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纪念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国外的著名学者艾恺称其为“最后的大儒”，政治家马歇尔称其为“中国的圣雄”，他从时代的脉络和中国的苦难出发，在举世披靡于欧化、俄化之时，力排众议，身体力行于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洞察，他的言行，成败与否，见仁见智，但他结合知识构建、德行修养和外援事功的百年人生，既为中国近现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深刻见证，也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缙云山下的光辉足迹 缙云山下，嘉陵江畔，距西南大学五号门两公里处，有一个古色古香，清净幽美的小村落，名曰金刚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梁漱溟在金刚碑一带创建了新儒学的根据地——勉仁书院。之后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又相继前往北碚勉仁书院拜谒和讲学，新儒学文化思潮前后两代学者相聚北碚，使得勉仁书院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学界当之无愧的“煌煌上庠”。 梁漱溟选择北碚办学，首先是因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陪都，而北碚离重庆城区有一段距离，受政治中心的束缚较少，文化上更开放。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卢作孚关系密切。早在1937年6月，受北碚的开拓者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的邀请，他来北碚考察，还做了两次演讲。北碚的自然环境和卢氏兄弟治理下的社会环境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他又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多次前来北碚指导工作。1941年，他将前一年在璧山创办的勉仁中学迁来北碚，并创办勉仁书院。1946年，国共和平谈判破裂，他到北碚定居，在勉仁书院的基础上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8年改名为勉仁文学院。 他在北碚的生活的一方面，主要以办学著述为主。根据他在《勉仁读书札记》的记载，描述那种始于1925年的北京什刹海，绝迹了20年的师生朝会——“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之重大。”他独创的这种朝会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的一生，曾就学于勉仁中学的学生们至今依然坚持每天早晨五点多钟，静坐反省，大概四十分钟后，再到室外跑三公里。 据学生唐宦存回忆，梁漱溟当时办学，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办学的经费主要靠社会支持和募捐，他还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筹款。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连结婚时的金银首饰都变卖了，给教师发工资。后来李宗仁为了笼络社会知名民主人士，专门派内政部长程思远来北碚邀请他去重庆会晤，他在回李宗仁的信中说：“邀我去渝非我所愿，总统如来北碚，则我愿陪总统一游北碚公园也。”而李宗仁寄来的两千大洋却用来解决了一部分办学经费问题。当时的勉仁中学坚持不上国民党的政治课，主要学习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 他在北碚息交绝游，专心著述的那段日子时逢国内局势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作为第三方民盟代表，他多次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停内战。但是蒋介石得寸进尺，野心勃勃，单方面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后又煞有介事地提出和谈八项具体办法的声明，盛情邀请中共和民盟参加国大。梁先生受马歇尔和司徒登雷的重托，怀着对和平最后一丝希望奔走。他的理智认识在爱国诚心和和平热望之间迷失了。他本已公开痛惜“和平已经死了”。此时面对蒋介石的回避和欺骗，却仍旧要再为和平奔走，国大越来越近和谈依然无望，他心急如焚，失去了沉着，以第三方名义起草了折衷方案后竟然忘了事先与中共商量的诺言，造成中共被动的局面，以致周恩来看完后大怒说：“你我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虽然经过努力第三方案的过失得以挽回，半年多的奔走调停无效却使他心力交瘁，他对周恩来深悔自己的错误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我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以补己过。”周挽留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望梁先生三思。”民盟也劝留他，但是他心意已决，辞去了民盟秘书长之职的他又重回到北碚勉仁书院。 梁先生回北碚后不久，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又在全国掀起了抗暴运动。勉仁国专和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创办）积极响应，进行反美反蒋的宣传。北碚的特务到勉仁行凶闹事，清查进步学生，殴打行政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会在北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罪行，迫使特务道歉认错。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崩溃前作垂死挣扎，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民主派人士的迫害，梁先生虽然已经决议不过问政治，但是面对民盟方面的央求，他挺身而出，虽手无寸铁，但他勇于抗争，利用报刊发表文章据理抗争，制造舆论，又凭着同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与反动派反复交涉，使被捕的一百多民盟和中共人员得到营救。 特立独行，一代直声 读梁先生书，想见其为人，不可不知以下三件轶事。 ——1946年，他负责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前往特务密布，恐怖阴森的昆明。在记者招待会上痛斥国民党，高呼“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建国后与章士钊一样，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多次针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的“廷争面折”的局面，当时他针对中央对于农村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目前的建国运动忽视了中国人的大多数——农民。尤其共产党打天下靠得主要是农民，如今进城了，却忽视了农民利益而来建设城市，会使农民觉得共产党进了城，就嫌弃他们了。” 毛主席听了这段话后龙颜大怒，强烈批评他是反对国家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他不服气，心想：我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党作为注意的问题，却招致主席毫不客气的批评。