子和生物技术复活恐龙、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清朝等等。 架空历史：也是西方科幻中早已常见的题材，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中几乎找不到踪影，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科幻，如《古峡迷雾》、《美洲来的哥伦布》等，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架空历史小说。 大灾难：描写危及到人类文明整体的灾难的作品在这两个时期也很难见到（宋宜昌的《祸匣打开之后》是一个例外。） 超远程宇宙航行：这两个时期的科幻作品中的宇宙航行大多设定在太阳系内，少数描写恒星际航行的作品，如《飞向人马座》，在航行距离和速度上也十分谨慎和节制。 近未来战争：两个时期中，像《珊瑚岛上的死光》、《波》这样的作品，只是描写冷战中的小范围事件，不能看做战争科幻，除《飞向人马座》中的背景设定外，能回忆起的直接描写当代政治格局下近未来战争的作品，只有80年代的中长篇《神秘的信号》和短篇《桥》（后者曾被《新华文摘》转载。） 终极思考：对大自然和宇宙最终奥秘的哲学思考，这是两个时期中国科幻中最缺少的题材，现在几乎回忆不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引自刘慈欣的《西风百年》） 1999年，刘慈欣第一次向《科幻世界》杂志投稿，《鲸歌》等五篇短篇小说。分别严格按照上述规律写成，以补前辈的遗误；为了顺利发表，又对《科幻世界》杂志的基本风格略作分析，稍有迎合杂志风格的调整；五篇分别投稿到两拨不同编辑处，以免因为编辑的主观喜好影响了客观效果。五篇小说全部发表。这是规律的威力。 《三体》所带来的通俗影响力，使刘慈欣宛若名人。你红了，生活因此不同吧？我问刘慈欣。 “我红吗？中央电视台有我吗？新浪网首页有我吗？没有。我没有红。我对出名没有兴趣。名和利对人的吸引，拒绝名声不需要坚定的毅力，有很多人你白给他都不要，拒绝利的吸引却很难， 我做不到，它真的吸引我。对于名，我要挑拣，很多人所获得的那种名声，真的是白给也不要。不要有个错觉以为我是名人，不是，真的算不上。非要说出名，我还真出过一阵，但是和科幻没有关系。就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在山西电力系统搞计算机还是很有名的，特别是在处理燃料方面，燃料系统的权威人物，那时候大家都认识我，一说起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刘工。我就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没有别的。” 娘子关发电厂位于山西省中部，四面环山，下午四点天就黑了。距离最近的大城市阳泉仍有40分钟车程，不过因为运煤的大货车动不动就堵成长龙堵上个三天两夜，最好坐火车，两个小时。娘子关北面有一片小山和一爿小湖，旅游景点名叫“张果老洞”，河北人逢年过节喜欢过去转转。但是煤渣覆盖在树木与房橼上，天空时常阴霾。居住在发电厂的刘慈欣拒绝记者的面访，曾经一个记者不请自到还让他非常恼怒。 对这番景象施以想象，那是个似有魔力的画面：隐居在山沟里的中国式卡夫卡，他一手挡住笼罩在身上的绝望，还有那叫人喘不过气的坏天气，一手握着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夜晚仰望星空，他比别人看到得更多……那次成都读者见面会结束，路旁的灯逐一亮起来，刘慈欣忽然对旁边的人说：“城里人真可怜，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黑暗。” 可是，这都是误解。 现实主义者刘慈欣不喜欢殉道者，也不想当苦行僧。他喜欢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茵的一句话：“我写科幻小说就为了换俩小钱喝点啤酒”，事实上，他连这点小钱也不缺。他有两套房子，都是大面积的。他不愿意见记者，是因为所在的大型国企不允许第二职业，虽然大家都想办法业余挣点钱，那就低调点，老有人去采访那成何体统。他感谢娘子关的幽静，让一个作家可以不受干扰静心创作，但是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如果为了女儿的教育，他不排斥搬到大城市。 “我的小说，特别‘文不如其人’。你要从小说里推断我这个人肯定是完全误会了。我小说里的人，富有超人气质和献身精神，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很普通的人。我的政治观点温和，我也不主张革命也不是特别保守，我既不左也不右，我遵守所有的游戏规则，我和我的行为准则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可他又是个全然的现实主义者吗？一个“everyman”，就像托尔斯泰的《伊凡之死》里写的那种过着最简单，最平凡，也是最可怕的生活的人吗？ 早年间另外一个科幻作家说刘慈欣的作品有强烈的“回乡情结”，刘慈欣并不以为意，回乡情结？