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

选自 汪剑钊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漫谈》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发展，有过三个浪潮。像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和明斯基是第一浪潮的主要代表。这个浪潮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进入有意识的自觉状态的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并不具有组织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系统性，一些共同的思想和创作原则常常是被偶然地和零散地表述出来。第二浪潮则以1894—1895年由勃柳索夫编辑出版的三卷本诗集《象征主义》为标志，其中坚人物有勃柳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等，他们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和明斯基等汇拢在一起，被称为“老一代象征主义者”。这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臻于成熟的阶段，无论是技巧运用的娴熟程度，还是诗歌涵括的容量，都大大超过了第一浪潮，象征主义的一些美学观点被归纳得更为系统，被贯彻得更为彻底。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的繁荣是在20世纪初。这个繁荣与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第三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三浪潮被称之为“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主要有别雷、勃洛克。他们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前两个浪潮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以勃洛克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从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秉承了一个“永恒女性”的原则，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一种“女人性”，这种女人性本身作为一种开端，分布在世界各点，引导着人类走向“真善美”。正是他们这种略带神秘主义内涵和伦理因素的艺术实践，使俄罗斯象征主义者超越了他们的老师——法国象征主义者，让诗歌逸出了纯艺术的范畴，很快结束了自己的唯美主义阶段。 1910年，俄国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出现了两个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诗派。其中一个是阿克梅派，这是继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之后崛起于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1911年，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等一批青年诗人，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名为“诗人车间”的社团。他们希望超越象征主义过于神秘的局限，声称要把世界“从‘通感’的迷魂阵中解放出来”。他们追求诗歌的透明度、语言的精确性和描述的客观性，摈除美的幻影，让美自己来说话，不需要什么外在的说明。这就是说，花朵的美应该来自它本身，来源于自己的花瓣、叶子、芳香和色彩，而不是来自旁人怀着爱慕或其他情感虚构出来的假想物。在诗歌写作中，他们十分注意细节的描写，力求做到客观和自然。例如：阿赫玛托娃在描写失恋的心理过程时，并不是竭力铺陈如何如何受到打击，宣泄内心如何如何悲伤，而只是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说道：“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一个非常细微的细节，便将女主人公失去常态的心理贴切地揭示了出来。另外一位诗人曼杰什坦姆，被称之为“文化诗人”，他喜欢混融和间隔各种文化的积淀层，他认为诗人本身是文化的传承者。当然，他的这种传承跟一般的所谓复古不一样，他对古典文化的继承不是让诗人走回到古希腊、罗马、埃及，让自己成为古董，而是让古代的东西走到自己身边，蜕去旧壳，成为新生事物，参与当代文化的建设。他的作品往往通过对历史、神话的朦胧回忆，来领悟现实生活，其反讽和冷峻的语调在“白银时代”的诗人中间堪称独树一帜。 对象征主义进行反驳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流派是未来主义。中国人对俄罗斯未来主义诗人知道最多的恐怕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当然，对他的误读也可能是最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布尔柳克、谢维里亚宁、伊格纳季耶夫这些人，前面三位曾与马雅可夫斯基合作出版了一部文集，叫《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部文集标志着这一流派的公开亮相。 未来主义信奉的原则是“艺术必须和生活一样不连续，必须释放类似机器和城市所具有的能量，以推动人类去征服时空”。它的主要美学问题是努力把词本身从文学传统的覆盖物下解放出来，使词与文本获得自主性。正是在这些艺术构想的驱使下，他们打破词法和句法的规则，强调词的音响效果和诗的图形素质，以表达非理性世界的破碎与不协和，战胜时间对人类的控制，跃人崭新的未来世界。 未来派诗人先天地带有革命性因素。在“白银时代”，未来派是和布尔什维克靠得最近的一个诗歌派别。后来，无产阶级诗歌几乎成了俄国未来主义诗歌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的翻版，这并非是没有缘由的事情。除了像刚才提到过的流派，“白银时代”也有意象派诗人，最著名的诗人就是叶赛宁了。他的诗歌色彩感和绘画感特别强，善于使用色彩的点染，表达个人复杂多变的情绪感受。 除了这几个流派外，还有一些游离于流派之外的诗人，如普宁、霍达谢维奇和茨维塔耶娃等…… ……俄国象征派诗歌与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有很大的渊缘关系。索洛维约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思想核心就是“万物一统”的原则。这种“万物一统”的原则，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宇宙魂”的东西，具有某种神圣性。在他看来，现实世界是“永恒的女性”在这种原则下的各种变体，人类唯有通过信仰，通过直觉领悟，才能对之有所洞察。在这一点上，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比较相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美能拯救世界，而索洛维约夫的艺术观对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索洛维约夫倡导艺术家在瞬间的失魂状态中，去体现神的启示，使创造与人生之最高目的相结合，在上帝和尘世之间建立起“活的联系”。