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北大 --- 《中华读书报》

沈从文与北大 温儒敏　李宪瑜 北大海纳百川，没有学历而有学问的人也可以在北大施展才华，担任教职。沈从文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湘西“行伍”出身，几乎没正经念过书，13岁便开始独立讨生活。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自述自己的早年生活是：“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但他经过艰难生活的历练，特别是经过北大风气的熏陶，终于成为现代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成为北大的教授。 沈从文一生中在大学里待的时间，大约有16年，其中在北大（包括西南联大时期）的时间便有12年，关系可谓深矣。沈从文在北大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作为一个“北大人”，他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包括文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沈从文到北平的时间大约是1923年夏天左右，他到北平来的目的很明确：投考大学，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在免租金的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便听从表弟黄村生的建议，搬到当时北大的校址沙滩附近，以多接触些“五四”新文化气氛，并且可以在北大旁听些课程，以备应考。 那时虽然“五四”热潮已有所减退，但北大仍然是新思潮活跃的中心，办学方针兼收并蓄，各种学说均可得以传播，各派人士也频登讲坛。而且，北大欢迎一切有志于学的年轻人，允许旁听生自由出入北大选课，以至“旁听族”的人数比正式生还要多；而他们自己也常在意识上把自己当作“北大人”，共同领受并参与造就着北大的民主科学精神。在北大的这段旁听生活是沈从文的新文化启蒙时期，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许多以前在乡下毫无所知或迷惑不解的东西，至此豁然开朗。他一边旁听，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书籍，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因是“旁听”，反而少了些正式生的约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在他所经历的生活背景之下，更为自由地思索。和一般大学生不同，沈从文并不一味追逐新潮，他更多地关注新的文化冲突以及传统的延续与转型等问题，对姿态稳健的文化守旧主义，他也不轻易高喊“打倒”，而总是认真思考，发掘其中的价值。比如从北大最为古怪的“保皇党人”辜鸿铭那里，沈从文就得到非常生动的教益。 有一次听说有辜鸿铭的讲演，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沈从文在北大结交了许多朋友，大部分是同乡或文学青年，其中不乏后来的文学星斗，如刘梦苇、黎锦明、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他们与沈从文相处极好，彼此间有经历、性情的不同处，也有文学识见、审美趣味的趋同处。他们常在一起聚会，探讨文学，互相展示各自的文学创作，讨论文坛的热点问题等等。这个与北大相关的文学“小气候”，在沈从文创作的起步阶段，显然有着决定性的促助作用。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在北大那样一个文学圈子的熏染下，沈从文不懈地写稿投稿，并终于步入文坛。 与当时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沈从文开始也受到难堪的冷遇，他的稿件大多被扔进了废纸篓。他一度心灰意冷，甚至想到军队去混碗饭吃。但有一件事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 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11月13日，下起了大雪。“窄而霉小斋”里，沈从文只穿了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在写作。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 沈从文吃惊之余，才想起自己前些天曾给大名鼎鼎的作家郁达夫写过一封信。但这信与其说是求援，不如说是倾诉，只想把他的苦水一吐为快，哪里会想到郁达夫竟会冒雪前来呢？ 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授统计学课程，但在无数年轻人眼里，他无疑是文坛领袖之一。郁达夫本人也有过困窘的学生时代，因此非常能够体会沈从文的境遇。他和蔼地与沈从文交谈，看他身体单薄，衣衫破旧，便解下自己的淡灰色羊毛围巾为他系上；请他吃饭，并将会账找回的3块多钱留给他。两人道别之际，郁达夫还殷殷叮嘱： “好好写下去……” “好好写下去”，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了沈从文莫大的力量。 1925年的5月份，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沈从文得以结识另一位北大名人。 一天，一位朋友拿来一张5月4日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来找沈从文，说有人在报纸上评论他的散文；这是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大学与学生》，谈的是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学生们的艰难挣扎。其中引了一段沈从文发表于3月9日《晨报副刊》的散文《遥夜》（署名休芸芸），并说： ……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唯刚”哪里会想到，“芸芸君”读了这篇文章。心中会愈发悲苦呢？