这简直是最不可能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东西。10年后，刘慈欣所在的娘子关发电厂要迁址，他将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他在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青春时光，写出了自己迄今为止所有的科幻小说，要走了却没什么留恋。刘慈欣感到一个行者的孤独和惶惑。 这也许是另一个“时刻”：现实主义者发现内心理想边界的时刻。那个高级工程师，理科生，信奉规律超过信奉灵感的刘慈欣，发现了潜藏在科幻文学背后更神秘的驱动力，那是一种嗡声作响的倾诉欲望，一种自我震撼，一种反抗庸常的野性。刘慈欣说：“我的科幻之路也就是一条寻找家园的路，回乡情结之所以隐藏在连自己都看不到的深处，是因为我不知道家园在哪里，所以，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吧。” 一个随时背着救生包的人 韩松相信拍到了不明飞行物。就在北京国贸三期的上方，既不是飞机也并非气球，它缓慢地移动，几乎停留在空中。那幢迄今为止北京最高的建筑，好像一只长着触须的巨大毛虫，不明飞行物定格在上方，好像它吐出的一个气泡。 韩松是站在位于北京宣武门的新华社大楼楼顶拍到这幅画面的。那又是另一个富有魔幻感的建筑：一个公开的舆论引导工具，在人们想象中散发着红色的、威严的、家长的、铁腕的气息。科幻迷、也在新华社上班的小姬第一次踏进那幢大楼，就见到个老头，穿中山装，戴着帽子，端着一个饭缸，上面有一个馍，从她面前漂过。这真是现世科幻啊，她想。 小姬阅读韩松的科幻小说长达十年，却很长时间没有把新华社老员工韩松与科幻作家韩松联系起来。那是个戴眼镜的男人，眼镜似乎遮住了脸，身材瘦小，走路轻手轻脚，好像永远走在战时宵禁的晚上。作为新员工，小姬参加了韩松主讲的新人入社培训课程：记者的自我发现。老记者韩松整个人藏在讲台的电脑后，声音非常小，越来越小，台下的人纷纷睡了过去。 科幻作家韩松以“软科幻”派别的代表人物著称，与刘慈欣的“硬科幻”齐名相对。“软科幻”是指情节和题材侧重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而关于自然科学和新技术发展的分量偏轻。“硬科幻”与之相反，同时强调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 1987年韩松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句话》。之后是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其中《宇宙墓碑》一篇讲的是数万年后，人类足迹踏遍银瀚，考古学家开始探索外星宇航探险初期的筑墓风俗，而在“宇宙墓碑”后又藏着足以毁灭人类的阴谋……小说集获得1991年“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用见闻录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围棋神童在未来美国漫游的遭遇，处处讥讽中国式自我陶醉。201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地铁》，被称为最能代表韩松风格的短篇作品集，“密室、生存、个体命运与终极关怀、暴力、历史的解构与重筑，这些主题在其中都有淋漓表现……”。韩松发表作品只占他创所总量的20％，更多作品未能发表。 与其说韩松最显著的风格是“软”或“硬”，不如说是现实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幻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吴岩说：“他的作品自觉建构一个假设的虚构场景，自成一个超级现实世界，叙事文本中凸显出来的主题并非现实科学，却又不脱离现实，使得其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文学风尚‘进入科幻文坛。” 韩松本人也愿意强调科幻小说的现实映射力量，他说中国的科幻小说，是“一块浸透着政治味的海绵”。 这个在新华社工作了20年的记者，白天完成职责要求的工作，科幻小说的写作，放在每天早晨四点至六点之间，这种写作习惯持续数年。两种状态互相渗透——科幻就是一个皮囊，装满他在现实世界想说却不能说的话；科幻又浸淫了他的工作，曾经走访云南“闹鬼”之地，创作纪实非虚构作品《鬼的现场调查》，那是一部混杂着科幻感和神秘主义气息的作品。韩松的科幻小说，可以发现强烈的哲学意味与终极思考，一种师承于80年代的文艺之风，还有扭曲的荒诞与绝望。 “科幻文学是逃避的文学，弱者的文学，反抗绝望的文学。”韩松这样宣告着科幻文学的要义。我终于在韩松结束了日夜颠倒的两会报道之后见到了他，同行的还有“小号的韩松”——飞氘。 飞氘原名贾立元，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他是唯一自愿报考这个专业并仍在创作科幻小说的人。飞氘也写“软科幻”，发表作品《一个末世的故事》，《去死的漫漫旅程》等。这位青年科幻作家语言富有诗意，情绪上更接近青春期的燃烧式写作，时常拿来中国古代人物做道具，部分作品被归类为“奇幻”。 