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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之前放弃财政改革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鼓舞l

一位反对教育改革的教师的声明

2000年3月20日

每当我们听到各级候选人的竞选演说，读到他们的就职宣言，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法国真心是一个高度改革化的国家。似乎在这个国家大厦中，没有哪一块儿基石没有被翻动过，没有哪一部法律没有被从a到z重写过，也没有哪一个机关的功能及运行模式没有经过层层把关。

不过事实真的不是这样的。虽然政府的宣传栏里贴满了法律条文，但其实国家的行政体制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各区长治下的专区其实名存实亡，法兰西银行发行的货币，法国人 Les Fran

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也被欧元所替代。议员们一人身兼数职，而税收体制，那个永恒的税收体制，那个在

君主制和共和国时期就开始改革的税收体制迄今为止仍在把那些史上最古老、最时髦，甚至新近那些最复杂的税种不断叠加在一起，它们有原地方税（四大旧税）、20世纪初约瑟夫·卡约提出的所得税、增值税及其替代说法——零售税企业税、工资税，还有营业税，尽管后者后来改变了说法。在新近被创造出来的税种中，有财产税、社保分摊金，后者的上限因人而异，或多或少都是可扣除的。还有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注册登记税，以及大量的间接税。每一个税种都有其单独的立法且都有相应的减免规定。

面对这个大杂货堆，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改革的许诺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不过确实，如果哪一个候选人在参选时提不出改革计划（谨慎起见，这些计划从不会很具体，一如埃德加·富尔所说的“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关于我的！”），且没有“答应向法国父老说句心里话”的话，那他成功上位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法国人都由衷地呼唤改革，但落实起来时，却又想让改革破产该如何解释这一怪象呢？

这首先和国人的心理有关。我们可以从中一直发现一些被埃

①约瑟夫·卡约（1863年3月30日－1944

主要的政治家，国家征收所

得税的早期支持者22日），法国第

译者注德蒙·伯克定性过的态度：他们希望“清台”式的行动，总不切实际地幻想通过一次改革就能够改变全部现状，仿佛他们是乌托邦旅行俱乐部的一员。不过与之并行的是，法国人心中的改革愿景却是非常具体的：改革必须为他们带来自我满足。他们审视改革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基于自我，而并非出于集体考虑，这也解释

在

了为何法国人既热情欢迎改革，又持续反对改革落地，因为鲜有

限

哪几项改革能真正地让每个人都得以满足。它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金融和社会层面的改革措施，其最终结果均被“清零”，

法

即改革的成效与成本持平。此外也要看到，相比于那些改革的受益者，那些利益受损的人的事后反应往往要激烈得多。

而对另一些改革来说，尽管它们可以使未来受益，却让当下做出了牺牲。在法国人看来，这样的平衡其实是不公的。他们不相信那个承诺的未来有朝一日真的可以实现，因为所有未能兑现的许诺已经列了满满一清单了。与之相对的是，对于要求他们当下立即做出的牺牲，他们却心知肚明，清楚了然。

不过在社会改革问题上，情况有所不同。社会改革涉及公民

。

权利、司法运行、教育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改革反对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他们其实只是不喜欢改变而已。法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然而在所有的欧洲人眼中，他们却是最不喜欢改变的那类人。意大利人的政治体制虽然非常脆弱，然而他们在多年前就已解决了中央及地方官员的兼职问题。

163法国人 Les Franc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而拥有浓厚市镇自由传统的中北欧国家，也早已解决了市镇

问题。相比之下，似乎法国的任何一次具体改革

重组

，从实施伊

会立即引发强烈的负面反应。

始就

为了更好地阐释上述问题，我仅通过三个必要的改革例探讨一下那些阻碍改革实施的症结所在

子

。它们是行政区划改

税制改革和拯救失业改革。

法国各类政区并存，数起来一共有六层，它们是市镇省、大区、国家，以及还要在这之

、市镇群

越多地出

上的欧盟，后者的名字已越来

现于地方工程项目的融资环节。不过，似乎是有感于这

六层体制仍不够全面，政府新近又在市镇群和省之间

层级：“地区”。

增设了第

公众对这一复杂的行政区划并不关心。在区级选举过程中

尽管乡村地区的选情尚可，但弃权选民的比重整体上仍不断增长弃选人数越来越多，这一现象正是民众态度漠然的体现。不过民众的这种漠视并没有导致具体的后果：这一体制依然健在；它依然让国家支付着高额的运行

