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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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3 10:09
整理：周官雨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 1923-2016）出版了《印刷机引发变革：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一书，书中提出：印刷术是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技术发明，引发了一场“尚未被公认的革命”，对后世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无不与这场印刷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书一出，学界震动，引起了文化史家、科技史家、宗教史家，乃至传播学家热烈议论。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在其多部著作中涉及到了印刷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并借此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民族语言、知识激增、形象塑造以及公共领域进行了全面解读。
依照媒介环境学的时间划分，人类文明已历经了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四个时段，目前已进入了全新的网络文化。“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古今互以为鉴，或许能借得慧眼，勘破古之幽暗、今之迷局。本期外刊扫描将带大家穿越到15世纪，探望谷登堡和卡克斯顿；然后回到21世纪，在爱森斯坦教授引领下重访“印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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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那些年
整理自："'Four Pieces in a Press': Gutenberg's Activities in Strasbourg",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1979.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630168
作者：Harry Clark
1455年，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或译为古腾堡）印出了世界上第一本印制《圣经》——《四十二行圣经》，后世称为《谷登堡圣经》。身为金匠的他在为丰厚的利润欣喜之时，大概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西方活字印刷之父”，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创举又将会为后来的世界带来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15世纪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通过使用和调整已知的材料、工艺，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书籍制作体系。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改进，莫过于“活字铸造”（typecasting）。所谓“活字铸造”，即指把理论上数量不限的金属块排列成行，通过压力使其稳定，并呈现出一个平整的表面以方便印刷。虽然绝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谷登堡是这套印刷技术的发明者，但发明的具体时间和过程仍不甚明了。
我们对谷登堡生平行踪的了解全部来自于官方记录。当时的日耳曼德国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中部地区更是弥漫着纷繁复杂的国际都市的文化气息，政治上的司法管辖也相对混乱。目前已知谷登堡曾生活过的两个城市——美因茨（Mainz）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尽管统治大相径庭，却也都是神圣罗马帝国之下的独立城镇。每个城镇都保留着自己的居民记录、借贷记录和公民诉讼记录。为了生意发展，谷登堡曾向行会借贷过钱，而且也曾被卷入诉讼案件。正因如此，后世才得以对其活动进行追踪。
1400年前后，谷登堡出生在美因茨一个地位较高的家庭里，父亲在当地政府任职。谷登堡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父亲过世后，由哥哥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他则跟随在铸币厂工作的叔父学习金匠技术。成年后，谷登堡因为行会和贵族的斗争而离开家乡，在斯特拉斯堡生活了至少十年时间（1434-1444）。这期间，他曾两次卷入诉讼。第一次被起诉的缘由是违背婚约。谷登堡18岁时，就曾与一位名叫莉瑟（Lisl）的女孩相恋，两人本已开始筹备婚礼，但莉瑟却突然患病，不治身亡。直到36岁时，谷登堡才又迎来了新的爱情。他在斯特拉斯堡结识了艾勒琳（Ennelin），他们很快相爱并决定订婚。然而两人的婚姻却没有得到市政当局的批准，斯特拉斯堡政府要求谷登堡必须成为本市公民，但他既不甘心放弃美因茨公民的身份和家乡的财产，又不愿意离开斯特拉斯堡放弃刚刚起步的生意，只得撕毁婚约。艾勒琳心灰意冷，去做了修女，她的父母则深感屈辱，一怒之下将谷登堡告上了法庭。
