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究竟是谁在真正拯救或惩罚着我们

究竟是谁在真正拯救或惩罚着我们 ——我为什么不对任何具体人物和制度报以欢呼或诅咒 by 寂静之塔 1、引子 —— 一个令美国精神蒙羞的名字 约翰•A•苏特尔——一个足以令这个伟大国家的伟大信念蒙羞的名字，他曾经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农业帝国的主人，然而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最可怜的乞丐。1848年1月，在他的土地上发现了金砂，让整个世界变得疯狂的淘金热毁掉了他的一切，淘金者不承认任何法律，摧毁和侵占了他的所有财产和土地，没有人阻止。 他向加州法院提出诉讼——一场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庞大诉讼——要求20万名在其土地上安家者撤走，要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各掏2500万美元，作为对他的各种财产被毁坏的赔偿，同时还要求在他的土地上开采出的黄金的合理份额。1855年3月15日，公正廉洁的州法官汤普森做出判决——约翰•A•苏特尔，其所有要求完全合法，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权益受合众国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即使在那个粗犷的拓荒年代，也是极为黑暗的一幕——整个加州陷入疯狂暴动，暴徒们冲入法院，扬言要绞死法官，他们洗劫了苏特尔仅存的几个农庄，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在匪徒们的包围下饮弹自尽，一个被打死，另一个在逃跑的途中淹死。苏特尔本人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却已成为一个神志不清的可怜虫，只剩下执着的念头——不是为了罪恶的黄金，只是为了得到他应有的权利。 于是，在他早已死去的生命真正结束前，他像一个痀偻的幽灵一样在华盛顿奔波了漫长的25年，走遍法院的每一间办公室，拦住国会山上的每一名议员，官员，甚至参观者，像一个偏执狂一样唠唠叨叨的申诉。然而从来没有帮助——除了那些只想榨干他最后一点养老金的律师，甚至后来不再有人耐烦听他说话，在这个以伟大国父命名的首都，他的挣扎激起的唯一一丝波澜只是一个笑话的流传——“那个老乞丐，早被他见鬼的念头弄疯了”。 1880年7月17日下午，这个乞丐倒在国会大厦前的阶梯上，心脏病突发，再平常不过，每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会有这样的乞丐随时死去，不会有任何人记得，他也一样。然而他的口袋里还是有些东西不同，那是一份加州州法官签字的判决书——证明他本应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加州第二大城市——圣弗朗西斯科所在的那块土地的主人。这个国家赖以赢得世人尊敬的那种信念——由华盛顿奠基，杰佛逊发扬下来的——法律，公正，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这一刻全部黯然失色。 2、谁都不必感谢，为人民自己欢呼吧 美国宪法的精神150年来并无什么本质的变化，在今天一个合法的土地拥有者能得到的一切权益，150年前的苏特尔同样应该根据那纸判决得到，然而淘金热使加州土地上的所有人发狂，最庄严的判决也成了一纸空文。当一个国家中笼罩着某种疯狂气氛时，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就将至少有一部分失效。如果法律不能公正地保护某一个个体，它也就失去了它保护人民全体的存在意义。在那种情况下，西海岸每一块土地的合法拥有者都面临着与苏特尔类似的威胁，当暴徒们冲入法院大厦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时，法律在那个地区已经确确实实的失败了。于是我们看到，法律和制度，即使其指导精神完美，其裁决结果公正，仍然不能独立地保护人民。 无论是州法官还是国会议员，都不可能真的把20万淘金者赶走，即使那本来应是公正的结果。更何况，他们要考虑还有很多——自己的议员席位，政治前途，或许他们本身就是淘金者的投资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总统，可以解放奴隶，却不能给他一点点补偿，或许只有当所有的议员都比T•杰弗逊更正直和理想主义，比A•亚历山大更有勇气和牺牲精神时，他们才会同情和支持苏特尔的请求。然而那又怎样呢？联邦政府派出军队驱逐那20万人？让国家在一场刚刚结束的残酷内战后再一次陷入流血？仅仅是为了一个神志不清的乞丐？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治家恐怕都不会那样选择。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件事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无能为力，国家中原本应该是最正直最有力的一群人，也只能选择向不公正低头。 那么，150年来，究竟是谁，在努力拯救美国人民，避免他们再一次陷入类似苏特尔那样的悲剧陷阱中？