实施，并弱化了各级政府

成本，延缓了众多项目的

回答这样

的职权，导致实际过程中我们甚至无法

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在做什么

时至

？

今日，已没有哪一个地方投资

级财政部门的参与—市

项目的实施少得了至少三

财政和欧盟财政的话镇、省和大区财政。如果我们算上国家

，那就是四五级了。底层议员的声誉164

连同他的连任希望—取决于他个人的引资能力。这种分散的融资来源也同步导致了行政手续的政出多门。每一级财政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手续，都会对项目进行独立置评，甚至要求修改，这在整体上额外增加了国家的支出成本。

弗朗索瓦·密特朗时期的内政部长加斯东·德费尔在1983年通过了一项极为大胆的，且极具创新精神的地方分权改革。我之所以说是大胆的改革，是因为我在1980年时也曾试图通过一项类似的改革，不过最终未遂，因为时任内政部长的克里斯蒂安·勃奈没能成功说服参议院批准该法案。

这项改革明确并进一步扩展了区议会的行动空间。在省级层面，它让省议会主席替代省长成为行政负责人，而为了落实这一改变，省议会的办公地点从此也从省政府中分离了出来。

随后的另一项法案赋予了各大区修建并维持中学运营的权力，并要求区议会选举以普选的形式进行。1986年时，首次民众普选的区议会选举得以举行。

这一改革——我还要强调它的大胆性—因加斯东·德费尔的决心而最终成行，它赋予了大区这一全新的行政层级以活力。尽管与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尤其是相比于德国的联邦州，法国的22个大区仍有进一步消减合并的余地，但法国的大区数量已经接近于欧洲平均水平了。大区的设定似乎很适于解决国家未来层面的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问题、科研投入问题、

165法国总统

对文化产业的支持问题、环保问题、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当然

也包括行政区划整治问题。

这项改革受到了民众的积极欢迎。除了为新的区议会新建大型办公设施这一问题外，民众对改革的内容均表示了满意，比如在近期许多中学就国民教育问题进行的抗议中，各大区整体上都没有被涉及。

不过这一不错的改革需要在后续两方面进行跟进：一方面，要对省级政府职权进行全新定义，避免它们和大区之间的权力重复；另一方面，需要国家向大区转移职权，使相关问题能够得以更有效地解决。

事情最终走向了反面。我们终于又像蜗牛一样开始了缓慢的移动，而且只不过是在反方向上越爬越远。

大区希望能够被赋予经济发展权和企业援助权，在此情况下，省级经济发展委员会应附属于大区，各省从此不得再直接介入经济事务；企业从此将面对的，便只有两级主管部门：市镇及市镇群级经济部门负责处理土地产权问题，而区级机关则负责企业援助事务。然而事实却全然不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区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全新的争斗。每一方都将既得成果归功于自己的管理，而一脸茫然的企业却搞不清自己到底该尊奉哪一个神，或者说，自己到底该去谁家的窗口排队！其实，只需在税法的某一条中进行必要的界定，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然而即使呼吁1665无法实现的改革

L＇impossible reforme

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向议会正式提请此事！

针对职能转移这一问题，十三年来我们仅采取过一项措施：1995年1月1日、国家正式将16~25岁年龄段人员的职业化继续教育的管理权下放给大区政府。这是巴拉迪尔政府应众多区议会主席的要求所采取的一项优异政策，仅此一项，再无其他！其余的合理请求均石沉大海，无音信！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奇怪动机，使得国家愿意将25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教育权下放给大区政府，自己却始终保留对这一年龄以上人员的教育权呢？另一个例子，意大利的选民通过公决的形式废除了旅游部长一职，而法国却始终保留了这个职位！然而1994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却授予各区级政府对地方旅游委员会的管理权，那么在同一块土地上保留这一平行机构到底有何用处呢？同样地，环境部每年都会向各区的自

然公园进行拨款，这本身是件好事，不过为何不一次性地把拨付

权转移到位呢？而在教务管理问题上，各省可以主管大学事务，

但中学层级的管理权却由区政府承担，这样难道合理吗？此外，

基于科西嘉大区的暴力冲突事件所引发的压力，中央政府建议向

其下放各类管理职权，但该政策只针对科西嘉自身，对其他大区

无效。然而要知道，其他各区的议会主席一直以来也在要求下放

职权啊！我们只能说，政策走向变得越来越混乱了。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不过我不想再继续了。