另外一桩诉讼则与他的生意息息相关。1439年前后，谷登堡和安德烈亚斯·德瑞岑（Andreas Dritzehn）、安德烈亚斯·海尔曼（Andreas Heilmann）达成协议，决定共同开办工厂，由谷登堡传授两人制作镜子的技术，再把这些作为纪念品的镜子卖给计划前往亚琛（Aachen）朝圣的贵族们。但是合作开始几个月后，朝圣计划却突然被推迟了一年，原本可以快速获得的回报化为乌有。三人商议后决定继续合作，由德瑞岑提供场地，并和海尔曼一起筹钱，而谷登堡则秘密地向两人传授他自己正在研究的某项工艺。然而好景不长，安德烈亚斯·德瑞岑在一场大病之后突然离世。他的两个兄弟，乔治和尼古拉斯（Georg and Nicholas Dritzehn）将谷登堡告上法庭，希望能代替哥哥的位置成为合伙人，并学习谷登堡的技术。此件诉讼以谷登堡的胜利告终，他成功地保住了在斯特拉斯堡建立起来的工坊和技艺。这次案件的记录材料在1745年被解密，人们因此得以从中了解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十几年间的做了哪些事情。其中有几条证词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三人合伙进行的秘密项目是最早的对印刷术的尝试。遗憾的是，原件在1870年斯特拉斯堡图书馆大火时被毁，保存至今只有誊抄的临摹本。
1944年，学者奥托·福尔曼（Otto Fuhrmann）出版了多语种的案件记录合集，包括原本的阿尔萨斯语、英语、现代德语和法语，为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本资料集中，有四位证人的证言被视为与印刷直接相关。四人共同证明，在德瑞岑去世后，谷登堡迅速派自己的仆人洛伦茨·贝尔德克（Lorenz Beildeck）前往德瑞岑家，从他们公用的机器上取下四个部件，分别运走，再重新组装。证人康拉德·萨施巴赫（Conrad Sahspach）称，合伙人之一的海尔曼曾想找到那几个部件并拆下来带走，但他没有成功。来自海尔曼本人的证词则称，谷登堡在圣诞节之前让他的仆人从几人合伙创办的工坊里取走了所有部件，并亲自监督将其全部熔化。另有一位名叫汉斯·邓恩（Hans Dunne）的证人称，谷登堡三年前在他那里花费100弗罗林购买了很多名为“dem truchen”的材料。学者多把阿尔萨斯语中的“trucken”等同做德语中的“drücken”，即印刷（printing）之意。但同为金匠的邓恩却认为谷登堡并没有对这些材料做任何创造性的运用，只是在进行与金匠技术相关的尝试。
此外，还有一个版本的案件记录是由约翰·肖普林（Johann Daniel Schöpflin）在1760年整理出版的拉丁文版本。这位学者怀揣强烈的渴望，想让斯特拉斯堡成为印刷术的摇篮。因此在翻译萨施巴赫、贝尔德克的证言时，用拉丁文“pagina”（相当于英文中的page，表示页、面）来代替阿尔萨斯语的“stucke”，认为谷登堡让仆人取走的就是被固定在印刷机模具里的四面活字版。直到1876年，学者迪瓦恩（T. L. DeVinne）才提出，“stucke”指的是英文中“部分（piece）”的意思，谷登堡取走的应该是活字铸造模具上的几个部件。这个解释逐渐被广泛接受，并且也得到了福尔曼的支持。但是，如果无视证据而一味地希望提前印刷术出现的时间，那么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比如为什么活字模具需要从印刷机上拆解，为什么谷登堡只需要四个零件等等。我们从原始的案件证词看不到纸张或油墨的存在，只有一台带有四个未知零件的压制机器，以及可能用来进行印刷或任何涉及压力或压缩工序的材料。
从德瑞岑兄弟积极争取合伙权利这点，我们可以确信谷登堡当时所从事的一定是某些利润非常可观的物件的制造。而决定秘密进行的目的则是为了摆脱当地行会的控制，创造并独享自己的市场。基于此，克劳德·格哈特（Claus Gerhardt）提出了更为合理的推测，认为谷登堡传授给两人的是用于加工皮革或装饰软金属的被改进以后的冲头工艺。用来压制文字或装饰的冲头往往要经过煞费苦心的精细加工和切割，不仅极为耗时、对微型钢铁零件加工的技术要求极高，而且不耐磨损。钢制冲头在硬金属加工上用处较大，但对于装饰软金属，加入铜和锑的锡类合金则更为合适。格哈特认为，谷登堡三人正是在进行回报丰厚的批量生产锡类合金冲头的尝试。
为了制造新式冲头，谷登堡和他的助手需要首先在质地坚硬的铜板或钢板上刻出字母和花纹，然后把刻出的图案按压在呈熔融状态得金属上，使其表面产生浮雕。后来的活字铸造也是同样原理，只是多了一步均匀切割的工序。谷登堡在这一时期做了大量新式冲头，虽然它们不像印刷需要的活字那样规格一致，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冲头制作工艺已经非常成熟。经过反复的击打测试，谷登堡终于发明了既不易碎，又耐磨损的锡类合金，这与后来印刷使用的活字材料一致。在此基础上，谷登堡还放弃了原有的砂模铸造技术，用两个L形钢件把零散的冲头夹紧，再放入木质框架中，用长旋螺丝快速固定。拉动手柄，软金属或皮革就会覆在模具上，压出凹凸不平的效果。
所以，格哈特认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指冲头、两块用来固定的L形部件，和一个木质框架。这个时期的谷登堡和海尔曼，都应被视为技术成熟的冲头制作工匠，而不是实验失败的印刷工匠。德瑞岑兄弟对谷登堡的状告也是为了获得此项技术而有预谋的行为。谷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活动主要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印刷零件的开发完善，包括活字铸造雏形的出现、金属固定夹角的发明，以及压模铸造的改进。不管未来的新材料会证实或证伪何种推测，谷登堡把已有技术进行改造和革新，再将其组成新的创作的壮举，都证明了他不仅是技艺精湛的金匠，更是系统设计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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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克斯顿与1483年动乱
整理自："William Caxton and the Rebellion of 1483",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97.
