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漫谈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漫谈 汪剑钊 今天，我想用漫谈的方式讲一讲“白银时代”的诗歌。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关于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命名问题；第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概况；第三，以俄国象征派诗歌为例，介绍一下“白银时代”的诗歌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第四，“白银时代”诗歌的影响，顺便谈一下苏联诗歌的源头；第五，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和中国现代诗歌之间的关系。下面，我想就这五个问题谈一下我自己的学习体会和研究心得。 首先，我介绍一下“白银时代”的命名问题。1998年，有好几家出版社出版了以“白银时代”为名的丛书，它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学林出版社，在当时引起了“白银时代”的读书热。不过，即使是在当时这样一个热潮中，人们似乎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那一时期的文化或诗歌为何被称为“白银时代”，还是所知甚少。在众多的研究者中间，甚至都没有人准确地知道，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了“白银时代”这一概念。有一阵子，在报刊上，还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最早提出了“白银时代”一名，也有的文章则认为命名者是俄罗斯侨民作家马科夫斯基。 不久以后，我去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师范大学作访问学者。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当地的一些诗人、专家和学者。我本来以为，像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俄罗斯境内应该非常容易。但奇怪的是，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的“转益多师”，得到了好多个不同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往往因为出自转述而无法加以证实。有一位学者叫阿尔丰索夫，是俄罗斯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专门从事未来主义诗歌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研究，曾开设“白银时代”文学的选修课。他一口咬定地告诉我，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别尔嘉耶夫，当我追问他出处在哪里的时候，他说就在《自我认知》一书中。事有凑巧的是，我本人就是这本书的中译者，因此，可以说对它的内容非常熟悉。《自我认知》一书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精神文化运动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论述，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白银时代”这个字眼。别尔嘉耶夫在该书中多次使用的概念是“精神文化复兴”，在他的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文化可以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也有人告诉我，是侨民作家和艺术评论家马科夫斯基首先提出了“白银时代”一名。为此，我专门去彼得堡国立图书馆找到了他写的一本书，书名是《在“白银时代”的帕纳斯山上》，这是一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集。对于“白银时代”的研究者而言，这本书非常重要，作者以见证人的身份叙述了以《阿波罗》杂志为核心的一些“白银时代”代表人物的生平与创作，作者的文笔生动，视点独到，常常能在寥寥数笔中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素描，是研究“白银时代”文学，尤其是“白银时代”诗歌的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也没有明确说明谁是白银时代最早的命名者。另外，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是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有一次，阿赫玛托娃家来了几位诗歌界的朋友，大家在一起朗诵诗歌，探讨俄罗斯当代诗歌的发展问题。在谈到俄罗斯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时，小古米廖夫随口插了一句：“你们如此向往普希金的时代，把它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你们就是白银时代了?”据说，此话一出，当时就得到了大人们的认可。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是一种传闻，缺乏任何可考证的材料，不能作为可靠的信史看待。 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一名书商处买到一本书，书名是《时间的海洋》，作者是一个名叫奥佐普的俄罗斯诗人。他在书中声明，实际上，“白银时代”的概念最早出自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的侨民杂志《数》上，题目就叫做《白银时代》，文章对“白银时代”的诗歌作了一些描述性的简介。或许是针对当时就有关于别尔嘉耶夫首先提出“白银时代”的概念的传闻，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顺便提一下，您能否写信告诉我，别尔嘉耶夫在何时何地将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白银时代’。我觉得，我拥有命名这个术语的版权”(该书的注释标明，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耶鲁大学的珍本书籍和手稿图书馆内)。显然，这一质询基本澄清了此前不少疑团。 