事实上，特别是进入欧盟以来，法国的地方行政机构已过于冗繁了

167法国人 Les franc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的反思

应在其中只选择有价值的部分进行保留。我曾在第戎发表过演讲表达了我对于大区的偏好，因为它们的体量相对于欧盟而言较为适中，也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过在我之后的两位总统，均表现出了对于省级行政机构的挚爱，而参议院同样也钟情于保留省级区划，因为后者同样也是一级重要的选区。

法国应该重新向着现代化前进。1790年时，正是制宪会议所采取的一项大胆的改革才最终确定了省的区划。那时，乘马车前往各自首府所需时间是确定各省的大小和形状的决定性因素！面对各种创意性的选择，制宪会议议员们最终还是基本延续了原来各省的区划，也就是今天各大区蜿蜒曲折的边界。一百年后的1880年，各市镇的区划也最终定型。

而设立大区级政区则已是进入21世纪后的事了。这一迈向现代化的举措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那就是古时的“地方风土”，它的出现结束了历史上吉伦特派联邦主义者和雅各宾派集权主义者之间的对抗。此后，以全民普选制为代表的共和文化得以在法国深深扎根，并再未因制度灵活性的问题而受到质疑或威胁。不过对于地方行政组织而言，它自身应防范一种倾向，即试图赋予自己一个政治身份以期获得与自身能力不相符的职能的倾向。曾有人进行过这样的设想：大区议会只由一个议会组成，议会成员通过命名投票制确定，且这个议会要集行政权与议会审议职能于

一身，并凭借其内部的司法文化和必要的政治经验，公正、审慎

1685无法实现的改革

L＇impossible reforme

地进行地方立法，从而不必再让中央政府代表往来穿梭于中央和

地方之间，亦不必再列席他们的会议。这个荒唐的想法实际上是

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真正该努力寻找的，是法国社会自身的一种

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不但要使用符合时

代要求的表述，更要能使我们的社会运行更加体现大区的利益

科西嘉也包括在内，并推动整个国家的进步。

对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必赋予它戏剧色彩，亦无须对现有

制度的自我防卫机制进行夸大

省级行政机构未来不会被一次性裁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

还仍将作为一种行政组织得以留存，并将基于地缘远近的关系，

继续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其治下的相关事务，尤其是社会事务。在国家行政体系的框架下，它们将不再作为一级行政区划而存在。未来的法国将只由三级行政组织构成：市镇及市镇群、大区和国家。“省议会”的选举模式亦要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向一个管理机构进行过渡，而不是作为一级行政代表机构存在。

在未来，公众对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行所施加的不同程度的关注，最终将决定其各自的重要性。

不过，国人的“恋旧情结”会让这一改革的进行变得缓慢，他们对于一切变革所持的不信任、并认为不会从中获益的态度，更会加重这一趋势。此外，法国特有的政权层级结构也会让这一过程变得迟缓。实际上，法国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即由议法国前总

员进行决策，而非国家公民），这一制度的真正管理者是“地方议员”。

法国的政权结构自下而上呈一个连续的金字塔型，每一个层级的前途命运——无论是市镇级、省级、区级还是国家级，都极大程度上依靠来自下一级的支持：为了成为省议会议员，就必须依托区长的支持；为了进入参议院，则需要市长和省议会议员的协力；而为了成为国民议会议员，候选人就会把各选区区长的态度视为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人会冒险得罪下级负责人！

一个法国政治候选人的行动路线必然遵循两条规律：他们之所以竞选一个职务，其实是为了当选下一个职位做准备；而一旦跻身高职后，他们还会紧攥着原来的职位不放，以防哪个“阴谋家复制你刚刚走过的成功轨迹却还要让你埋单，这也是法国官员兼职问题的来源。

上述描述适用于那些以政治为“职业”的人士，而对于那些本就从该地当选，并满足于管理这一方土地的人来说，这一形容对他们来说显然并不适用。对于前者而言，他们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地方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从而觊觎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部长，及与之相伴的无上殊荣。他们绝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职位，而是会一直扭着脖子窥视着权力的下一级台阶。因此他们会接连不断地参加各种竞选活动——包括今天的欧洲选举活1705无法实现的改革

L＇impossible relorme

动，并会激动地表达出践行上述岗位的使命感，不过选民们显然

对这些所谓的使命感不感冒。

这种以不断攫取地方行政职务为纲领的权力主线，潜藏着一

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在政治人士眼中，地方行政职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贬值，