作者：Louis Gill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最早将印刷术引入英国，他是莎士比亚之前对英语影响最大的人。1476年底，卡克斯顿回到伦敦，在威斯敏斯特附近建立了英格兰第一家印刷工厂。至1491年去世，他累计出版了近百本书籍，其中绝大部分为英文书目，更有24本是由他亲自翻译。抛开“英国第一位印刷商”的头衔，早在1453年和1458年，两份官方批文就已确定了卡克斯顿商人和涉外官员的双重身份。后因国内局势动荡，他一直辗转于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从事商贸活动。当玫瑰战争烽火渐歇，爱德华四世统治愈发稳固，卡克斯顿应召回国，从事印刷行业的工作。就在他的本土印刷事业蒸蒸日上之时，英格兰的政局却突生异变。
1483年，爱德华四世突然病逝，遗命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Richard Plantagenet, Duke of Gloucester）为护国公（Lord Protector），辅佐年仅12岁的爱德华五世。然而，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理查德就宣布爱德华四世和皇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的婚姻不合法，原本的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爱德华五世和约克公爵都成为了无权继位的私生子。1483年7月，理查德正式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成为英王理查三世。同年，理查三世曾经的支持者白金汉公爵亨利·斯塔福德（Henry Stafford, Duke of Buckingham）与兰开斯特家族的表亲亨利·都铎（Henry Tudor）共同起兵反对众叛亲离的理查三世，即所谓1483年叛乱。这次大规模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亨利·斯塔福德被处死，亨利·都铎逃回法国。然，隶属于叛乱一方的威廉·卡克斯顿却在动荡之中安然无恙，还在1484年上书请求赦免，保住了自己在加莱集中地公司（the Staple of Calais）和商人冒险家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中的地位。是委曲求全，抑或是见利忘义，值得一探究竟。
有关威廉·卡克斯顿的生平和事业的记载保存得相对完整。他是肯特郡生人，出身于条件较为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不仅拥有一定土地，而且与布料贸易联系密切，尤其是与最为重要的伦敦行会——绸布商公司（the Mercers' Company）多有往来。1438年， 16岁的卡克斯顿被父亲送到了伦敦最富有和最知名的绸缎商人罗伯特·拉兹（Robert Large）的手下当学徒，后者在1427年被选为绸布商公司的管理者（Warden of the Mercers' Company），1430年被选为伦敦的代理市长，1439年成为正式的伦敦市长。在拉兹的手下，卡克斯顿获得了大量有关进出口贸易的经验，对西北欧市场的具体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每当拉兹前往低地国家时，卡克斯顿就要帮他打理布鲁日（Bruges）的各项事务。况且拉兹又扮演着政治精英的角色，作为他的学徒，卡克斯顿毫无疑问地跟随他认识了很多当地政要、贵族富商和法院官员，其中一些人在他后来的商人和印刷商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卡克斯顿的家族势力对他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有证据显示，他的家里很可能有人曾在宫廷里服务过，1429年克拉伦斯公爵夫人（Margaret, Duchess of Clarence）访问圣奥尔本斯修道院（abbey of St Albans）时，“William Castone”的名字曾出现在随行人员名单之中。这很可能与亨利六世统治期间在肯特服侍过国王的是同一人。尽管卡克斯顿与此人的关系不甚明了，但他确实从1461年爱德华四世继位开始，就享受着国王和廷臣的赞助与光顾，不管是在弗兰德斯的布鲁日，还是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他都是一边为王室提供服务，一边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早在15世纪50年代，卡克斯顿就已显示出了卓越的商业天赋。50年代初，他以集中地商人的身份把羊毛原料经由加莱销往大陆，以冒险家商人的身份把布料出口至低地国家。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让他获得了个人的第一个丰收。他在英格兰售卖外国商品让他获得了更大的利润。1453年，卡克斯顿得到了第一个官方认证，规定了他进口商品的范围、数量和质量，涉及布料、丝绸、貂皮和其他皮毛。除了这些奢侈品之外，他还从事手抄书的买卖，直到15世纪70年代，他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刷书籍。