飞氘与韩松有极相似的气质。他同样瘦弱，甚至更加瘦弱。因为生病住院，采访当天飞氘穿着病号服匆匆跑出来，说话的时候，龟裂的嘴唇还慢慢渗出了血。首先要谈一谈喜爱的作家，那些身体不大好的伟人。比如普鲁斯特，他有哮喘；比如卡夫卡，他有社交恐惧症……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而是敏感和诚实，对写作的关注与热忱，像剥橘子似地把自己从里到外翻开⋯⋯ 韩松与飞氘风格流派相近，气质相仿——他们都用生命写作，对现实世界不怎么乐观，对人情世故稍稍有那么一点逃避，他们极度向内，气场弱化到无，好像他们本人就是他们自己的行李，随时可以拎起逃开人群。就连他们的身家背景，也有点像。 韩松生长于重庆，父亲是做新闻的，母亲是教师，一家住在一个职工大院里。韩松对重庆与童年的印象是：边缘、偏僻，军工、封闭。他仍记得五六岁时一次地震，他本能地跑到院子中央躲避，随身带着饼干和水壶。飞氘的家乡在赤峰的一个矿区，他对科幻文学的天然喜爱，来自那些外太空的故事所配的有着蓝色天空的插画，那蓝色真清澈啊，是一种他在矿区上空从没有见过的颜色。 真有点怪，中国的科幻作家大都来自偏远闭塞的城镇，那里充溢着工业幻想和郊县文化。韩松说：“正这种闭塞与压抑，与对于未来的幻想和惊奇感结合，产生了化学作用。这就分化出两类人：大部分人出于对工业化的羡慕，激发出改变命运的野心，现实而且投机，去攫取他的利益；一小部分人却是向内的，希望用想象跨越这个阶段，到达一个遥远的乌托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创作土壤——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漫长过渡中，因为对工业化的想象，科幻文学站在了醒目的位置，飘着长长的旗云。 告别时，韩松又背起了他的背包。那个包真大，鼓鼓囊囊的，里面有什么？水，压缩饼干，手电，绳索，哮喘药，感冒药，消炎药，晕车药……这个悲观的科幻作家相信末日传言，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随身携带急救包已经超过十年。 精神污染与聚会看客 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多数涉及未来。从技术上，它包含两个层面：科学推理与文学表达。它是描写人类独特想象的陌生化文学，如果陌生化可以认知，则是科幻；如果陌生化不可认知，就成为神话，或者奇幻。从意义上说，科幻文学是逃避的文学，科学推理的文学，思考未来的文学……这种阐释可以无限延展下去。 但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科幻文学限定为两种：1，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2，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 复制自苏联，又做了有中国特色的调整：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得是优秀的，具有人格魅力的，共产主义新人式的科学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则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上，因为共产主义实现了，阶级消失了，人与人之间和睦友爱，不存在斗争……代表作有《从地球到火星》，不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跑步进入火星；《共产主义畅想曲》，2001年的北京，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花园，毛主席已经过百岁，他仍然精神矍铄…… 那个年头，未来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山西阳泉的一所小学当“红卫兵”，他的父亲曾是全国煤炭系统的专家，因为成分不好从北京“流放”回山西，“红卫兵”的身份后来渗透到刘慈欣的小说中，可在当时，这是一个随大流的人所能做的唯一的自我保护式选择。韩松在重庆的职工家属大院里第一次读到了《星座与希腊神话》，他完全被吸进了另一个小世界，有着天生的不论世事如何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的天赋。吴岩却是个风头人物。 他在北京的空政文工团大院度过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个蓝色的童年，曾经属于某个军阀的私宅被划分为前院和后院，涂上蓝色，文工团子弟在院子的假山、小溪旁追逐，他们能看到内参电影，读得到绝密材料，看外国小说……这是群有天然优越感的特权子弟，就跟王朔写的差不多，崔健，那是吴岩一个大院的玩伴。 吴岩的父亲是文工团宣传干部，母亲是舞蹈家，家里人感到文艺害人，教导他爱技术。吴岩读科幻作家郭以实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的《在科学世界里》，读到流眼泪：一个孩童，在有着人造小太阳、原子能发电厂，辐射性农业的科学世界里转了一圈，回到家，发现一个礼物：一橱柜的试管、显微镜、望远镜。