因为它只是一个过渡性岗位。然而实际上，这些职务对于地方本

地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城市的市长与一个即将就职部长

的国务秘书相比，更能造福于他的市民们，而后者更多时候只会

依随其部门人员的意见行事。

另一个后果是，这会给地方行政改革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

行政体系此时会陷入自动阻塞的境地。对于一个当选代表而言，

如果一项改革措施与其支持者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我们

便不指望他能最终认可这一改革。也许在必要情况下，国民议会的议员还能做到这一点，毕竟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纪律，并且他们能否连任也不取决于地方议员的态度，至少城市地区是这样。不过如果换作是参议院，我们就别指望能够克服这一困境了。

如果我们禁止议员兼职行政职务的话，比如说禁止省议会主席兼任大城市的市长，那么对这些议员而言，这等同于剥夺了他们竟选的权力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一势在必行的改革在实施环节上，必须伴之以一定的观念修正：候选人真心想担任的到底是哪一个职位？他是想成为区议会主席，还是哪一个重要城

171法国人 Les Francals

法国前总对民命运的反思

市的市长，或者是继续做他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呢？无论是在利益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横向的选择，而不应再将其纵向视做同一架梯子上的上下横杆。不过，这同时也要求这些岗位在设计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尤其在待遇上别有大差池为了避免这一新式改革的实施增加公共财政的负担，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建议：控制国会两院议员的人数。自1958年宪法生效以来，参议院代表的人数逐年增加，与之相应地，国民议会议员的人数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不断增长，这样的扩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22年后的今天，只拥有6000万人口的法国与拥有2.6亿人口的美国相比，其议员比例远高于后者。法国目前拥有898名议员（577名国民议会议员，321名参议员，还没算87名欧洲议员），而相比之下，美国却只有535名议员（参众两院分别各有100人和435人）！而在俄罗斯，它的联邦杜马代表更是只有420人！

本书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地方行政体制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依托强劲的政治动力。这种动力应该既富于决心，又包含必要的审慎，因为地方行政体制与我们的政治文化，甚至是我们的民族特质紧密相连。它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需要迈向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法国展望未来。

我们应在议会中展开细致的辩论和思考，以此为改革指明方向。同时，政府中的相关“改革人士”也应为之投入最大程度的关注。172实现的改革

Limpossible reforme

衡关系须进行维护。不过在这些辩论和思考的最后，政府必须要最终落实一项计划，而不能再次无果而终。

科西嘉的例子很可能会作为导火线引发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其实很久以前就该展开，只不过1983年时，受制于来自雅各宾主义人士和中央行政机关的阻力，它便从此被尘封了起来。此后的各届政府在面对这一事关我们民主现代化进程的议题时，均选择了避而不谈，这其中也包括现任政府。

关于中央政府放权的问题，科西嘉大多数区议员于2000年3月10日通过投票的形式表达了相关诉求。这些诉求其实是与法国本土区议员联合会曾向政府转达过的相关建议相吻合的，只不过政府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建议。假如议会有朝一日能就上述议题展开审议的话，那么改革的范围肯定不再仅限于科西嘉一地。在法国的共和国座右铭中，紧接着“自由”一词的就是“平等”出于对平等原则的尊重，改革的覆盖面势必将扩大至各级国家行

政机构。“许诺给一部分人的东西，不得拒绝施予其他人；在一

部分人中得以保留的东西，不得对其他人进行回避。”

我们应明确法国可以接受的最佳放权度，鼓励地方政府在保持

区域特色的前提下充分行使其职权，但不至撼动共和国法律赋予中

央国家机关的既有职能，更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地方机关无论是个体还是全体，都是国民团结这一核心利益的组成单元。173法国人 Les Frang 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这一话题会继续持续下去，理应成为2002年竞选，特别是总统大选的必要议题。

一切事关基层民主改革的话题，我们都应该征询民众的意见。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因为我们须极力避免将民众置于阴的境地：要么维持那个已被口诛笔伐的旧制度，要么必须接受由少数人提出的荒唐，甚至不负责任的新方案，况且这些人中不乏激进主义者和投机人士。那个长久以来就在议会中进行过反复论，且各方各面均已为媒体（尤其是各类文章）所分析、评论过的改革法案，最后也必须提交民众批准。只有依据宪法要求，在多数民众不予反对的情况下方能生效。

