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诗》| 朱美禄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3日16版）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以艺术来传达富贵，于一般匠人而言，图画多不离牡丹，诗歌则不离金玉。

　　古人的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确实是堆金积玉的。如唐代李咸用的《富贵曲》道：“画藻雕山金碧彩，鸳鸯叠翠眠晴霭。编珠影里醉春庭，团红片下攒歌黛。”贯休的《富贵曲》道：“琼树玉堂，雕墙绣毂”；“佳人醉唱，敲玉钗折。”这些诗歌充斥着金玉意象，显得富丽堂皇，绚丽迷人。

　　但是，这种诗歌并不能获得有见识的诗评家的认同。“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是江为的两句诗，《漫叟诗话》却说：“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晏殊也指出“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不是富贵语。陈师道认为“归来未放笙歌徽，画戟门前蜡烛红”，乃是对富贵隔膜者的诗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贯休“刻成筝柱雁相挨”、韦楚老“十幅红绡围夜玉”之类的诗句，折射了作者实际上“不曾近富儿家”，“乃贫眼所惊耳”。这些酷评不堪入耳，而更有甚者，晏殊曾经指出：“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晏殊对这首伪富贵诗的排斥和轻蔑，可谓无以复加了。

　　那么，古人心目中理想的富贵诗该如何呢？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中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晏殊出身卑微，却做了善言富贵的太平宰相。晏殊诗词中从来不用“金”“玉”之类的字眼，其逼人的富贵气象，来自诗词中闲静典雅的氛围——这是对富贵最好的注释。

　　孔子说：“藏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刘禹锡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所以堆金积玉，可能是暴发户的做派；平常陈设，也能彰显富贵之气。《红楼梦》描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生活，对贾政、王夫人室内的陈设这样写道：“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这里反复写到“半旧”的陈设，但丝毫无损于贾家的富贵尊荣。使用频繁的物件，变得陈旧是很自然的，不陈旧倒有点不合情理。所以脂砚斋很认同曹雪芹对贾政、王夫人室内陈设的描写，她评点道：“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

　　鲁迅也曾经指出：“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但需要指出的是，富贵诗并非和“金、玉、锦、绮”等字眼冰炭不容。如黄庭坚认为“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定非穷儿家语；胡仔认为“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报”殊有富贵佳致；袁枚也认为“烛花渐暗人初睡，金鸭无烟却有香”乃富贵诗的绝妙者。

　　没有经历过富贵生活的人，缺乏必要的生活体验，写不出富贵诗，虽强而为之，终究难免隔靴抓痒；而锦衣玉食的富贵中人，也未必能写好富贵诗。一方面，因为“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另一方面，因为欢时易过，富贵快乐很难进入心灵的深层体验；而穷愁难挨，痛苦点点滴滴积淀于心中，更容易使人忧思感愤。所以一般说来，穷愁痛苦之言易巧，而富贵欢娱之辞难工。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史上富贵诗不多，地道的富贵诗更是凤毛麟角。

　　富贵，是一种骨子里的闲逸，和满身的珠光宝气无关；富贵诗重在意境上的雅致，和堆金积玉无关。明乎此，不仅可以使自己在精气神上修炼出一份高贵，而且对于诗歌的了解也更深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