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叙事性问题的浅薄思考

我是读雷平阳诗集《云南记》的时候想到的。不太懂理论上的东西，比较浅薄简陋，还请各位多批评。 雷平阳的叙事因素比较强，本来不太在意这个，自己写作时对叙事的问题也没有做过太多思考。但年初听《诗江南》编辑江离讲到当下诗歌的发展时，特意提到了叙事性的问题，不过那次会上没有细谈这个东西。雷平阳诗歌的叙事性很强，几乎没有几首诗离得开叙事的。或者，应该把他归入叙事诗人一类。 叙事对于诗歌来说是个麻烦的问题。习惯上人们好像是把抒情作为诗歌的基本特性的，所以叙事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正统或主流（最初的英雄史诗除外）。当然，好的叙事诗及叙事诗人，也并非鲜见，比如杜甫就是一个。 今天叙事性又被提出来，大概是因为诗歌发展又遇到了一种瓶颈吧？确实，各种现代性的技巧被玩遍之后，技术上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少，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要走向何处，已经是很多诗人头痛的根源性问题之一。而叙事性这类旁门左道自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何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发展叙事技巧，这大概是个颇为宏大的话题，我觉得自己没法回答。所以，只谈一点与之有关的感想吧。 首先，叙事技巧对于任何文体来讲，都免不了会从过去、当下或未来三者中的某一个方向出发。那么，叙事就变成了——重述历史、记述当下和描述可能的写作行为。重述历史需要勇气，毕竟我们习惯了很多定论，重新发现历史事件的价值是一件颇为艰苦的事情。记述当下往往需要冷静的眼光，能够从自身所处的位置跳离，能够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待自我，这是需要技巧的行为。描述可能则需要想象力。总之，叙事本身并非容易的事情。 而从诗歌的角度看，叙事就显得更为麻烦。毕竟诗歌语言不同于散文、小说，而叙事性因素的增强，无疑至少从语言上，让诗歌向散文、小说靠拢了。但是，靠拢不等于可以突破红线，毕竟否定文体的话，诗歌本体的意义就没有了。 在把握住这个语言表达的尺度之后，诗歌的叙事才可以考虑具体的内容和方向。重述历史的诗歌，往往以抒情性的增强作为突破口，但这显然是错误的选择，古典意象和文言语词的介入，只能让诗歌变得“典雅”而毫无时代生气。记述当下的诗歌，常常显得琐碎，充满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这种日常性的因子让人看了没有脾气，因为你不知道生活的更大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已经霸占了你的人生。描述可能的诗歌似乎不多，但要注意的是，我说的不多，是指描述可能的叙事性诗歌不多，描述可能的诗歌多半是三言两语地给个推测性结论，而缺乏叙事因子。这个问题的根本恐怕还是在想象力上。 其次，叙事作为表达的方式，在诗歌中无论是否占据主导地位，都必然地要跟议论、描写、抒情等其它表达方式相结合。其实任何文体都这样。但在诗歌中，这种结合所展现的依赖性——叙事依赖于其它表达方式——显得尤其突出。这个大概是由诗歌的语言特点所决定的。单纯的叙事只能构建散文或小说的语言，但绝对是无法构建起诗歌语言的。诗歌寻求凝练、简约，从而具有概括力和生发性，这是其作为诗歌的文体特征之根本所在，所以，叙事的表达从本质上讲，跟诗歌的表达是对立的。 也就是说，诗歌搞叙事，本就是一种刀锋游戏，剑走偏锋的危险是必然存在的。所以，我说叙事依赖于其它表达方式的现象在诗歌中尤为突出。 再次，叙事的力量在哪里？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叙事带来语言表达的非常态体验，相对于常见的种种抒情模式，叙事化的表述是一种少见的经验。二是叙事带来戏剧性效果，这个不必多说。三是叙事改变了抒情诗歌的气息和节奏，拖长的语句本身可以给人更饱满的印象。四是叙事对想象力的要求有别于抒情，其对细节的开掘显然要比抒情来得充分得多。 最后，叙事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可能是比叙事介入当下诗歌更为令人头痛的问题。毕竟叙事本身对于诗歌来说，不是什么根本性的东西。 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