据称，卡克斯顿从欧洲各地搜罗手抄书，把它们卖给英国虔诚的、受过教育的客人，尤其是贵族家庭和其他富有人家。手抄书生意一方面帮助卡克斯顿网罗了一批有精神需要和经济能力的客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印刷生意的潜在客源；另一方面，它使卡克斯顿对欧洲书籍，尤其是对法国文学变得十分熟悉，这为他后来选择书目翻译和出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整个50年代，卡克斯顿一直游走于低地国家、加莱和英格兰之间，买卖货物，建立人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熟稔的经商手段，终于让他获得了皇室的重视。1458年，官方授权卡克斯顿和安东尼·德拉图尔（Anthoine de la Tour）前往布鲁日，担任盎格鲁-勃艮第商贸协商大使。自此，卡克斯顿与王室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462至1470年间，他一直掌管着英格兰国家商人冒险家公司，他经常作为管理者、谈判代表或外交官往来于英王与勃艮第公爵和汉莎同盟之间。加之爱德华四世本身曾从事过商贸活动，因此对商业十分热衷，十分可能和卡克斯顿有过直接接触，并曾指定后者为自己在低地国家购买奢侈品。卡克斯顿与国王的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 of York）也有交集，因为他曾和其他政要一起为玛格丽特筹备婚礼。在加莱，他则受到了加莱上尉威廉·黑斯廷斯（William Hastings, Lieutenant of Calais英王驻加莱的最高代表）的庇护。他们曾共同参与了英格兰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Phillippe III le Bon）的贸易谈判，还一起参与了菲利普三世之子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的婚礼策划。可以说，不管是商业活动还是政治活动，卡克斯顿始终处于社会上层，甚至与金字塔尖的人物都有接触。这些人提供给他资助、客源，甚至特权。复杂而广阔的人际关系为他架起了一条不断向上攀爬的梯子，也织出了一张万全的防护网。
随着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沿着莱茵河顺流而下，声名渐远，卡克斯顿迅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1471年前往科隆学习印刷技术。经过精心的学习和准备，1476年，他终于开始了他的印刷出版事业。得益于先前的人脉积累，他的供应对象从宫廷到教会，遍布各地。他的生意得到了皇室成员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国王本人所在的约克家族和他的亲家伍德维尔家族。国王的姐姐玛格丽特资助了卡克斯顿翻译和印刷的第一本书——《特洛伊史回顾》（Recuyell of Historesy of Troye）。回到英国后他又在威斯敏斯特翻译、印刷了英文版的《杰森的历史》（History of Jason，法语原名Raoul Le Fèvre），并在1477年把它献给了爱德华王子。此举让卡克斯顿与里弗斯伯爵（Richard Woodville, Earl Rivers）相识，里弗斯伯爵自1473年其就是王子在勒德洛（Ludlow）府邸的管理者和监护人，他对王子的教育问题尤为关心。里弗斯伯爵自己翻译的《哲学家的名言或警句》（The Dicts or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rs）交由卡克斯顿出版，并呈给国王以作教育王子之用。此后，里弗斯伯爵成为了卡克斯顿稳定的赞助人，对其印刷生意帮助极大。
然而，距离权力中心越近，获利可能越多，风险也会越高。1483年4月爱德华四世意外去世，其弟理查德迅速逮捕并囚禁了里弗斯伯爵，并于6月将其处死，爱德华的两个儿子也在此时失踪，据说被理查德派人谋杀并藏尸于伦敦塔中。王子失踪和新王加冕激化了双方矛盾，伍德维尔王后联系了流亡海外的都铎一系，纠结了一批人马，于同年10月起兵反抗。可惜由于准备不足，此次叛乱被迅速镇压。眼见理查三世统治日渐稳固，很多支持爱德华四世一派的人迅速倒戈。1484年2月至6月，先后有1100余人上书请求赦免，其中有90个商人，曾为国王采买货品的有2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利用港口和城镇的随意出入权谋取私利。但对于卡克斯顿来说，对于因商业操作不端而获罪的担忧，远远小于因与前任国王和皇室关系过密而产生的恐惧。里弗斯伯爵一死，卡克斯顿不仅失去了牢靠的资助者，也失去了在已然天翻地覆的贵族圈子活动的资本。尽管他转向伍德维尔寻求帮助，但这位前任皇后早已是自顾不暇。虽然他后来得到了玛格丽特·博福特（Lady Margaret Beaufort）的赞助，但也远非长久之计。卡克斯顿的很多旧相识都在这场政治变革中衰落，譬如加莱的黑斯廷斯，在6月就已被处死。约翰·莫顿（John Morton）、约翰·弗格（John Fogge）等人则逃到了低地国家。
