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杨泓先生的短文

杨泓先生的短文 郑 岩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一书，将杨泓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撰写的67篇短文集于一册，我因此有机会重温以往读过的许多文章，学而时习，不亦说乎！ 我在20年前念大学的时候，读书有个习惯，即一旦喜欢上某篇文章，必想方设法追着看作者的所有文章，那种劲头近乎现在的“追星族”。那时，杨泓先生的文章我每篇必读。当时《文物天地》几乎每期都有杨先生的一个短篇发表，长则三四页，短则大半页，谈文说物，娓娓道来，图文并茂，饶有兴味。我同时还找到杨先生《中国古代的甲胄》等长篇论文，见其行文谨严，进退有度，与那些短文的风格有很大差别。当时我想，这位学者的口袋里可能有两支笔，一支写严肃的论文，一支写活泼的杂文。后来，我又得知杨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是《考古》、《考古学报》的编辑，又参与《文物》杂志的编辑工作，大量考古简报、报告，以及《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重要的考古学总论性著作，都经过了他的编辑和加工。在这些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中，有杨先生一支隐性的、不为读者所知的笔。而前不久，在杨先生家中聊天时，我又看到一支感性浪漫的画笔。在他大学时代的一个速写本中，满是文物和遗址的写生，用笔大胆而生动——那是他少年时代的画家梦。 而今，学人的深刻，编辑的严密，画者的敏锐，一支支风格不同的笔，全都融汇在了这本《逝去的风韵》中。书里的文章分为生活、战争、艺术和异域四个部分，以汉唐为中心，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金元时期，大到墓葬、寺塔乃至丝绸之路，小到铜镜、玉佩乃至一枚骨针，涉及日用器皿、家具、兵器以及各种图像材料，内容极为丰富。这些短文运笔活泼灵动而言之有物，与那些名为普及其实浮泛浅薄，或装腔作势故作高深的文章截然不同。一些篇章看似一气呵成，却每每是作者数十年积累的结晶。如《四川早期佛教造像》一文，就是作者继1962年发表一篇论文之后，持续留意有关材料结成的新果实。而全书集中讨论的兵器、美术、家具等专题，正是作者几十年来学术眼光汇聚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章与作者的长篇论文之间除了形式不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些短文甚至就是将作者原有论文的学术“方言”翻译为平实生动的大众“普通话”，以便为更多的人阅读；还有的像是一篇论文的初稿，其中不时有灵光闪现，仿佛可以触及作者鲜活的思想轨迹。 书名副标题中的“谈”字并没有弱化文章的学术价值，如《屏风》、《胡床》、《隐机》等篇，早已成为研究者屡屡征引的名篇。实际上，学问常常就是把一杯香茗，徐徐讲来的事情。 以《博山炉》一篇为例，此文先以刘宋诗人鲍照的诗《拟行路难》开头，点明诗中的“金博山”隐喻闺中哀怨，继而追本求源，说到汉代的诗篇。这时，笔锋一转，又细细勾描出汉代至南朝博山炉的造型与装饰。此间虽然也像考古报告那样介绍器物的尺寸，但着眼点完全不同。作者告诉我们，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铜博山香炉的体高分别是26厘米和32.3厘米，它不但适用于在当时席地起居时置于席边床前，也适于列置帏帐之中”。如此一个看似寻常的句子，使得两件器物从考古报告中一跃而出，回到了彼时的生活环境中，千年前的景物状貌因而栩栩如在眼前。文章最后又回到鲍照的诗行间，作者从历史与考古的角度证明，诗中所谓“洛阳名工”云云，纯属用典，而与刘宋一朝的生活无关。如此一来，古诗中幽暗的侧面，就被考古学的光焰照亮。这短短千余言，将博山炉写得有型有体有质感，而贯穿首尾的诗文，则如缭绕的香气，自由穿插在炉体的金丝银线间，虚实相映中，确实还原出了那早已逝去的丰姿。 我喜欢的文章还有《从卫贤<高士图>谈“举案齐眉”》、《记柿庄金墓壁画“捣练图”》等，前者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物说汉代的起居习俗，指出卫贤所画汉人梁鸿事迹其实是按照五代的生活情景对古人生活的拟测；后者则从墓葬壁画的发现谈到卷轴画对民间的影响。无论是其材料与结论，还是其问题与方法，这些文章都值得美术史研究者重视。这本书中还讨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如：象棋中的炮为什么隔他棋而越取敌子？古代的名片是什么样子？小哪吒为什么从莲花中生出？这些问题均十分细小，像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但在作者文笔的引导下，复行数十步，便有一个“豁然开朗”的大天地。读杨先生的文章，读者自会产生类似的奇妙感受和联想。 前几天与杨先生通电话，谈到考古报告的写作时，他一再强调越是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写成的报告，越具有生命力。可以想见，杨先生在编辑和阅读那些考古报告时，态度确实是审慎严谨的，而在外人来看觉得平淡枯燥的工作中，他却又生发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与活跃的才情。后者开花结果，便有了这册《逝去的风韵》。 杨泓：《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中华书局，2007年。335页，定价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