深感委屈之下，于是给主席写了长信，认为主席误会他了，写道要试试主席的雅量，要求主席收回他的话，并在之后的政协会议上给他再次发言以澄清事实的机会。当然毛主席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后面的会议两人之间更是陷入僵局，台下的委员纷纷起哄，山呼海啸万岁的同时喊他“滚下来”，事情不了了之后，幸好有李济深，张澜等人的转圜劝导，才得以平息。事后中央要求他关于此事其做自我检讨，但是他却仍顶住压力，不肯像当时的某些大名人大写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悔过自新的违心之论，只请了长假“面壁思过” 去了 。 ——1974年，正值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江青集团原本企图将梁漱溟这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以体现其宣传价值，无奈这个“老家伙”不识时务，保持沉默一个多月，最后被逼得非得开口之时，却在发言上唱起了反调：在政协学习会上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和孔子相提并论，提出“但批林，不批孔”，并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结果可想而知，在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上被围攻，“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些成了大字报的标题和批斗的口号。在后期的一次批斗会上，当主持人征问他对于大家对其批判的感想时，他回答：“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全场哑然，转而群情激愤，不可抑制。主持人勒令他对答复作出解释，当时81岁高龄的他郑重有声的解释道：“……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着自己的“志”。他什么都可以夺掉，但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从以上三件轶事可以看出，梁先生终究还是个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甚浓，基本不懂政治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先是得罪了蒋委员长和李总统，后又得罪了周总理和毛主席，文革时期更是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因此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奇怪的是一生波澜起伏却总能逢凶化吉，活了95岁。或许是因为吉人自有天相，正如他目睹民生凋敝而写出的在知识阶层引起巨大反响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所言：“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他坐小船脱险，同坐之人见他若无其事而感到诧异，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这比蒋介石祭张自忠致悼词时，敌机盘旋上空之镇定还要高，因为前者乃淡然自若，后者是强作镇定。 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伦理、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开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用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金岳霖：《哲学研究》） 梁漱溟大概就是金岳霖所说的这种极端。他所倡导的新儒学，不是历代以来典章制度下的孔教，也不是脱离制度与现实，紧紧抽离出其精神层面坐而论道的理论构建，而是指一种真诚恳切以立身，光明坦荡以感人的生活之学罢了。如果对他的这种诚与直追本溯源，从近处看，大概是来自其父梁济。一九一八年的某天，父亲与他谈起欧战的一则新闻时说“这个世界会好吗？”他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梁济在遗书中解释他的身殉：虽曰殉清，却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幼年所学为本位。从此梁漱溟背负了其父未完成的使命，之后特立独行的一生正如启功在给他的挽联所述：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为留兼爱篇。 从远处看，他的诚与直便来自所谓的天性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时不在问题中，无时不用心去解决问题。不肯随意，不肯不妥当，因为用了心，思考得又周密，于是就有了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自己自然极为宝贵，也就养成惊人的自信心，不轻易因别人的反对而动摇。他这种自信表现在他的文化的学说上就是第一次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批评改造依然能够复兴，表现在他的乡村建设上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这样的自信难免受人非议，被视为是固执或者迂阔。但是他见得到，说得出，信得及，做得真。那些坐而可言，言之玲珑剔透，富有逻辑，辩证统一之流的意见自然是很入他耳的。 他在晚年总结到自己从十四岁时开始致力于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最初主张君主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要信佛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在北大继续任教，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村建设的主张。抗战期间，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抗战结束后为和平奔走半年，之后回北碚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建国后遭遇“廷争面折”，闭门著书。文革时同“主流”唱反调。改革开放后年逾九十还要担任中国文化书院主席，为国外学者答疑，弘扬国学。 纵观其一生时劳攘奔走，时退处静思，动静之间，三番五次不止。动是因为中国问题占了上风，静是因为人生问题占了上风。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离开国人的生命问题而孤立地进行，它必须以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精神有所寄托为前提，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便是试图解决中国的历史变革与人生价值认同的协调问题。正因此，才能动不盲动，想不空想，免于世俗浅薄。 明明是时代的发展跟不上他，人家却说他跟不上时代，于是不幸地成了另一时代夹缝的悲剧。然而将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自身的欲求与中国的出路，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本真地吸收融合在一起却又摆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应帝王”和“缺少参与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劣根性，体现着文化多元和人格独立的进步精神——这在百年来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英雄豪迈者身上何曾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