吴岩对科学的喜爱不是亲身实践型的，而是观察与描述型的。 1978年，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的吴岩为科幻作家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了篇书评，投稿到《光明日报》。随后来了个编辑，询问有没有吴岩其人，是否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1978年，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迎接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繁荣文化，大力发展儿童文学与科普文学，吴岩被重点推荐。《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书评，配以专文赞美，他以“少年作家”的名号名扬全国，得以与叶永烈相见，风头有如韩寒。 文革后的科幻文学以反思为主，具有“伤痕文学”的特点。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描写共产主义在火星上的发展，最终以悲剧做结；郑文光的另一篇《三根鞭子》，三根鞭子聊天，文革的时候我抽过谁，你抽过谁；金涛的《月光岛》，一群从文革逃出的人到达了“月光岛”，他们没有重返陆地，而是追随外星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1978年－1983年，仍被看作中国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各省科协都创办了科幻杂志，推广科普，四川省科协主办的《科学文艺》（《科幻世界》前身），首发量15万册，第二年增长为20万册；《人民文学》刊登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人民文学》第一届短篇小说奖”；小说被拍成了电影，激光威力奇大，一挥就能把随便什么东西劈成两半，这是童年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难以磨灭的印象…… 1983年，在电力学院读书的刘慈欣已经是个资深科幻迷，他躺宿舍里听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科幻文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属于“精神污染”…… 批判科幻文学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俗称“百日小文革”：科幻杂志禁止刊登科幻文学，大量杂志倒闭；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科幻作家受到指控， 郑文光因此一病不起；吴岩再次被推到风头浪尖上，他作为叶永烈的弟子被批驳，“少年作家”荣誉称号被强行取下。 吴岩现在回想起来，科幻文学作为“反精神污染”的标靶，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原因：对科幻作家的攻击，首先从作品缺乏“科学性”开始，科普作者撰文分析流行科幻小说中的“硬错误”，批驳其宣扬“不正确的科学观”，随后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指责，科幻作家悲观厌世仇恨人类信奉不健康的价值观，最后演变为人身攻击。这其中既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原因，也混杂了个人恩怨。 吴岩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统领着中国唯一的科幻文学专业。他久不写小说，而以学者和科幻文学观察家的身份为科幻文学留存档案。而中国的科幻文学啊，如果它是个人，就是一个命运无法自主掌握，大起大落的人，它不断地被兴起，被切断，被遗忘。 从科幻文学进入中国那天起，就背负了“文以载道”的重责，负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发表“科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将“科学小说”作为推广“新小说”的工具；第二年鲁迅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翻译成中文，他看到的是其中的科普与科学教育功能， “导中国人以前行”。这被看成科幻文学进入中国的起源，也是科幻文学究竟属于文科还是理科争论的发端。两种观点此消彼长，不论哪个占了上风，科幻文学都是工具，意识形态工具或者科普工具。 “科幻文学还是该回归到文学本身。”吴岩对我说。他刚刚结束了一堂有关科学教育的选修课，他所主讲的科幻文学专业2003年开始招生，毕业生总计15名，大多是报考其他专业调到这个专业的，只有飞氘一人主动报考，他也是唯一还在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毕业生。 