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诚品有一种力量，让对的人聚在对的地方。

晶报 2011年08月07日 晶报首席记者 刘忆斯 实习生 魏鼎 杨照谈诚品模式：诚品有一种力量，让对的人聚在对的地方 在今天，一个知识分子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只能依附于某种体制为生，而是可以通过市场施展更多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杨照身上，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体现得尤其突出，他是作家、评论家、媒体人、讲师，也是智库负责人、管理顾问……我们的这次采访缘于杨照每周二在台湾诚品书店的“现代经典细读”系列课程，杨照除了是一位出色阅读经典的引导者，他同时还做着这么多的事情。对于诚品书店，对于台湾社会的变化等话题，杨照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诚品书店进大陆太慢了 晶报：诚品书店要来苏州开店了，我们知道诚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运营模式和品牌文化，而大陆的很多书店这些年也在照着学，走诚品的路子，你认为诚品的大陆书店前景如何？ 杨照：我跟吴清友先生（诚品创办人）很熟，诚品真正的长处是它建立了一种文化，培养训练出了一批人才，这些都是别人很难完整复制的。我觉得诚品进大陆最大的问题还是太慢了，这真的很可惜。我曾跟吴（清友）先生说，诚品如果早些进入大陆，它的影响会更大，可是他一定要等所有条件都到位才肯进来。我担心等到2014年诚品苏州店开张时，大陆的实体书店不多了，我也担心等诚品进来时，很多已经习惯了类似诚品模式的大陆朋友，会说“诚品不过就是这样”…… 晶报：你刚才说了诚品模式很难被别人完整复制，怎么又会有这样的担心？ 杨照：因为大陆的朋友毕竟不是很了解诚品，这里面可能会有误读嘛。真正的诚品模式是有非常多细节的，它从书店到商场，又从商场向书店延展，活动该怎么办，资源该怎么整合，诚品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式。比如大家都知道诚品办活动，可是什么活动可以办，什么活动不可以办，因为如果办了不对的活动，书店的气氛就不对了，别人不会把诚品的这种东西学得那么细致。 诚品的另一个贡献是人，可以说诚品在台湾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不败的品牌”，就算有很多次财务危机，可没人担心诚品会倒掉，因为在台湾没有人会坐视诚品的消失。而对台湾的许多年轻人来说，能在诚品工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我经常半开玩笑地跟诚品的朋友们说“他们都是一群上当的人”（笑），这是因为诚品长期可以用很低的工资吸引到第一流的人才。大陆书店要借鉴诚品的成功经验，我觉得最应该学习的就是怎样把一个团队建立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非常复杂，但是等到你拥有了诚品那样的团队，你就能做成功很多事情，就会一直有新的想法和创意。我觉得诚品有这样一种力量——让对的人聚在对的地方，大家在这个环境里慢慢熟悉，最终都变成了这个环境里的人。 晶报：作为一个诚品多年的合作者和老朋友，你能否讲一些诚品的细节，比如诚品卖场是怎样的？诚品讲堂又是怎样的？ 杨照：我知道大陆现在的实体书店受网络书店的冲击很大，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像金石堂这样老牌的实体书店相对艰难，而博客来这样的网络书店则成长得很快。我觉得诚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营造一个“有书店的商场”，你去到那里主要不是为了买书，而是因为那里有一种shopping的气氛，有很多带有文化气息的商品可以购买。反过来说，虽然诚品是商场，但正因为有了书，这个商场自有一种与其他商场全然不同的气氛，跟一个百货公司里面有书店是两回事。当然，为了保留自己的风格，诚品一直都在对书店与商场的配比进行着调整和平衡。 我对大陆了解还太少 晶报：不久前你的《故事效应》在大陆出版了，据说是你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为什么你的书在大陆出版得这么少？ 杨照：因为我懒哪（笑）。主要是我有一个基本的习惯，我出书的时候自己不要做编辑，我就是一个作者。这样一来，我就要找到一个我可以信任的编辑了，我必须要知道我的编辑在想什么，会怎么做。你问我为什么之前一直没在大陆出书？因为我不认识人嘛，而且我也提不起劲来去认识人，去处理这些事，说到底，还是懒嘛。 晶报：接下来你会有哪些作品在大陆出版？ 杨照：这个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会出版我一本书，台湾版的名字叫《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再接下来，我和胡洪侠、马家辉两位在晶报开设的专栏《对照记》，也会结集出版。