如果民众对于合理的地方现代化制度改革会予以支持，并且不会就此引发制度上的震动的话，这一定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事实上问卷结果已表明，民众对于限制官员兼职这一问题是持普遍认同的态度的。他们同时也鲜明地倾向于将大区视为未来国家管理的基本框架。此外，他们亦支持中央简政放权。拒之冂外。

法国拥有一支很好的公务员队伍，他们多能而又诚恳，不过，他们自身担负的很多职能其实已经消失了。时至今日，国家既不存在供给不足，也不存在进口配额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和欧盟的相关法规已将从前由各国国家机构承揽的大部分决策权交给了企业自身和布鲁塞尔。法国的农事经营者人数已经下降了四成！针对青年人进行的职业教育和中学事务管理权也已经全数下放到了各大区，然而，中央国家机构的公务员人数哪里又有削减呢？不久前，一位大银行的行长对我说道：“我已经有六个多月没有联系过国库总局了！”然而几年前，他每周，甚至每天都要与后者打交道。

187法国人 Les Franc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原因已经很了然了：法国需要对其行政机构

进行现代化改造

精兵简政，以适应国家的新式组织架构和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行政架构的转型需要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要避免因全局号召效应而引起的人员对立；要根据各业务领域的特殊性

宜地引导革新；要消除地方两级责任体制；最后因地制

裁员”状况的发生。

，还要避免净

对于最后一点，我坚持要多说几句。

相关人员都必会以工会反制措施进行应对。

其实面对任何转型计划时

他们会要求这些改革计划不要打“净裁员”的主意。一

旦在

这一点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会自认为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把这一原则同样应用到行政机构转型的问题上。

机构的重建不应通过任何强制性措施来完成。除了年龄原因和个人倾向原因的自然因素外，唯一一个可用的措施就是招聘招聘指标的确定不应基于机构内现有员工的人数——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而应基于机构未来的需求。这样的策略不会让任何一名在职员工感到担心，也不会损害他们其中任何一员的既得权利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政策的余地过窄，考虑到人员的年龄金字塔，我们未来的招聘可能只会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线上不过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每年都能对现有人员的构成做几点改变的话，久而久之，这必将引发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包括工作方法、职能简化问题等，并且这些思考会在行政1885无法实现的改革

impossiblec eform

部门内部带来彻底的观念转变，它们会一改过去静态的、防御性的姿态，进而转型为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行政组织。

2000年年初，政府曾在部分行政机构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这些措施一方面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却又有失技巧性，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尤其是在财政部。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原因，财政部已明显超员了，然而部分反对裁员的人却援引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将财政部的雇员人数完整地维持在1999年时的水平。这是一种“不一不”式的移位——保守主义的黄金法则，旨在以此确定机构员工的人数。在数学角度，无论1999年的雇员人数是多是少，它都绝不可能与行政机构的持续变化相吻合。

为了能使国家机构在不强制裁员的情况下适应未来的任务，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雇员数量上做文章。我想，如果国家的两位首脑能这样劝说民众的话，他们不仅是在造福法国，且失业率不断下降的趋势更使这一切变得容易了起来。

为了指明前路，他们可以借用私有化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有效做法，设立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不需要框定什么基本规则，也无须制造多少舆论，它仅须确定各行政分支机构当年需招聘的岗位人数即可。

这一变革如能辅之以新一轮简政放权的浪潮，将会更引人注目。行政机构应该更加接地气，剪断拿破仑时代巴黎中央集权的脐带，这样才是推动观念进步的最有效方式。

189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这同时也是一次机会，让我们审视一下“公职

行政部门——在法国社会中的真正位置。公职在当今的定位并不

也就是

能令人满意，尽管它赋予了相关人士一种安全感和职业生涯的保证。我们今天所说的“公职的地位”起始于战后那几年

此后一系列新式的变化进程，如去集权化管理

，而面对

以及职业生涯的流动性，它已完全无所适从。决策者责任化

“公职”的特点就是体制僵硬化，并很少顾及个人的选择和功绩。尽管工作考评系统的初衷是督促我们每年对工作进行改进，但是理论上设定的0~20分的评分标准，在实际过程中却退化成了16~20分，最终使这一手段彻底沦为了摆设。在实际工作中，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间已毫无关联，“奖金”体系的存在又让薪酬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因部门间的差别所致，各部委的奖金标准也多种多样。于是审计院在其各年度审计报告中，均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奖金的发放者，但这样一来，奖金的意义也很快不复存在