能听出吴岩的意兴阑珊，他的谦卑——科幻文学专业运行得很好啊，至少聊胜于无。但也能感觉到他的激动与隐隐的骄傲。他对我谈起了写科幻文学的几类人：第一是女性，她们是科技时代的双重受压迫者，面临科技的压迫，男权的压迫；第二类是停止成长，永远是17岁的没成熟的大男孩；第三类，社会的底层成员和边缘人；第四类，那些落后国家与地区的成员……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点呆，是nerd，是在社交舞会中从不跟人跳舞的“聚会看客”，那种“观看月亮背面的人”。他们却懂得用想象力反抗压抑或者庸常，他们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野心与进取，相信自己是想象空间的神，足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智力等级制度中的某一块功勋牌上。 一门无法流水线生产的类型文学 杨潇坐着火车，八天八夜，到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争取到“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中国成都的举办权。这是个叫人激动的传说，散发着足以与科幻文学本身媲美的神奇感。 尤其想到杨潇是个瘦小的女人，她头发有几丝斑白，舟车劳顿外加一种神秘的、受过伤害的民族所特有的神情。恰好那时候，中国并不受到国际世界的喜爱。那是1991年，因为广场事件，国际世界封锁中国，本已经取得的“世界科幻大会”举办权被取消。杨潇以情动人，力克对手波兰，最终获得承办资格，邀请国际科幻人士17名。这是198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活动，四川省科协十分重视，以官方力量予以支持，科幻迷也群情激奋，涌入四川。 这标志着自1983起批判科幻文学“精神污染”运动的结束，科幻文学“解禁”。 杨潇时任《科学文艺》杂志社社长，也是第一任“民选社长”。1983年后，因为无法刊登科幻文学作品，又缺乏作者资源，《科学文艺》订阅量下跌到3万册，财务账上一度只有6万多块钱，其他省科协主办的科幻杂志大都倒闭，四川省科协对《科学文艺》的态度是：放任不管。杂志社干脆自负盈亏，民主选举，34岁的编辑杨潇当选。一度《科学文艺》更名为《奇谈》，刊登非虚构作品，试图以奇闻轶事吸引读者。1989年，想借变形金刚进入中国的机会，重振科幻，可是很快学生们上了街。争取“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举办权，是一次赌博。之后杂志更名为《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是中国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期刊，鼎盛时期发行量约40万册，在科幻迷心里，有如圣经。围绕着《科幻世界》的是些与科幻有关或者无关的轶闻：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承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请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几位宇航员，引得中央电视台前往报道，美国《新闻周刊》也第一次注意到中国的科幻作家，尤其是韩松白天新华社凌晨科幻作家的分裂状态。在通俗领域，科幻文学出现了一次小型热潮。作家阿来在创作完《尘埃落定》后出任杂志社社长，他促成了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之间的对话，也继承了杨潇的理想主义，给编辑灌输“做世界大刊”的野心。1999年，因为在高考前刊登了有关记忆移植的科普文章和文学作品，“押中”当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目，订阅量激增到38万册；2009年，又写公开信发起了倒社长行动——四川省科协指派的社长，因为贩卖刊号，公款投资等被编辑群体驱逐…… 《科幻世界》位于成都南部新城区，占据四川省科协一栋普通写字楼的六层，除《科幻世界》外，杂志社还包含《科幻世界·译文版》、《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三本杂志，仍由科协主管，目前发行量约15万册。杂志社的墙上挂着杨振宁的题字“幻想与梦想不同”，仔细看，还有倒社长时科幻迷寄来的精神鼓励——糖果，牌匾，写着“阴影的正面是阳光”的字条。 主编姚海军并不仅仅把《科幻世界》看作一本杂志，而是一个立体的流水线和平台。受到了美国科幻文学流变的启发：新秀在科幻期刊上发表作品，之后结集出版，再出版长篇作品，作为通俗读物进入平价书店，影视改编与周边产品随之开发，明星作家诞生，他们获得足够的金钱与关注，足以抵销主流文学的低眼看待，各阶段环环相扣，也没那么多自我纠结，形成健康完整的产业链。 