迫于压力，卡克斯顿最终于1484年5月上书请求赦免。也许是因为理查三世忙于改革和斗争无暇顾及他事，又或许是因为他根本不屑关注这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总之，卡克斯顿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人身安全和印刷生意都得以存续。在理查三世统治期间，卡克斯顿经历从商以来最为拮据的时期，顾客极少，均是匿名资助，无法起到拓展销路的效果。但他因在前朝享受到了皇商一般的待遇，所以理应知恩图报，忠于伍德维尔一系。幸好，亨利·都铎很快推翻理查三世的统治，1485年继承王位成为亨利七世。而他的母亲，正是曾短暂资助过卡克斯顿的玛格丽特女爵。卡克斯顿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玛格丽特女爵对宗教和世俗作品的兴趣，被顺理成章地推荐给了亨利七世，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王的印刷商”。
短暂的危机帮助卡克斯顿从地位和人脉带来的巨大成功中冷静下来，看清印刷生意的本质，也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说到底，卡克斯顿还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商人，真正需要关注的就是市场需求。重新得势以后，卡克斯顿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印刷生意，不再承担王室的各种事务性工作，出版的书种类也更加丰富，包括宗教、文学、科学等等，以满足更加广泛的市场需要，甚至还发展印制了有图画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本身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上层关注的问题和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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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印刷革命”
整理自："An 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 Revisite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2.
作者：Elizabeth L. Eisenstein
二十多年前，爱森斯坦教授出版了《印刷机引发变革：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在名为“尚未被公认的革命”一章中，她指出，尽管大家都认为印刷术的改进给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却一直没有人明确而系统地告诉我们这个巨大的影响是什么。而她的著作正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有益尝试。此书引起的讨论至今余波未平。最新的手抄书研究表明，爱森斯坦过分夸大了印刷的颠覆性影响，事实上，手抄书在印刷书籍开始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占据着书籍市场的主要比重。而在书的版式方面，罗杰·夏提尔（Roger Chartier）等学者多主张应把手抄向印刷的转变嵌入更长的时段下观察，譬如从卷轴到折页的更替。还有学者从阅读的历史出发，提出印刷书籍的传播推动了从出声朗读向独自默读的过渡。
诚然，有关书籍的历史自然与印刷术密不可分，但爱森斯坦认为把印刷术放入西方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下，研究其对信息流通、数据收集、记录保存，以及图像和符号解读的意义更为重大。她希望可以探讨在15世纪晚期的欧洲，手抄到印刷的变革是如何影响不同机构、传统、人群、思想模式和表达，尤其是文本传播对历史意识的影响。爱森斯坦认为，随着现在书籍史研究的不断细化，学界往往会对这些宏大艰巨的问题敬而远之，而且对“印刷文化”一词不加界定的混乱使用，也容易把讨论引向无意义的陈腔滥调。人们或是容易陷入科技决定论的窠臼，或是容易走上夸大人类能动性的极端。因此，爱森斯坦认为十分有必要重新回顾一番有关“印刷革命”的基本分析。在本文中，爱森斯坦将以阿德里安·约翰斯（Adrain Johns）广获赞誉的著作《书籍的本质：印刷与知识的形成》（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一书为参照，从三个有异议的问题出发，更新并深化对于“印刷革命”的理解。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非人为力量在凸版印刷广泛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在爱森斯坦看来，印刷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于两股杂糅的力量，一是技术发展，一是人的介入。比如印刷工坊如火如荼的蔓延，再如印刷中心的不断迁移。这些变化远非人力所能及，而是由于印刷行业本身的自然属性所引起的。但是，约翰斯在这一问题上却完全没有涉及，他只强调印刷技术在不同途径的应用，而没有重视手写到印刷的改变对时代性质的影响。