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感与道德困境

无力感与道德困境

利维坦 今天

利维坦按：

有甲与乙两名遭遇船难的水手。他们两人同时看见一块只能支撑一人的船板，并且试图游向船板，甲首先游到船板处，攀在上面。乙到了后，把甲推下船板，让即将要溺水的自己攀在船板上。最终甲溺毙了，乙被搜救队救回。乙是否该当谋杀罪？ 以上是古希腊学者卡涅阿德斯（Carneades）所构想的一个思想实验。类似这种的道德困境有很多实例，比如由于为了生存而吃掉一名船员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在英美法系中十分有名。道德行为是否来自形式推理？社会直觉论者估计不会这么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在作出道德判断时，并不关心正义、法律、人权和抽象伦理价值。不管怎么说，我们时常会面对这种伦理困境，该如何具备一些基础的心理建设和思考框架，或许是每一个人都应考虑的问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一句（东方文明中）久为流传的谚语。这是受到日本雕刻“三猿像”的启发：三只猴子，一只蒙眼，一只捂耳，一只掩嘴。（译者注：《论语·颜渊》中的这句在8世纪左右传到日本，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三猿”文化）在西方，这句话常常被用来教导人们违反法律，违背道德的事情不能看，而它的本意是说人们要永远摒弃邪念，在行动上也是如此。

但当我们发现自己在“邪恶”面前无处可躲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我们不得不去看、去听，或者是无力去摆脱时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面对邪恶选择直言不讳或是愤然对抗，就会对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爱的人和事物造成直接的威胁，该怎么办呢？

当生活强迫我们在两个“错误”或者两难中做选择，不论选哪一方都会辜负我们自己所坚信的核心价值、义务和承诺，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如何做出这些所谓的“选择”的呢？或者再进一步讲，我们是如何与这些“错误”共处的呢，这究竟是我们自己犯的罪还是别人替我们布的局呢？

“道德困境”的概念

1984年，哲学家安德鲁·贾梅托（）最早提出了“道德困境”的概念，描述的是护士们面对体制和系统的局限而不能做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尤其其中往往涉及到根本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责任。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下的世界，道德困境给今天的医护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首当其冲者所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并不孤单。2020年，这场疫情给全球健康带来的严重威胁和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的强烈震动都让很多人被迫要面临一些道德困境的艰难时刻。有时候，如果还有别的选择，从前被视为合乎道德的行为可能不同于一个人本能会选择和采取的行动。

这样的例子包括：

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受教育，还是不送去学校，父母在家自己教，这是家长的困境； 美国人个人的价值和信仰与美国各州和全国的安全条例规定（或者是规则的缺失）发生抵触； 小型商户尽管对员工及其家庭付有信托责任，却不得不关门歇业减少损失； 家人们需要有保障的住房，但由于失业或者其他财产问题而无力支撑，不得不卖房度日； 人们当然希望多陪伴老人，陪陪那些独居的、病重的亲友，但由于防疫隔离的要求，这些也是不可以的； 我们陷入社会文化的不平与不公，同时又隐隐预感到未来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们公认的“公民”和“公民行为”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我们却没有让这些价值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得到尊重；

与我们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对立的“另一方”发起了生死存亡的总攻，而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

处于道德困境中的我们，往往感到有苦难言、束手束脚、不受重视、不被倾听或者不被理解。我们变得很容易被愤怒、厌恶、恐惧和沮丧的情绪支配。渐渐地，这样的情绪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填满了焦虑、疲惫和绝望。一种破灭感趁虚而入，抛给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世界到底是什么。研究还表明，道德困境具有持久的影响，例如倦怠、疲惫、麻木、脱节和道德敏感性下降（也叫“同情疲劳”）。

在医疗保健或社会服务环境中，受到道德困境所扰的不只有医生。由于医护工作者们行为或护理态度发生变化，患者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类型的钙化会严重损害人际关系和医患关系。在极端的形式下，甚至可能导致“归一化”。

无能为力是道德困境的核心。这种感觉就是由于受制于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我们必须被动或主动地做出妥协，或是让渡出我们珍视的东西。