至此，我们也大致可以清理出“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由首创到流行的整个脉络：它于1933年首次在奥佐普的文章《白银时代》中出现，指出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等人的创作是俄罗斯诗歌的又一高峰，堪与19世纪30、40年代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为代表的的“黄金时代”相媲美。20世纪40年代，阿赫玛托娃创作了一部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她在其中重现了世纪初彼得堡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在这部长诗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句子：“白银的月亮在白银时代的上空灿烂地凝固”。这个意象预言了20世纪近乎毁灭性的灾难。这就使“白银时代”由概念进入到了形象传播的层面。1962年，马科夫斯基在《在“白银时代“的帕纳斯山上》再度使用这个概念，由于其叙述对象与别尔嘉耶夫所指称的“精神文化复兴”阶段基本吻合，便逐渐被文学界、诗歌界所接受并引入研究术语中。1987年，七卷本的《俄罗斯文学史》，将“白银时代”列为单独一卷出版，它标明俄罗斯本土对“白银时代”文学的肯定和重视。1989年，一位名叫艾特肯德的学者在第12期《星》杂志上发表了《“白银时代”的整合》一文，从诗歌、散文、音乐和绘画等诸方面论述了“白银时代”的成就，指出新世纪的主人公是面对永恒、死亡、宇宙和上帝的孤独的个人，而上述各种艺术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宗教与哲学的因素。这篇文章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争论各方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把发端于“白银时代”的诗歌研究真正引向了更深入、更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范畴。 这里，顺便再提一下，《俄罗斯文学史》的编者之一乔治．尼瓦在《白银时代卷》中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似乎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尼瓦仅仅在书中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并没有进一步作具体而深入的阐述。不过，我个人比较赞同他的意见。下面我说一下赞同的理由。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的普希金，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欧洲诗歌的传统带进了俄国，他学习拜伦和雪莱，钻研英国浪漫主义的诗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最后为民族文学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本人也因此而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从这一点上讲，普希金完成了把世界文学引进俄罗斯的使命。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学地位的确立，仅有外来文化的进入，显然是不够的，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过程，那就是“走出去”，走向世界。在俄罗斯，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时间应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所谓的“白银时代”。正是“白银时代”的一些诗人和思想家的努力，把俄罗斯文化成果带出国境，成了为世界瞩目的人类精神文化的财富。　 1922年9月，在俄罗斯发生了一个“哲学船”事件，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放逐了一批旧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被勒令离开俄罗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到了德国的柏林，还有人随后去了法国的巴黎以及其他地区。由于这种意外事件的发生，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结晶赢得了一个直接渗透到异域文化中去的契机。大家可能都知道“存在主义”这个概念，一般认为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但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初，吉皮乌斯、梅列日柯夫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这些思想家就已触及到了存在论思想，从而成为寻神论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对德国的舍勒和法国的马塞尔等存在主义思想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可以称得上是存在论思想在诗歌领域内的凸现。从已有的情况看，如果说在20世纪还能找到一个真正称得起对整个世界文化产生影响，并且以集团式的出击在人类的各个精神领域，诸如诗歌、小说、音乐、戏剧、绘画、舞蹈、宗教、哲学、伦理学等，使得世界文化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思想运动，恐怕只有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就我所知，在其它国家，恐怕很难再找得到能和它全面抗衡，产生如此深广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有点类似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的启蒙主义运动。 接下来，我想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作一下概述性介绍。我们知道，“白银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发展，诸如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芭蕾、绘画等等，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其中以文学上的繁荣最为引入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的现代主义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和标志。