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在今天的加州，再发生一次几十万人参加的暴动，他们洗劫了比尔•盖茨的全部财产，政府和执法者能怎么做？将所有人全部抓起来判刑？显然不可能，他们最多惩罚某几个代表。然而在这样的犯罪中，漏过一个也是社会公正的失败（这就是法律和政治家力量的局限），于是我们可以推论，既然无法达到公正，类似的暴动只要发生，就是整个社会合理价值的失败。 当然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今天的美国人民再也不会陷入那样的狂热中了，财富所能激发的非理性，已经不足以驱使他们去集体性地破坏，这种变化，就是社会的进步。前面我们已经证明了，避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的，不是单纯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也不是政治家的英明伟大，那是什么呢？只能是人民自己的进步。 卢梭曾说：国家的创制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该考察他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接受那些法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国父们在创立这个国家时所树立的那种精神和原则，是适宜美国人民的，如果不是在新大陆，这套原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顺利推行并延续下来。然而这种适宜并非完美无缺，贪婪，愚昧，受个体引向歧途的公众意志，随时都可能破坏和谐。人民是在慢慢成熟的，成熟的代价是时间和流血。 两次对英作战给了美国人民以勇气和独立的尊严，内战给了他们对团结的信念和最大范围内人民的平等，两次世界大战让他们更加认识到自由和和平的可贵，而越战和随之而来的反战运动则让他们更深入的思索生命尊严和个人价值。所有流血和反抗的光荣都属于人民，所有觉醒和忏悔的呼声都发自人民，华盛顿，林肯，马丁•路德•金伟大的头脑不能代替每一个人思考，他们唯一能做的仅仅是指导，在人民的牺牲和换来的进步面前，任何个人的成就都渺不足道。 他们甚至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东西，从麦克洛克案，到巴伦案，到琼斯案，到洛克纳案，每一次都伴随着一条宪法修正案的增添或修补；五•一大罢工带来了八小时工作制；进军华盛顿带来了1964年民权法案。甚至这些重大事件都远远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雇员多挣1美元，每一个青年多受一年教育，每一个孩子多享受一天童年的快乐，每个人身上发生的最微不足道的变化，汇合起来，才是200年以来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东西。 所以，如果欣慰于今天所拥有的生活和一切正面价值，他们不必感谢任何人，只为人民自己欢呼就足够了。 同样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真正改变中国的，不是某个领袖，某项政策，某种思想，而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进步。文革的悲剧永远不会再发生，不是因为国家的领导者不同，不是因为国家的精神和制度的不同（文革时的法律和宪法精神本应该却并没能起到保护人民的作用），而是因为现在的人民本身已经不再是40年前的人民。30年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改变，保证了我们已经确实的从那种全民族的悲剧处境中被拯救出来。 3、受难者未必都无辜 文革之所以成为悲剧，不是因为领袖发动了它，而是因为大部分人民疯狂投入了它，相对于淘金热的根源是对财富的崇拜和迷信，文革的根源则是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在这场灾难中，人民中的大多数都成为受害者，相当多的人同时成为害人者，而对于剩余的那些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吗？从个体来看，或许是，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可曾真正的试图坚持或保护些什么？自始至终，造成狂热的那种崇拜和迷信一直同样坚定地存在于绝大多数害人者和受害者心中，同淘金热中发生的一样，原本能够保护人民的宪法和法律在这种狂热面前一文不值。他们自己的信念正是造成对社会公正蔑视和侵害的行为的土壤，正是由于这种信念的存在，所有合理的制度和法律失去了意义，所以，虽然他们本身并无这种行为，从整体上看，他们仍然不是无辜的。 当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时，这虽然是国王的个人行为，然而却是一项受到整个法国欢迎的法令：天主教会完全支持，大多数法国人真心拥护。逮捕，屠杀，侵害和驱逐那100万胡格诺教徒的不仅仅有龙骑兵，更多的还有教会，学者，以及普通的农民。于是，这一令法国蒙羞的罪恶和耻辱就不能简单归罪于国王个人了，而应当由整个法国民族背负——伏尔泰虽然不是胡格诺教徒的同情者或反对者，然而驱使他在卡拉斯一案中进行那些足以被法国人民铭记的伟大努力的，正是他对自己同胞的残暴的负罪感和内心最高贵的冲动。 