道德困境如何与我们共生

人类其实并不善于发觉和应对威胁。与身体威胁一样，对心理和存在意义上构成的威胁，或者说“灵魂”威胁（例如对我们正直人格的威胁）也可以激活人体的神经系统，将其从一种平静有节的状态转变为生存模式。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即爬行动物的大脑一向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不断在环境中搜寻其他潜在威胁，身体也时刻准备着做出反应。

发生这种情况时，会释放出大量的压力化学物质，从而导致身体、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变化。我们的心率和血压上升，肌肉收紧。所有不必要的功能都将处于休眠状态。负面情绪被激活。感觉或需求的适当表达和传递，可能会让人叫苦不迭，筋疲力尽。我们的注意力在收缩，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潜在的威胁。我们的同理心在衰弱，进而干扰我们的“亲社会”行为（译者注：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而更加依赖出自本能的防御性的默认思维和行为模式。

通常，我们自发采取行动应对和管理这种压力的方式有以下三种：战斗（试图通过消解威胁的源头同时展示出更大威力来重新获得控制权）；逃跑（通过放弃摆脱威胁，或在道德困境中缓和矛盾，摆脱困境）；和冻结（不作为或瘫痪；通过“捱过”来麻木自身；还有分散注意力、否认或与造成困境的成因彻底脱离）。

反复地经历道德困境而从不给予干预会造成持续的失调，这种状态会在一个具体的意义上不断累积，确切地说，就是在我们的组织中。换句话说，即使在任何一场危机结束之后，它也会留下“道德残留”或“道德斑点”（也称为“渐进效应”），使它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就像堵塞的动脉一样，这种道德上的闭塞可能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培养道德韧性

韧性通常是指从压力、逆境和创伤中恢复或适应的能力；它能让这些变故和挑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促进，而不是伤害，同时为我们的精神提供加持，而不是削弱。这种韧性让我们看到，困难过后留下的并不一定是一个遍体鳞伤的我们，挑战只是暂时的。

虽然道德韧性仍是一个新生概念，它与心理韧性有一定关系，但二者在三个方面截然不同。临床伦理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和儿科学教授辛达·希尔顿·拉什顿认为，“道德韧性关照的是人类经验的道德方面，是关于决定、义务和关系的道德复杂性，以及那些触发了良知、困惑和道德困境的不可避免的道德挑战。”

由于道德领域和人性的各个方面（生物上、心理上、认知上、精神上和关系上）都密切相关，因此培养道德韧性可以使我们整个人以及在很多具体层面上受益。

2021年继续以挑战者的姿势向我们铺陈开来，如果你也感到自己正在道德困境里挣扎，想要拼命抓住自己的坚持，下面这些方法或许可以帮你培养道德韧性。

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艺术

自主是一种以当下为中心的认识，即在接受我们可能无法控制所有情况或结果的同时，我们始终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思想和精神。这就是学习如何在困境中依旧保持优美的姿态，首先我们可以将注意力向内转移或者训练内在的觉知。内在觉知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藏在表象下的深层意识，它们可能促成了我们的感觉，思想和行动。

在向内探索自己的过程中，不要试图消除不愉快的情绪或将其判断为错误或软弱。我们给这些情绪留出空间，让它们告诉我们还有哪些新情况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在旁观察，想知道有哪些道德价值观，义务或责任没有得以实现，想知道这些情绪勾勒出了困境与我们之间怎样的关系，想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实现这些价值感。

这样做可以使我们重新获得内心的平和和洞察力，对于我们保持“宽容之窗”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自主的关键。这样，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可以随时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来践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进行有原则的选择，并采取明智的、合乎道德的行动。探索这种内部空间的两种方法是正念练习和滴定法。

自我意识：“对你自己忠实”（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拉什顿认为，道德韧性建立在道德责任意识的基础之上。“当我们处于与正义道德相悖的境地，道德责任意识能够不断提醒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信仰什么。”这种警惕或对道德的渴望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意识到什么样的价值观，责任和使命才是真正构成我们道德核心的因素。意味着我们要不断自省，否则就有因循自满从而失去道德敏感性的风险。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变得教条和武断。