《科幻文学》发起了“新星计划”，新晋的作者可以将作品刊登在“星云系列”；“银河奖”则力推成熟的作家（王晋康获奖9次，刘慈欣获奖8次），结集出版“基石系列”；引荐国外科幻作品的“科幻大师丛书“作为补充；最后从中发现明星作家出版单行本，比如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和《三体》三部曲，并开发周边产品。《科幻世界》是刘慈欣的“伯乐”，姚海军本人已是刘慈欣的文学经纪人。 激发姚海军潜在野心的时刻，或许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林场工作的姚海军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从居住的城市伊春坐火车到北京，一个月工资140元还不够。他住在离主会场稍远的地下室里，那里聚集着非官方邀请的科幻迷，大家感到见一回不容易，彻夜畅谈，戏称为“地下室分会场”。 姚海军第一次见到了美国科幻杂志《轨迹》(Locus)创始人查尔斯.布朗。这个美国老头在大会附近包了酒店套间，夜里举行“after party”，来者大腕云集，觥筹交错，参不参加主会场活动不重要，收到查尔斯.布朗的邀请才是荣耀。那本是个科幻迷，1968年自费办刊，自任编辑40年，已经是美国最重要的科幻期刊，科幻信息发布平台，“轨迹奖”（Locus Award）也成为颇具权威性的奖项。查尔斯.布朗在北京的沙龙主人风采，让姚海军难忘。 那时姚海军也经营着一份科幻爱好者期刊——《科幻爱好者协会》。始创于1986年，以发布科幻信息，增进科幻迷的交流为宗旨，实行会员制发行，入会费15元／年，杂志工作人员一人，姚海军集主编、印刷、发行于一身。因为民间办刊，相当于“非法出版物”，持续了12年。 姚海军出生于黑龙江伊春的一个林场工人家庭，初中时患了怪病，医生放弃治疗，只好辍学，家人将他送到伊春郊外的舅舅家寄养。那里位于红旗镇七点五公里村（因为村子离镇子7.5公里而得名），白天舅舅一家去林场做工，姚海军要么河边钓鱼，要么翻看《科学文艺》杂志。有点自生自灭的意味，姚海军反倒松弛了，他仍记得第一次被那些有关宇宙和未来的文字震摄的感觉。他整个人好像缩小了，蜷缩在热炕上，更广阔的天地在他脑中展开，真实的世界呢，窗外榛子树上结着饱满的榛子，不一定什么时候跑过来一只袍子，舔窗户纸。 1997年，神奇痊愈的姚海军读过技校，在林场谋得一份工作。在另一个空间，他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资深科幻迷。受到《科幻大王》杂志的邀请进入科幻期刊业，1998年转入《科幻世界》。现在他眼中的“科幻世界”已经不同往日：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晋“明星作家”已经出现，以《科幻世界》为核心的立体平台搭建完备，科幻文学这个历经波折的“工具文学”逐渐回归文学本身，看上去，只需假以时日…… 科幻迷们也雀跃地展望起未来。小姬，那个在新华社上班的资深科幻迷，兴奋地讲述着她的畅想：这是个“极客”好红的时代，“聪明是新的性感”，互联网与移动媒体也刺激着每个都市青年，多少会辐射到科幻文学吧，将它从“儿童文学”的低龄位置向上拉一拉。以前以为贾樟柯挺有宇宙观（《三峡好人》中出现了一个飞碟），后来他解释说跟科幻毫无关系，真是叫人伤心，现在宁浩买了刘慈欣的电影改编权，要拍摄科幻电影，也是个蛮不错的消息…… 2010年8月，由“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的首届“星云奖”将“最佳科幻/奇幻作家奖”颁给了刘慈欣和韩松。 随后韩松在微博上发表了他一贯过于谦逊的感言：“我对把优秀作家奖同时授予我与大刘，不是太同意。一人足矣，大刘是中国科幻第一人，他做代表最好。我也写信推辞过，但他们认为需要宣传中国科幻成就，要我服从大局。” 刘慈欣呢，他没有说太多。就像个独行侠，他几乎与科幻圈的任何人没有往来。“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的赞誉，既是指他的写作水平和通俗影响力，或许说的也是他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刘慈欣又一次说起“科幻文学属于一门类型文学”的话题：“现在格局已经变了，占文学主体的力量实际上都是类型文学，就连主流文学本身就变成一个类型文学。”这个有超强规律总结能力的工程师，也研究过其他门类类型文学的创作方式，那种坐下就写、日产万字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他变得焦虑起来。他没办法如法炮制。 “我首先要震撼自己，才能写作，如果不震撼自己，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我不是个合格的‘类型文学’作家，不能流水线生产，我可以走多远一眼便知。如果把中国科幻文学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未来能走多远，也一眼便知。”自从《三体3》出版后，刘慈欣没有写下一个字。他读着以前的作品，感到那个年轻人真是了不起，他怀着作家的自负为自己的成就而激动；而赞誉与期许又提醒他，假期结束了，必须开始下一部作品。仅仅这些纠结的思绪，就耗费掉他太多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