如果说17世纪的法国还是一个君主国，其人民本应顺理成章的服从专制，然而却已从中萌生了启蒙思想的话；那么，1949年以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是共和国，虽然宪法已经赋予了其民主，而人民却还习惯于专制，其思想的土壤还不足以萌生真正改变什么的东西，即使有政策上的原因可以稍做辩解。对于这样的人民，你真的能够立刻促使他们接受或改变些什么吗？彼得大帝这样做了，他想改造他的臣民使之成为德国人或英国人，然而却“永远妨碍了他们成为他们所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因此俄罗斯从来没能在人民的幸福和权利方面真正赶上西欧。 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民正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足以避免文革那样的悲剧发生，所以一旦接受某些适当的刺激因素，类似的灾难必然爆发。在今天我们评价那些灾难时，可以假设某些事件未发生，可以假设某些政策未提出，甚至可以假设某些领导人换成另外一些，唯独有一种情况不能假设——那就是人民整体的意志和精神状态——而这恰恰是决定性的基础。 面对灾难，精神自由的人民总会站出一个活着的承担责任者，是因为勇气；习惯于专制的人民总是揪出一个死去的承担责任者，则是因为懦弱。我们对文革及历史上其它悲剧的反思往往正是如此。 进步的光荣归于人民，同样，灾难中的罪恶和耻辱也只能由人民来背负，尤其是在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个领袖伟大到可以独自改变历史的程度。希特勒发动了二战，然而没有普鲁士以来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于专制的人民，他只不过是一个会画几笔水彩的退役下士。战后在德国土地上建立的真正民主制度，拯救了德国人民，也使他们有勇气忏悔，而不是将罪行简单的归于某几个人头上。 4、领袖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 那么，领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无足轻重吗？当然不是。他们的作用是引导人民，“公意永远是正确的，然而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不总是明智的”，人民同时由于其伟大和盲目，既可以自发地进步，也有可能随时陷入灾难。领袖的职责就应该是随时指出进步的方向或者警告发生灾难的危险，然而他们却往往无力去推动和阻止什么。领袖他们因其各自的品性不同，能力不同，做出了各自独特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可替换的。 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历史上的地位，不是独占的更不是排他的，你不会听说这样的事——因为爱因斯坦的成功，波尔无法再研究物理学——即使有，那也是极少数的例外。然而政治家就不同，重要的职位总是有限的，最具决定力量的人物往往只有一个，或者是蒋介石，或者是毛泽东，只能有一个选择。于是，你永远不可能像比较和评论科学家和艺术家那样公平地比较和评论政治家——同一个人民群体的领导者只有一个，不同的领导者其所领导的人民又不同——你怎么比较呢？ 因此，由于这种地位的独占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我们在为某一领袖欢呼其成就或谴责其错误时，是否也应考虑到，这个位置换做其它人究竟是否会不同以及会有怎样的不同？如前所述，一切都可以假设和替换，除了作为基础的人民。 可以假设和替换的事物实际上是不稳定也不具备决定性意义的，虽然他可以影响人民和历史的走向，其结果却总是融入成为这个走向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决定其方向的主要因素。毛泽东是从中国人民这个群体中诞生的，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同样会诞生一个处于这个位置上的人物，并且我们还无法想象其成就。 列奥尼达拯救不了希腊，如果希腊人民本身不勇敢的话；卡米利拯救不了罗马，如果罗马人民本身不勇敢的话，而列奥尼达和卡米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那样的伟大人民中必然诞生那样的伟大国王和英雄。 我们同样如此。 5、后记 我对历史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某些事件传奇性的情节，某个片断中人物所展现出来的激动人心的瞬间，或者某个悲剧其过程中感人肺腑的英雄行为。对于政治人物或政治制度的评价，特别是那种较为极端的非褒既贬，从来不是我关注的焦点，其原因，除了偏好中立，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那并不足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反思和创造的目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那是一种推卸责任——不单单推卸历史上的负面责任，也推卸人民所应当承担的在未来进步事业中的正面责任。所有的制度和政治家个人都不具备决定意义——正如淘金热所展现给我们的政府和法律的无力，真正决定性的只有人民本身，而对于人民，我们是无从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