自我意识是意识体验的舞蹈，需要我们谦卑、谨慎而勇敢地对自己的感受、思考和欲望不断发起探索，这种态度我愿意叫它“慈悲的真诚”。我们还必须做到清晰透明，就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信念可能在何时变得有失偏颇、扭曲、短视或者不正确；同时我们要对可能的变化、修正或意外的结果保持包容的心态。自我意识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空间，让我们可以昂首挺胸，睁大双眼，放松肩膀，坚定信仰，以最小的个人代价找到应对道德困境的可能性。

自我表达：以道德清白和道德能力做出选择和贡献

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很多种方式，但涉及到道德韧性的问题，有两种方法特别高效：发展道德能力和清晰自信的言说。

道德能力涉及拉什顿所谓的道德体现，就是我们希望确保自己所坚持的真理和信仰在行为中有所体现，从而证明我们正在践行自己坚守的价值观。我们积累和培养道德的语汇、想象力、态度、连贯的品格以及充满活力的道德姿态，使自己沉浸在“道德”世界中，同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需求、希望和恐惧保持耐心，开放和包容。

清晰而自信地讲话就是用我们的困扰和疑惑引发同样身处其中的他人的共鸣，从而表达我们的关切。与其将道德困境本身视为结果，不如将之视为对于局势的动态发展展开更加广泛，更具实质性的对话的开端。清晰而自信的表达还包括知道什么时候该为自己所处的情况，体系或关系辩解，无论是暂时地还是永久地让自己解脱都可以，因为这种情况有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道德感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The New York Times

创造意义：不是向意义提要求，而要创造意义

创造意义是我们在与生活、人际关系和我们自己的交往中感知、了解和理解的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组织记忆和塑造体验感的方式。意义还有助于调和我们在价值观、信念和期望以及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上的不一致。这在道德逆境中显得尤其重要。

无意义的痛苦是道德韧性的重要议题。我们经常对自己说：“如果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么做’呢 ？”或者是“我已经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改变，但我做的永远不够。”还有“我正在同这个带有先天缺陷的崩坏的系统作斗争。”这些不满情绪可能会激发出非常消极和绝望的体验，也可能为进一步付诸有原则的实际行动奠定基础。

有一种创造意义的方法是重新考虑那些此前可能并不显而易见或者已经被你否定过的情况。想一想，你有没有忽略或误解一些信息呢？你的不满情绪有没有掩盖一些信息呢？能不能从更多主体的角度出发，更细致入微地看待局势呢？

此外，想一想这种境遇要求我们朝怎样的方向成长。关于我们自己、他人和生活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和体悟？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哪些弱点又有抬头之势？哪些价值观、责任感或者道德标准历久弥新，又有哪些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意义是如何与我们共存的？

创造意义时一个常犯的错误是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训或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意义的产生不是试图在痛苦的土壤中栽出快乐的花，也不一定是教导我们谨慎地看待现实。创造意义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拓展对道德困境的思考和感觉，让我们时刻做出正直和有原则的行动，向前迈进。

关联性：与他人保持互动

与世界保持联系是生活的真相。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对于关系的执念是固有的：当我们与其他人交谈时，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发光以模仿其他人正在传达的情感和行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认为，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甚至比食物和住所还更为基本，这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

（newsroom.ucla.edu/releases/we-are-hard-wired-to-be-social-248746）

©Productivity Hub

在道德韧性的培养过程中，允许我们信任的人参与进来并与他们互动是一种绝对的必需。请注意这里的“信任”一词， 这是关键。与他人分享挑战、艰难的情绪和挫败感会使我们感到脆弱。身处道德困境不应是我们与那些我们指望不上的人一起试水的时候，他们不能在场，倾听，表现同理心，表达同情心，给予我们慈悲的真诚，并为我们种下希望的种子。如果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在道德困境中其实并不孤单，就可以大大减轻这其中的孤独感和绝望感。

我们无法得到掌控权的时侯，就是我们最想获得掌控权的时候，而当我们处于道德困境中，这可能真的是一种失控感。当我们无力、无望、无助的体验朝着一种有可能、有原则的选择的方向转变，这将有助于缓解道德困境的影响，培养道德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