在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便是象征主义。1893年，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梅列日柯夫斯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当代文学的衰落原因及其新潮》，他归纳出了新艺术的三个要素，就是“神秘主义的内容，象征的手法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呼吁要以这种典范的作品来对抗当时弥漫于俄罗斯文坛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他认为，“象征”可以“表现思想无限的一面”，象征主义可以“使诗的风格、诗的艺术实质变得崇高、晶莹、剔透”，这篇文章在当时起着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宣言作用。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发展，有过三个浪潮。像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和明斯基是第一浪潮的主要代表。这个浪潮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进入有意识的自觉状态的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并不具有组织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系统性，一些共同的思想和创作原则常常是被偶然地和零散地表述出来。第二浪潮则以1894—1895年由勃柳索夫编辑出版的三卷本诗集《象征主义》为标志，其中坚人物有勃柳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等，他们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和明斯基等汇拢在一起，被称为“老一代象征主义者”。这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臻于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技巧运用的娴熟程度，还是诗歌涵括的容量，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浪潮，象征主义的一些美学观点被归纳得更为系统，被贯彻得更为彻底。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的繁荣是在20世纪初。这个繁荣与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第三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三浪潮被称之为“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主要有别雷、勃洛克。他们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前两个浪潮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以勃洛克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从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秉承了一个“永恒女性”的原则，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种“女人性”，这种女人性本身作为一种开端，分布在世界各点，引导着人类走向“真善美”。正是他们这种略带神秘主义内涵和伦理因素的艺术实践，使俄罗斯象征主义者超越了他们的老师——法国象征主义者，让诗歌逸出了纯艺术的范畴，很快结束了自己的唯美主义阶段。　 1910年，俄国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出现了两个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诗派。其中一个是阿克梅派，这是继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之后崛起于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1911年，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等一批青年诗人，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名为“诗人车间”的社团。他们希望超越象征主义过于神秘的局限，声称要把世界“从‘通感’的迷魂阵中解放出来”。他们追求诗歌的透明度、语言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客观性，摈除美的幻影，让美自己来说话，不需要什么外在的说明。这就是说，花朵的美应该来自它本身，来源于自己的花瓣、叶子、芳香和色彩，而不是来自旁人怀着爱慕或其他情感虚构出来的假想物。在诗歌写作中，他们十分注意细节的描写，力求做到客观和自然。例如：阿赫玛托娃在描写失恋的心理过程时，并不是竭力铺陈如何如何受到打击，宣泄内心如何如何悲伤，而只是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说道：“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便将女主人公失去常态的心理贴切地揭示了出来。另外一位诗人曼杰什坦姆，被称之为“文化诗人”，他喜欢混融和间隔各种文化的积淀层，他认为诗人本身是文化的传承者。当然，他的这种传承跟一般的所谓复古不一样，他对古典文化的继承不是让诗人走回到古希腊、罗马、埃及，让自己成为古董，而是让古代的东西走到自己身边，蜕去旧壳，成为新生事物，参与当代文化的建设。他的作品往往通过对历史、神话的朦胧回忆，来领悟现实生活，其反讽和冷峻的语调在“白银时代”的诗人中间堪称独树一帜。 对象征主义进行反驳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流派是未来主义。中国人对俄罗斯未来主义诗人知道最多的恐怕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当然，对他的误读也可能是最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布尔柳克、谢维里亚宁、伊格纳季耶夫这些人，前面三位曾与马雅可夫斯基合作出版了一部文集，叫《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部文集标志着这一流派的公开亮相。 　 未来主义信奉的原则是“艺术必须和生活一样不连续，必须释放类似机器和城市所具有的能量，以推动人类去征服时空”。