国家公职人员的退休制度与国民公有权力——社保制度相比在年龄和人员待遇层面均有不同。不过，退休公务员与在职人员之间也有其内部交联，因为在整体预算层面，国家每年都会呼吁弥补退休公职人员的开支赤字尽管国家赤字总金额在

年内肯定会增长。

未来几

毋庸置疑，19451950年间确定的退休人员条例——也就是

1905无法实现的改革

L＇impossible reforme

说在20世纪上半叶做出的规定——已很难适应21世纪的需求了，这一制度至今仍被神圣的光环所围绕，后续的各届政府也未能继续正视该问题。这一负面态度直接导致了公职人员与企业人员间不断加深的隔阂：一方被视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这样的疏远无法令他们满意；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另一方也不会感到痛快，他们自视为国家繁荣的唯一贡献者，但自己的功劳却从未被承认，这着实让他们无法接受。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在于重新起草一份纲领，将旧拿破仑军的等级制行政文化转变为“任务式”架构，即由工作任务来确定机构的组成。这一新式的行政体制经过自然演进，会适应不同任务的需求。当然了，它也应给予其在职人员必要的职业安全感，不过它更要在两方面实现创新：在保证客观的前提下，要对个人在工作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所做出的正确决策进行更有力的奖赏。与此同时，体制还要更具灵活性，要为人员在公职岗位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创造便利。

青年人对于未来职业的想法也要有所改变：入职后到退休前的这段职业时光不应再是一段机械被动的路径，它应接连不断地，通过各式机会，帮助青年人勾勒出职业生涯的轮廓。

在这样的新式行政文化氛围下，国家行政学院也应相应地进行改革。它应着重在个人职业养成规划上用力，并改变过去养鱼池一样的培养模式，改变由各用人机关根据成绩排名选人的做法。

191法国人 Les Franc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

过去统一的入学考试也应该进行改革要根据学生的职业意愿因人而试，比方说外交方向、财政管理方向、行政岗、社会岗等。国家行政学院应该定位为学员们相互聚集、组织实习并交流经验的学府，但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应交由他们的初衷来决定。学生们不该只一心想成为“公务员”，他们要为适应未来的各类任务要求提前做准备。，最后都得凹原点。

我之所以不断强调这些论战的持续性，是因为它已阻碍了法国社会的进步，其负面效应加剧了国家的政治衰落。

至于负面效应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层面：

首先，这些政治斗争将法国与其自身所蕴藏的巨大历史财富相剥离。法国人只有和自身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历史紧密相依时才会感到幸福舒适，才会更自信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法国史应该是全体法国人共同的历史，期间接续着由不同历史阶段所表征的不同时代现实。而这些历史片段所凝结而成的，是一份唯一的历史遗产，它包含了法国从古至今丰富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遗迹。

然而消极论战的持久性却凿开了一条鸿沟

是鸿沟，不是

褶皱——它的存在及其深度让国家为此深受其害。这条沟壑划出了对立的两派，让人们不但失去了携手共事的可能，更彼此心生敌意，甚至时常互相攻讦。试问我们当中有哪个人曾免遭诘难只因立场不同而被断然拒绝—哪怕一生之中仅此一回？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立背后所隐藏的空谈实质，着实更让人气恼。政治上的对立已经完全脱离了民意的客观实际。从接受教育开始，国人绝大部分的政治社会经历及工作阅历都是一致的。那种试图在人群之中强行找到“左”和“右”的界线，或者针对退休年龄问题进行心理学式管理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042在伯克的书中，作者并没有号召人们去关注政治演进过程中的客观社会现实，我想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天赋人权”思想的捍卫者们已经与暴力革命的追随者们分道扬镳了！

鉴于政治斗争的分化效应加剧了国家的政治衰落，现在也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国民教育体系首先义不容辞，它应致力于在青年一代的头脑中建立起一份平静的历史记忆。同时，政治一媒体阶层也应有所贡献，不过这一期望显然更为艰巨，对他们而言，那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话题业已确立了他们的表达程式，令其欲罢不能。此外，固守这些既有的话题也省去了他们探讨未来的时间。更何况未来相较于现在，说起来也不见得会让人轻松。