5月20日，沈从文写作的《致唯刚先生》发表于《晨报副刊》，说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学生，而不过是一个为生计所苦的流浪者，“只想把自己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当时写这篇小文，或许只为一吐苦衷，他恐怕没有想到，这因此会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唯刚”非等闲之辈，而是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林宰平先生。林先生托人找到沈从文，请他到自己家里谈天，并深为他的才华及求索精神所打动。为了使沈从文有个安身之处，林先生请梁启超帮忙，把沈引荐给熊希龄，从而谋到一个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员的差事。后来，熊希龄还曾送沈从文到北大图书馆，向袁同礼教授学习编目学和文献学，这是后话。林宰平先生还一再向徐志摩、陈西滢等人称许并推荐沈从文。这样，沈从文又陆续结识了闻一多、丁西林、吴宓、胡适、凌叔华、叶公超、杨振声、朱光潜、林徽因等人，进入了一个以北大、清华为中心的文人圈子。他的文学才华得到展示的机会，他的作品也开始较多地在刊物上发表。当然，不能据此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是靠名人“提携”得来。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迟早会脱颖而出的；但毋庸讳言，当时的许多刊物都有“同仁”性质，沈从文进入文坛多少得益于此。 1938年，沈从文辗转来到昆明，初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第二年转入北大任教授。汪曾祺回忆他曾在联大开过3门课：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沈从文擅写以湘西忆旧为题材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与散文，文笔自然、优美。在联大的几年，随着时世的磨砺，对人生思索的加深，他作品中的哲理化成份逐渐浓重。如《烛虚》等作品，灌注了对宇宙、生命的冥想，有一种超离现实却又不失人生价值追求的韵致。也许联大那段生活的确深刻地改变了沈从文的浪漫气质。但在教授学生写作时，可能怕自己的悲观焦虑的情绪过多地影响到年轻人，他主张学生习作语言要素朴平实，不要为了追求“哲思”、“深刻”而丧失了青年人的本真。有一次，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对其中的对话进行了细致的雕琢，自以为很富有诗意与哲理。但沈从文看后，既没有夸赞，也没有严厉的批评，只是温和地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这一句话点醒了汪曾祺，使他明白什么是写作的精髓。以后他正是沿着这种平易冲淡的写作路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品格。 1946年夏，西南联大三校各自复校后，沈从文回到北平，继续在北大任教。这时他的工作较忙，除授课外，还担任4家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即《益世报》、《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这几个报刊影响很大，也成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的阵地。例如原来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后来“九叶派”的主要成员）等，就经常在这里发表诗歌。 但这段时期，沈从文自己的作品写得少了。内战在继续，社会依然动荡不安。沈从文毕竟是一介文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太多的困惑纠缠着他。为了摆脱这些，他把自己的精力、兴趣投注到文物研究、瓷器收集上，这是他多年以来的嗜好，也是他可以放松精神、神游八荒的一块自由领地。1947、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但沈从文企求的宁静生活终归是保不住。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赫然有一篇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并强调“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当时郭沫若文章的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沈从文将如何承受这沉重一击？他将何去何从？许多人都暗暗注视着。 中老胡同沈家，一时也颇为热闹。北大校方当局有人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则劝说他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其实，沈从文自己已经作了决定，照他看来，与其逃避，不如采取积极的态度，做些对新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不也正是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吗？ 但事实却不像沈从文估计得那样乐观。不久，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他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并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在校内张贴，一切都那样的触目惊心。 沈从文的目光从来没有这样茫然，内心从来没有这样孤独，他格外想念他记忆中的湘西，“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是归去吧，归去吧……沈从文的精神崩溃了。 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人发现后送往医院抢救，幸而不死。病愈后，他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就这样离开了北大。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