它的主要美学问题是努力把词本身从文学传统的覆盖物下解放出来，使词与文本获得自主性。正是在这些艺术构想的驱使下，他们打破词法和句法的规则，强调词的音响效果和诗的图形素质，以表达非理性世界的破碎与不协和，战胜时间对人类的控制，跃人崭新的未来世界。 未来派诗人先天地带有革命性因素。在“白银时代”，未来派是和布尔什维克靠得最近的一个诗歌派别。后来，无产阶级诗歌几乎成了俄国未来主义诗歌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的翻版，这并非是没有缘由的事情。除了像刚才提到过的流派，“白银时代”也有意象派诗人，最著名的诗人就是叶赛宁了。他的诗歌色彩感和绘画感特别强，善于使用色彩的点染，表达个人复杂多变的情绪感受。 除了这几个流派外，还有一些游离于流派之外的诗人，如普宁、霍达谢维奇和茨维塔耶娃等，他们不属于未来派，不属于阿克梅派，也不属于象征派。但是，他们和各派别的诗人都有私人交往，对俄罗斯诗歌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里，我想作一点说明，诗歌流派可以为一个诗人提供最初起步的起点，但是一个诗人仅仅停留在一个流派中间，就不太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事实上，我刚才讲的几位流派诗人最后都超越了自己的流派，像勃洛克的后期写作就不仅仅属于象征主义风格，它们带有某些未来主义的狂野和超现实主义的怪诞的特征。而像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他最初是未来派的，但后来也脱离了未来派。他保持了未来派的优点，同时也吸收了其它派别的优点，最终成了俄罗斯智性诗人的杰出代表。我对“白银时代”诗歌的概况，就大体上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以象征派诗歌为例子，介绍一下“白银时代”诗歌和宗教的关系。俄国象征派诗歌与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有很大的渊缘关系。索洛维约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思想核心就是“万物一统”的原则。这种“万物一统”的原则，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宇宙魂”的东西，具有某种神圣性。在他看来，现实世界是“永恒的女性”在这种原则下的各种变体，人类唯有通过信仰，通过直觉领悟，才能对之有所洞察。在这一点上，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比较相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美能拯救世界，而索洛维约夫的艺术观对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索洛维约夫倡导艺术家在瞬间的失魂状态中，去体现神的启示，使创造与人生之最高目的相结合，在上帝和尘世之间建立起“活的联系”。在“白银时代”的众多诗人中，女诗人吉皮乌斯恐怕应该是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在诗歌领域中最好的实践者。她忠实地体现了索洛维约夫的“宇宙魂”思想。她认为，面对人类如同悬浮的空气一般的生存状态，要建立起以爱为轴心的自由王国，去征服生活的偶然性、有限性、必死性，只有爱可以战胜死亡。她在诗歌中不断地重申，爱情是生活的最高原则，它的形式是美，条件是自由。她所称的这种爱和通常男女两性的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它是由两性之间的爱情获得某种象征和启示的，其区别则在于，它不仅指两性之间具体的性爱，也包涵了抽象和理性的内容，在更高层次上隐喻着人与上帝的联系。她认为所有真正是诗人的人的所有的诗，都是祈祷。因此，所有的诗歌都不过是祈祷在我们灵魂深处进涌出来的形式而已。我们赋予诗歌的文字、韵律、节奏都不过是人在向上帝祈祷时各种各样的变体。正因如此，吉皮乌斯的诗歌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仿佛有爱的旋律穿行其间的美丽的祷辞，她那些理性和激情有着完美结合的诗歌，迄今仍能在现代人的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涉及到“白银时代”的诗歌与宗教的关系，我们无法避开亚．勃洛克这位诗人。他曾写过一部长诗，叫《十二个》。这部作品完成于1918年初。长诗以十月革命以后的彼得堡为背景，主要描述十二个赤卫军战士在大街上巡逻时的所见所闻。这部长诗的主题是歌颂“革命的风暴”，但在结尾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基督的形象，为什么会在结尾出现基督这个形象?有人认为基督是革命者的象征，有人认为基督就是超人，有人认为这里的基督是反基督者的基督，有人认为那是艺术家的基督，也有人认为基督实际上指列宁……不管人们作出怎样的解释，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勃洛克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着勃洛克从宗教的角度对生活和艺术进行的理解。勃洛克的创作深受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影响，他本人从小就生活在充满了“女性温柔的爱抚”的环境中。因此，他非常推崇人类意识中的女性原则。在他看来，女性是尘世间引导人类的精神力量，是真善美的化身。为此，他在处女诗集《丽人吟》中塑造了一个集美丽、神圣、纯洁、善良于一身的“丽人”形象。在丽人面前，抒情主人公有时像一个骑士，有时像一名修道士，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运转，仅仅为心目中的女神或女王服务，因为，正是她启示着世界的神秘本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勃洛克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事物，如庙宇、教堂、祭坛、法衣、圣像、弥撒等。以后，“丽人”的形象在勃洛克的创作中一直以各种变体存在着，时而是“奥菲丽娅”，时而是“陌生女郎”，时而是“卡门”，时而是“库伦比娜”，等等，它们反映出诗人独特的隐喻方式，以及他与神圣的世界相沟通的渴望。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领会到，《十二个》中的基督实际上是“丽人”的又一个变体，代表着勃洛克对革命目标的终极性理解，他是人性、真理、美和善的象征。 俄国象征派诗歌的宗教精神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艺术和宗教的关系。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诗歌的起源与他们最初的巫术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些活动的主持人是世界上最早的诗人和艺术家。