法国政治论战的激烈景象也许就是法国人自身性格的延伸：他们对于政治对立会表现出一种“近宗教式”的脾性。其中非宗教成分在于国人的信仰之中神学色彩淡薄，宗教性则在于他们期待有一种政治，人们在其中能找到宗教依托，这是一种全局的世界观，并且还要明确定义他们在其中的定位。

这种政治和宗教间的相似性，让国人的态度也趋于类同，进而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宗教的倾向：教条主义、狂热主义、零容忍、摒弃或者排斥异己。我想在其他国家的话，任何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的激烈恐怕都不会达到法国这样的程度，当然，为了攫取权力而进行的直接对抗除外。

然而，这样的观念从何而来？我仍记得那年在北京时，我曾

043法国人 Les Franc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与我们的驻华大使就这个话题进行过一次对话。那天我正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室，等待登机返回巴黎，大使先生特意前来为我送行。

“这种对全局世界观的追求，”他肯定地说道，“从苏杰尔①开始到圣伯纳德，一直印刻在我们法国人的观念之中。通过那些来自法兰西高卢一罗马的年轻传教士的传播和当时规模较大的著名修道院的推动，这一观念遂成为法兰克王国立国的基础。在随后八个多世纪的君主制国家里，这一观念一直得以传承，从无间断，最终成为法国人的本能观念，它包括对好与坏的感知，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善行与恶性的判断，还有对天国世界的探求，以及对天父所崇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接纳。”

“大革命的爆发又让这一理念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了推翻旧制度，就必须对‘人’自身进行重新定义，并力图赋予他普遍意义。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努力。”

“外部世界应该对我们心怀感激，因为它会发现法国一直在向其传递普世的自由观。正像戴高乐将军所宣称的那样，法国引领了全世界的自由！”

“此外，这种教条式的取向即使在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很多想法。比如说，过去十几年间，正是法国在试图为其干涉权寻找理论基础。”

听着大使先生的见解，我觉得他指出了一个我一直以来都忽略了的敏感之处。法国人确实对于“人”这一观念争论不休，以至于不惜将其引入政治层面予以讨论，尽管不甚明显罢了。有时来看，这确也是部分政治论战的意义所在，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其苦涩的另一面，即相互反对的态势变得愈加根深蒂固。没有人会在“人”这个核心议题上轻易让步。如果我们对于“人”的信仰彼此对立，那么当我们走在市镇乡间的小路上时，哪怕是我们多年的老邻居也不会跟我们打招呼。如果我们的观念彼此不同，我们既不会向魔鬼脱帽致敬，也不会向戴着教士帽的人屈身献礼。

基于对人自身定位的不同理解，法国社会自然被分割成了两派，且二者之间天然对立：

对于具有天主教文化传统的法国人而言，无论他们是否完全皈依，都会认为天国与人间是紧密一致的。任何破坏这一和谐关系的举动都将被视为有悖伦常。

对于新教徒以及随后的启蒙思想家和实证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人们对政治及宗教权威性来源的审视必然要和“人”自身境遇的转变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还要做到言行一致。基于此，受上述两种观念所影响的国民教育体系所折射出的，而法口院，，时

部“特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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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好回2翼联长

1

法国人 Les Francais

法国前总统对民族命运的反思

是其深深的绝对自由主义烙印：在“强大”面前，应保护“弱小”；在“权力”面前，应捍卫“自由”。

因此，法国社会的政治论战因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或者说两种“宗教”的对立而激烈不已，而对立的核心则是出于对“人”的理解的不同。

然而这种观念的对立今天还存在么？嘈杂声，让我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思考。我依旧想不明白：哪怕就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自身的教育经历和学习经历都已经深深固化，可为什么在我大半生的时间内，却从未感受到一如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的观念冲突呢？在我看来，这种深深的决裂是源自于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渡中所秉持的不同信仰和不同习惯。对法国而言，这是一个平缓的过渡进程，它发端于宗教战争，结束于共产主义思潮的衰败，大革命仅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已。

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个方程影响了我的判断？在政治论战这个问题上，我本人不会去参与这些狂热的、专制的和缺乏内涵的0462与历史的冲突关系

La relation conflictuelle avec le temps

泛泛而谈，我所接受的科学观教育让我总能迅速认识到自身学识

；

的不足。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观念导向应该变得更加缓和化、

更加儒学化（机场已经催促我登机了么？），并与当代人的智慧

兑

和世界自身的缓冲平衡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再拘泥于那些关

于“人”的教条定义，甚至是攻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