在“白银时代”的众多诗人中，女诗人吉皮乌斯恐怕应该是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在诗歌领域中最好的实践者。她忠实地体现了索洛维约夫的“宇宙魂”思想。她认为，面对人类如同悬浮的空气一般的生存状态，要建立起以爱为轴心的自由王国，去征服生活的偶然性、有限性、必死性，只有爱可以战胜死亡。她在诗歌中不断地重申，爱情是生活的最高原则，它的形式是美，条件是自由。她所称的这种爱和通常男女两性的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它是由两性之间的爱情获得某种象征和启示的，其区别则在于，它不仅指两性之间具体的性爱，也包涵了抽象和理性的内容，在更高层次上隐喻着人与上帝的联系。她认为所有真正是诗人的人的所有的诗，都是祈祷。因此，所有的诗歌都不过是祈祷在我们灵魂深处进涌出来的形式而已。我们赋予诗歌的文字、韵律、节奏都不过是人在向上帝祈祷时各种各样的变体。正因如此，吉皮乌斯的诗歌带有很强的宗教意味，仿佛有爱的旋律穿行其间的美丽的祷辞，她那些理性和激情有着完美结合的诗歌，迄今仍能在现代人的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涉及到“白银时代”的诗歌与宗教的关系，我们无法避开亚．勃洛克这位诗人。他曾写过一部长诗，叫《十二个》。这部作品完成于1918年初。长诗以十月革命以后的彼得堡为背景，主要描述十二个赤卫军战士在大街上巡逻时的所见所闻。这部长诗的主题是歌颂“革命的风暴”，但在结尾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基督的形象，为什么会在结尾出现基督这个形象?有人认为基督是革命者的象征，有人认为基督就是超人，有人认为这里的基督是反基督者的基督，有人认为那是艺术家的基督，也有人认为基督实际上指列宁……不管人们作出怎样的解释，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勃洛克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代表着勃洛克从宗教的角度对生活和艺术进行的理解。勃洛克的创作深受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影响，他本人从小就生活在充满了“女性温柔的爱抚”的环境中。因此，他非常推崇人类意识中的女性原则。在他看来，女性是尘世间引导人类的精神力量，是真善美的化身。为此，他在处女诗集《丽人吟》中塑造了一个集美丽、神圣、纯洁、善良于一身的“丽人”形象。在丽人面前，抒情主人公有时像一个骑士，有时像一名修道士，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运转，仅仅为心目中的女神或女王服务，因为，正是她启示着世界的神秘本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勃洛克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事物，如庙宇、教堂、祭坛、法衣、圣像、弥撒等。以后，“丽人”的形象在勃洛克的创作中一直以各种变体存在着，时而是“奥菲丽娅”，时而是“陌生女郎”，时而是“卡门”，时而是“库伦比娜”，等等，它们反映出诗人独特的隐喻方式，以及他与神圣的世界相沟通的渴望。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领会到，《十二个》中的基督实际上是“丽人”的又一个变体，代表着勃洛克对革命目标的终极性理解，他是人性、真理、美和善的象征。 俄国象征派诗歌的宗教精神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艺术和宗教的关系。人类的文明史告诉我们，诗歌的起源与他们最初的巫术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些活动的主持人是世界上最早的诗人和艺术家。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一位既掌管着文艺，又掌管着占卜与预兆事务的天神。而对古埃及人来说，“‘神的话’在他们那里，对于象形文字和对于‘创作’这个概念来说是同一个术语”。《亡灵书》代表着远古宗教诗歌的一座高峰。其它各种宗教典籍，如基督教的《圣经》，穆斯林的《古兰经》、波斯拜火教的《阿维斯陀》，佛教的许多经文，都包含了大量的诗歌，它们都反应了诗歌和宗教的这种同源关系。关于诗歌最初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佐证，汉语的“诗”一字也暗示了这一点，所谓“诗”，即“语言之寺”，这个字的构字特征，仿佛也在说明，正是语言最初的魔法才造就了那种富于乐感的文字，它为诗歌与宗教的联姻提供了合理想象的素材。 有人曾以调侃的方式说道：“和英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体育，和法国人的谈话结束于谈论女人，和俄国知识分子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俄罗斯，和俄国农民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上帝和宗教”…… 在学习和继承的过程中，“白银时代”的诗人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关注最多的是俄罗斯诗歌传统中以往不太受重视，却更具现代性潜力的那部分非主流诗人，如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费特、迈科夫、波隆斯基、阿普赫金、巴甫洛娃、斯鲁切夫斯基等被视作“纯诗”倾向的诗人。至于面对那些主流诗人，他们也比较注意发掘其非主流的成份，例如，他们在普希金那些优美、温柔、缠绵的诗行中，发现了“我”与“非我”的分裂与对抗，而在混克拉索夫同情劳动人民的诗歌中，出人意料地找到象征主义最初的萌芽。他们的这种做法，借用布罗姆的概念，可以说，既没有被笼罩在“强者”诗人的阴影中一味地“焦虑”，又不妄自尊大到意欲在一片空地或废墟上建造诗歌的大厦…… …… 白银时代诗歌开始受到中国诗人的重视，可以推溯到文革中的地下诗歌。“朦胧诗”的前身是今天派，而今天派的前身则是白洋淀诗群。像芒克、多多这些诗人，当时接触到了一些所谓的“黄皮书”(即在内部出版的、供批判用的书籍)，因此，得到了“白银时代”诗歌最初的滋养。这里，需要提到的一套书就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不算是重要的书，但是它对中国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影响当得起“巨大”二字。有很多中国诗人都从这套书中知道除了马雅可夫斯基、特瓦尔朵夫斯基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像勃洛克、巴尔蒙特、叶赛宁、茨维塔耶娃这样优秀的诗人。曾经在白洋淀插队的诗人多多写过一首题为《手艺》的诗来应和茨维塔耶娃的作品，他写道：“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我那冷漠的／再无怨恨的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那没有人读的诗／正如一个没有故事的历史／我那失去骄傲／失去爱情的／(我那贵族的诗)／她，终会被农民娶走／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这些诗句令人想起茨维塔耶娃的《我的诗行》和《我的青春》：“我那青春与死亡的诗歌，／‘不曾有人读过的诗行!’／／被废弃在书店里，覆满尘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无人问津)”，“我的青春，我那异己的青春／青春!我的一只不配对的靴子!／／眯缝起一对红肿的眼睛／就这样撕扯着一页页日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