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一位既掌管着文艺，又掌管着占卜与预兆事务的天神。而对古埃及人来说，“‘神的话’在他们那里，对于象形文字和对于‘创作’这个概念来说是同一个术语”。《亡灵书》代表着远古宗教诗歌的一座高峰。其它各种宗教典籍，如基督教的《圣经》，穆斯林的《古兰经》、波斯拜火教的《阿维斯陀》，佛教的许多经文，都包含了大量的诗歌，它们都反应了诗歌和宗教的这种同源关系。关于诗歌最初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佐证，汉语的“诗”一字也暗示了这一点，所谓“诗”，即“语言之寺”，这个字的构字特征，仿佛也在说明，正是语言最初的魔法才造就了那种富于乐感的文字，它为诗歌与宗教的联姻提供了合理想象的素材。 我觉得，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大特点，便是他们拥有对无限的向往，对不朽的向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不可能真正地不朽，于是，他们就建立了宗教，以及文学等形式，希望通过有限的形式满足无限的渴望。人类的这种特点在俄罗斯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有人曾以调侃的方式说道：“和英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体育，和法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女人，和俄国知识分子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俄罗斯，和俄国农民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上帝和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名著《俄罗斯理念》中声称：“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就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创作显示出了强烈的宗教特征。从总体上讲，我觉得“白银时代”诗歌在接受宗教的影响上，有利成分要大于不利的因素。正是有着宗教上的支撑，俄国诗人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生活，甚至在面对高压政治时，敢于挺身而出，做一名“孤胆英雄”。神圣的宗教感在气质和精神上锤炼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帮助他们坚定自己的艺术信仰，完善自己的人格。相对而言，我们的民族由于长期缺乏宗教感的滋养，造成了知识分子精神“钙质”的普遍匮乏症，这也从一个侧面影响到我们文学创作队伍在精神底蕴上的不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极富才情的诗人和作家，由于无法抵御政治和经济的诱惑或者压迫，在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了对文学的终极性追求。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白银时代”诗歌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或者说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特点。我首先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它的精神性。或许是这个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之故，俄罗斯人无法满足于现实，因而永远向往别一种生活，渴盼虽一个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贫穷的物质背景下，构筑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1998-1999年，我在俄罗斯作访问学者时对此有很深的感受。恰恰在这一年，他们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总理，整个社会处在非常动荡不安的状态。根据我的了解，当时，他们一个大学教授月工资是50美元，这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会在周末或节假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看芭蕾舞，看话剧，听歌剧，听音乐会。我觉得，俄罗斯人轻物质，重内心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一点，俄罗斯民族一直有—个热爱读书的传统，几乎家家都有大量的藏书，甚至普通的工人、农民也不例外。返观我们中国，在相当一部分家庭中，你根本看不到一本藏书，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数据表明，我们的人年均购书款仅仅只有2美元，应该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的数字。我觉得，俄国整个民族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俄国诗人从事诗歌创作的一种良好的背景，唯其有这样好的氛围，才可以写出第一流诗歌。俄罗斯诗人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们对祖国的那份特殊的感情，例如：帕斯杰尔纳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当局不允许他去领奖，对他说，你可以去领奖，但必须放弃国籍；如果你希望留在国内，就必须声明拒绝这项奖励。结果，帕斯杰尔纳克为了保住自己的国籍，选择了后者。试想，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中国，可能出现的情景，估计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刚才，我着重强调了一下“白银时代”诗人的精神膜拜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他们的形式探索。在形式上，“白银时代”的诗歌还是有很突出的表现的。20世纪曾经风靡全球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新批评”和符号学理论等，都与“白银时代”的诗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续关系。尽管“白银时代”的诗歌有各种流派，有象征主义，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意象派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对语言的重视。