此外，爱森斯坦和约翰斯在标准化的问题上也有较大分歧。约翰斯认为标准化近似于“固定化”，印刷的文字可以确保内容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使文章更加规范、准确，因此具有更高的价值。爱森斯坦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她认为，印刷品最早作为手抄本的次级替代品出现，普通水平的印刷由于印刷工匠的认识缺陷，反而容易造成更多低级错误，只有大师级的印刷工人才能制出像手抄本一样精美的近乎艺术品的图书。虽然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最让时人欣慰的就是得以摆脱版本不一的混乱，“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之音”。但事实上，不同批次生产的图书基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印刷只是确立了一套相对的标准体系，目的是把分散孤立的群众聚合成分享共同话语的整体，便于知识的交流和沟通。此外，爱森斯坦也反对约翰斯所说的学者因听众扩大而表达意愿增强的观点。她承认部分学者确实如此，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对著书立说更加谨慎，就像拉伯雷（Rabelais）在帮助里昂的印刷商塞巴斯提案·格莱修斯（Sebastain Gryphius）校对一本医学书籍时说的：“一个错误的单词可能害死一千个人！”
第二个问题是地理范围的划分与各地印刷品之间的交流、互动。爱森斯坦肯定了约翰斯对英国印刷研究的补充和丰富，但同时也认为，约翰斯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英格兰是最早发展出精细且商业化的印刷文化的国家之一”。早期英国印刷行业的从业者多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工匠，尤其是在拉丁文书籍、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图册的出版上更是如此。通过对伦敦文具商公司（the Stationers' Company）的分析，约翰斯得出结论，认为经过登记、注册、授权的书籍往往水平更高，更有真实性。而爱森斯坦则恰恰相反，她觉得印刷者和出版商是政权天然的敌人。因为他们是随心所欲的“企业家”，游荡在独立城镇、准独立的公国和管控松弛的封建乡村之间，即便哈布斯堡和瓦卢瓦的统治者如何强化审查机制，他们依然可以徜徉在黑市之中买卖被禁的图书。这一点在科学家和印刷者的配合上显得有为明显。很多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在当时都是禁书，理由是违背天主教廷的世界观。伽利略在狱中完成的最后一部科学著作，就是一位名叫路易斯·埃利居维（Louis Elzevir）的出版商偷运出意大利，并在莱顿印刷出版的。这本《论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相比于伽利略经过授权出版的有关廷臣的写作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上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最后，时间断代的问题也需进一步说明。约翰斯认为，印刷术一种“回顾性创造”（retrospective creation），只有到了18世纪，通过笛卡尔、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才真正实现了对世界的革命性影响。因此，他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强调孔多塞和法国大革命。他认为印刷革命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民发声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之一，也给予了它世界性的永久影响。他的结论——印刷革命到19世纪才算完结——在爱森斯坦看来十分怪异。爱森斯坦坚持传统观点，认为印刷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完成。路德宗就认为是印刷术把他们从罗马教廷的手中解放出来的。另外，约翰斯还针对谁发明了印刷术这个问题进行了煞费苦心地论证。但爱森斯坦却将其视为无用之功。她强调，印刷技术的影响印证了历史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时代的变革并非起源于某时某地建立起的第一间印刷工坊，而是“到1500年为止，印刷厂已广泛分布于每一个市级中心”。
本文通过一系列清晰而有力的诘问与反驳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学术交锋，引导读者重新思考“印刷文化”与“印刷革命”。15世纪的印刷革命早已不是一场“尚未被公认的革命”，却也未必是一场“已被正确认识的革命”。爱森斯坦教授已于今年年初与世长辞，有关印刷革命的进一步探讨，有待我辈学人继续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