另外，新经典公司也有兴趣引进“现代经典细读”系列的那几本书，预计最先出来的是《永远的少年》。 晶报：在大陆改革开放30年中，有没有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书籍进入您的视野？ 杨照：当然有，但说老实话，这个我还不敢谈。听起来好像有点怪啦，但是我很诚实地说，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了解，还不如我对日本、美国更有把握。我是非常晚才进来大陆的，在改革开放前，我不认为大陆有什么文学作品可以用经典的方式去谈，而在改革开放后，我发现这个社会跑出来一大堆很奇特的东西，非常庞大，让我更没把握。我想，我还是应该去深入了解后再来谈吧。 要培养出自我学习的习惯 晶报：你好像同时在做着很多事情，你怎么看待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这一现象？ 杨照：我在这引用孔子的一句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啦，不过回到社会层面上来看，我也常常在思考“一个社会是认你的身份还是认你的能力？”我在台湾经历了一个从认身份变成认能力的社会认同转变，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没有一张名片，没有一个头衔，人家都会觉得你怪怪的，而现在的台湾，身份变得相对没那么重要了。我觉得大陆在这方面也差不多，社会在转型，人的身份变化得非常快，很多新的身份正在产生当中，单位和头衔，已经不再是人际关系的第一要务。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很感谢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因为这样的空间可以让我这样对很多事情都有兴趣的人能存在，能活下去，还能在很多方面都多多少少碰一点，做一点。我是个没有耐心一直做一件事情的人啦，我会觉得那样无聊得要死（笑）。 晶报：你也不是职业作家？ 杨照：不是啊，我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收入来源。 晶报：能说说你都有那些身份吗？ 杨照：这蛮可怕的（笑）。我先说一下我比较固定的工作啊，我在一个智库机构任职，也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里当管理顾问，给他们怎么开课、怎么卖课程的建议；我还是台湾一家医院行政中心的首席顾问，一周要有一天半在那里上班；另外就是讲堂，除了在诚品讲堂上课，还在敏隆讲堂讲中国史，已经讲了5年了。除此之外，我每天还要写专栏，写自己的书…… 晶报：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艺术团体的咨询顾问，这些身份似乎都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啊。 杨照：是的，不见得每件事情都跟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有关，但对我而言，我还是在这些工作中得到一些成就感，比如因为我的建议，让一个企业整个工作和流程更合理，我就会很满足——因为我的参与，这个地方变得不一样了。其实，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给我的信念，人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一个领薪水的手段，而是个人生命的意义，我会试图在我的工作上去实践这些东西，去参与社会的建设。 晶报：在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是这样形成的，他们很早进私塾学习中国经典，到了十几岁已经积累了很多，然后又进新式学堂，向西方文化渐进，之后出国留洋，不到30岁就学贯中西了。对于中国大陆今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很悲观。 杨照：没有啦，你对自己的社会太过严厉了，当然，你的严厉出自你对自己社会的熟悉和关切。我熟悉台湾，所以我对台湾的眼光也是严厉的，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台湾也处于快速消失当中。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确实在中国传统方面有过稍好一点的训练，比如一个国中毕业生的文言文水平，大概已经可以在一般的辅助下读《战国策》、《史记》了，但我们没法跟余英时他们那代人比，更不要讲跟胡适、梁启超他们比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则比我们更退步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教育体制上，出在应试考试上。考试很重要，但考试不会让你拥有丰富的学识，我觉得年轻的朋友还是要培养出自我学习的习惯，这也是我行之有效的人生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