他们认为“词”就是肉体和面包。把词的重要性提到这种高度，这是“白银时代”诗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曼杰什坦姆说过，在我的写作中，我把有些在日常情况下不相干的词，或者说距离非常遥远的词放到一起，让它们在我的笔底聚会，进行新的排列与组合，使它们相互碰撞，造成一种崭新的艺术效果。这样，人们能够从中寻找到这些词语之间隐秘的联系，就可以领会到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曼杰什坦姆的这种创新意识令我想起了我们中国人时常说的一句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凑。”我认为，这则熟语是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典型而糟糕的写照。诗人们在“创作”旧体诗词时，对传统字词的模仿与依赖，几乎成了不治之症。比如前人写过丁香，将它用作“忧愁”的隐喻，最初曾给人以叩击心扉的新鲜感，使“忧伤”、“哀婉”、“惆怅”、“寂寞”等情绪拥有了贴切的载体，结果，这一新鲜意象被后人不断地模仿和复制，逐渐丧失了它的新意，词的滥俗造成了读者感觉的麻木，以致于最终磨灭了诗意。 另外，我觉得“白银时代”诗歌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点，是它在纵向继承与横向移植上所展示出来的姿态。尽管也有个别诗人曾经发出诸如“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的虚无主义口号；不过，在总体上，“白银时代”的诗人却真正实践了某位伟人所提倡的“去其糟粕，存其精华”的主张。一方面，他们注意横向地移植异域文化的经验，从但丁、歌德、诺瓦里斯、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王尔德、爱伦．坡等诗人那里汲取创作的养料，充实自己的武器库；另一方面，他们在进行自己的艺术创新时，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本民族的诗歌传统，浅薄地高喊“pass”、“打倒”，而是着重于当代诗歌的建设，实现学习之后的超越。当然，在学习和继承的过程中，“白银时代”的诗人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俄罗斯诗歌传统中以往不太受重视，却更具现代性潜力的那部分非主流诗人，如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费特、迈科夫、波隆斯基、阿普赫金、巴甫洛娃、斯鲁切夫斯基等被视作“纯诗”倾向的诗人。至于面对那些主流诗人，他们也比较注意发掘其非主流的成份，例如，他们在普希金那些优美、温柔、缠绵的诗行中，发现了“我”与“非我”的分裂与对抗，而在混克拉索夫同情劳动人民的诗歌中，出人意料地找到象征主义最初的萌芽。他们的这种做法，借用布罗姆的概念，可以说，既没有被笼罩在“强者”诗人的阴影中一味地“焦虑”，又不妄自尊大到意欲在一片空地或废墟上建造诗歌的大厦。“白银时代”诗人面对自己的“亲身父亲”和异域“叔叔”时表现出来的理性与热情，尤其值得当代中国的诗歌书写者们借鉴。 下面，我就再简要说一下“白银时代”诗歌的影响。我觉得，“白银时代”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过，由于一个特殊的契机，“白银时代”的相当一部分诗人走出了国境，在异域形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现象——俄侨文学，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如吉皮乌斯、霍达谢维奇、格．伊万诺夫、伊．叶拉金、波普拉夫斯基、布罗茨基等。另一方面，只要稍加考察，即便是在表面上看被认为是中断了与“白银时代”诗歌的联系的二十世纪苏联的诗歌，我们也能发现其潜在的影响。事实上，我们从总体上审视苏联诗歌的发展，不能不承认，它们当中最优秀的诗歌仍然是“白银时代”诗歌这个新传统的延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苏联诗歌的优秀部分基本上是“白银时代”三种风格的延续。其中一个就是知识分子传统，亦即象征派诗人和阿克梅派诗人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立场。大家知道，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界定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一般也被看作人类社会的精英，他们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深切的人文关怀，挑剔的审美趣味，准确的文字表达能力，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善于用批判性的眼光看社会，并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持续地创造人类的精神财富。“白银时代”的诗人明显具有上述特征，苏联诗歌中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对此也有继承，一方面他们在当时的公开场合被迫沉默，甚至销声匿迹；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私底下继续书写着对社会批判或钻研技艺的作品，例如：阿赫玛托娃的两部长诗《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帕斯捷尔纳克、安托科利斯基、卢戈夫斯科依、马尔蒂诺夫、塔尔科夫斯基、乞乞巴宾等的抒情诗等，都是这种书写的产物；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新农民诗歌，在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朵夫斯基、鲁勃佐夫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叶赛宁、克留耶夫、阿列申这些“白银时代”农民诗人的影子。另外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它和未来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限于时间，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再讲一下白银时代诗歌与中国诗歌的关系。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传入中国是非常早的事。“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一些先驱者就对白银时代诗人有过一定介绍，像勃洛克、索洛古勃、别雷、叶赛宁等，都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但是，由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关注点并不在文学的现代性这个层面上，而是把任务主要集中在如何唤醒民众这样一个焦点上。这就使得当时的中国文学工作者不可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形式较先锋、思想较超前的“白银时代”诗歌上。 根据我的了解，白银时代诗歌开始受到中国诗人的重视，可以推溯到文革中的地下诗歌。“朦胧诗”的前身是今天派，而今天派的前身则是白洋淀诗群。像芒克、多多这些诗人，当时接触到了一些所谓的“黄皮书”(即在内部出版的、供批判用的书籍)，因此，得到了“白银时代”诗歌最初的滋养。这里，需要提到的一套书就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不算是重要的书，但是它对中国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影响当得起“巨大”二字。有很多中国诗人都从这套书中知道除了马雅可夫斯基、特瓦尔朵夫斯基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像勃洛克、巴尔蒙特、叶赛宁、茨维塔耶娃这样优秀的诗人。曾经在白洋淀插队的诗人多多写过一首题为《手艺》的诗来应和茨维塔耶娃的作品，他写道：“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我那冷漠的／再无怨恨的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那没有人读的诗／正如一个没有故事的历史／我那失去骄傲／失去爱情的／(我那贵族的诗)／她，终会被农民娶走／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这些诗句令人想起茨维塔耶娃的《我的诗行》和《我的青春》：“我那青春与死亡的诗歌，／‘不曾有人读过的诗行!’／／被废弃在书店里，覆满尘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人问津)”，“我的青春，我那异己的青春／青春!我的一只不配对的靴子!／／眯缝起一对红肿的眼睛／就这样撕扯着一页页日历”。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当时所能得到的“白银时代”的诗歌资料非常缺乏，所接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仅仅是穿插在书中被散文作者所引用的诗句。 “白银时代”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在文革期间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它浮出地表，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是在80年代初期，当时白银时代诗人的译作陆续出现在国内的一些文学杂志上。那时，我正在上大学，出于偶然的机会接触了勃洛克的诗。于是，开始了我最初的翻译活动。1987年，我翻译完成了一个集子，以《俄国象征派诗选》为名，交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但译诗集的正式出版则是1992年，它被冠以“订婚的玫瑰”的书名，“俄国象征派诗选”成了一个副题。不过，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一些译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白银时代”这个说法，只是出于某种直觉在做这项工作。 “白银时代”诗歌全面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这里，可以提到国内一些和俄罗斯诗歌关系非常密切的诗人，例如：王家新、黑大春。尽管王家新从没去过俄国，却由于精神气质上的认同，他觉得，俄国诗歌更能引起他灵魂上的共鸣。据说，他在伦敦读到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就感到“从茫茫雾霾中，透出的不仅是俄罗斯的灵感，而且是诗歌本身在向我走来：它再一次构成了对我的审判……”。在一篇文章中，王家新说过：“西方的诗歌使我体悟到诗歌的自由度。诗与现代人生存之间的尖锐张力及可能性，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茨维塔耶娃的诗……却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惊动我的灵魂。尤其是当我们茫茫然快要把这灵魂忘掉的时候”。正是受到这种影响，他写下了相当一部分跟俄罗斯有关的诗歌，如《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和《反向》等。黑大春自述，他最初接触的是普希金的诗歌，后来在一个偶然的场景下，他读到勃洛克的诗，后者从此成了他的“至爱”。我觉得，他和勃洛克之间，至少存在着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对女性的歌颂，勃洛克写了大量关于“丽人”的作品，黑大春也写过一组叫《东方美妇人》的诗歌，尽管他们笔底的美女分属东方和西方，但其推崇人类的女性原则是共同的。另外，勃洛克的诗宣扬一种“酒神”精神，他有一首诗叫《陌生女郎》，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酒中有真理”，黑大春则有一首诗歌“圆明园”使自己名满天下，两位诗人在写作上的共鸣，或许与他们对激情、感性的认识的趋同有很大的关联。 最后，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对西方诗歌的影响接受上，从总体态势上看，还是比较好的。五十年代，我们曾经“一边倒”，英美的东西都不学，只学苏联文学，对苏联诗歌的接受完全是不加选择的，把不少三四流的诗人和作品当作圭臬，结果，既损害了自己的创作，也败坏了俄罗斯诗歌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印象。目前，这种倾向已经大大改变，当代诗人在选择自己的诗歌学习对象时早已摆脱了盲从的误区，他们往往选择与自己的气质比较接近的人和作品，进行学习，并尝试着努力超越他们。我们看到，当代诗人对异域营养的吸收也不再是单一的胃口，而更注意兼容并包。如刚才提到的王家新，他除了热切地关注俄罗斯诗歌以外，也向叶芝、里尔克、米沃什等人学习。有时，他们甚至还越出文体的囿限，到小说、戏剧中寻找丰富诗歌表现的手段，诸如卡夫卡、昆德拉、奥尼尔这些人也非常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阅读视野。我认为，当前，中国诗人接受西方诗歌所显露的宽广胸怀，是面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正常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