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Pickering:走向辩证的新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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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辩证 的新本体论 — — 访安德鲁 ·皮克林教授 郝新 鸿
安德鲁 ·皮克林 (Andrew Pickering 1948-)是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 (UniversityofExeter)哲 学社会学 系主 任 ，当代 STS领域 中的代表人物。2010年 9月 13—17日，他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张异宾教授的邀请 ，在 南京大学进行 学术访问。在宁期间，我就皮克林教授的冲撞理论及其主张的新本 体论等 问题与他进行 了访谈 。经他 同意 ，现将访谈 内容公开发表 ，以飨读者。
本 文系南京 大学研究 生科研创新 基金资助项 目 “当代 中国科学史研究 的方法论思 考” (2011CW03)的阶段性 成 果。本文标题取自皮克林教授 2010年9月 14日在南京大学的演讲 “一种辩证的新本体论”。
问：您在 《建构夸克》 中指 出，仪器的不可通约性将新旧物理学相 互隔离，那么物质基础在您所 说 的物质 一社会 一概念集合体 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呢?仪 器的不可通约性进一步完善 了库恩的范式间不 可通约的观点，你甚至直接承认了由此所引发的相对主义。您能解释一下您所理解的相对主义吗?
皮克林：我 的想法是科学文化 的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 的元素在某种模式中共 同进化 ，也就是在 《冲撞》 中我所分析的那种模式。总的来说 ，这些要素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优先的，物质、社会 和概念 以一种无法预期 的方式共 同生长 ，彼此相关 。你提到的 “物质基础 ”促使我要对我和马克思 主义传统 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澄清。因为正如我所认为的 ，聚焦于物质文化和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非常乐意 将 自己描述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但是我绝不赞同任何将科学或社会因果性或解释性地还原为其物质 基础的方式。我不认为科学的物质文化能够决定或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或其社会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 ，我想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 ，即我们对社会存在的分析必须始 自对实践的聚焦。而且 ，一般而言 ，具 体的科学文化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事物 ；科学文化由多种多样的异质性要素所构成 ，科学研究的 工作通常在于要使那些还没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形成结盟或产生关系。
《建构夸克》 和 《实践的冲撞》 当中的相对主义只是这样 的一种想法 ，即新 的文化 (机器 和仪器、 它们所引发的现象、各种理论和模型 、各种社会结构等 )生长于旧有 的文化。因此科学知识总是 与一 些特定的初始 的文化配置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配置不 同，那么从其中生长出来 的知识形式就会不 同。 在好几项研究中，包括我最初的著作 《追踪夸克》 (1981)，我正是试 图要展示这一点。在 《实践的冲 撞》 当中 ，我指出，这种相对主义的形式并没有它表面看上去 的那么危险，因为知识 同物质世界一样 ， 总是生长于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 中——正如我后来所称的 “力量 的舞蹈”。因此知识是相对 的，但绝对 不是 “仅由社会建构”。 即便如此 ，在粒子物理学的具体情况 中，我还是被一种历史转换所震惊 ，即在该领域的整个机器基 础中 ，那种我所称的从 “旧物理”到 “新物理”的转换 。截然不同的机器和仪器 出现在两种物理学 中， 生产着各种相互脱节、不 同种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 ，旧物理学和新物理学的理论是与不同设备领 域及它们所产生的不 同种类现象相关 的。这就是我所说 的 “仪器 的不可通 约性 ”的意思——无法用一 个共 同的经验性的公式来评估他们 的有效性。这听起来像不可通约性的标准哲学定义 ，虽然关于不可通 约性 的通常争论集中在理论 、语言、可翻译性问题 ，但是在这里 ，不可通约性却存在于它们所参与的那 些经验性仪器和现象 的领域的相互脱节。
问：《冲撞》之后 ，您试 图在超越科学的更大尺度上思考本体论。您认 为现代科学的本体论掩 盖 了 世界在 实践 中冲撞的过程 ，我们能够打开这个蔽障从而展现 生成的过程。而拉 图尔的 ANT也主张打开 黑箱 ，追踪 网络建造过程 ，从认识论进入 了本体论。您和拉 图尔似乎采 用同样 的 “展现” 的立场 思考 本体论 ，您能谈谈两者的关系吗?
皮克林 ：首先要说的是 ，我非常钦佩拉 图尔的工作 。1987年 ，《科学在行动》 的英译本出现时，作 为一种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 (社会建构论 )的转 向方式极大地触动了我 。社会建构论试 图将科学知识 还原为社会的特定方面 ，比如社会利益 ，而拉图尔则找到了一种思考和写作 的方式 ，即社会 自身在知识 和机器的生产过程中发生 了改变。对于试图去理解现实的技术社会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论的 很多方面 ，拉图尔和我都站在 “后人类主义者”立场上。 然而近些年来 ，我越来越意识到 ，我们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是不同的。
其一 ，虽然拉图尔一些著作 显示 出对物质文化的兴趣 ，但这并不是他的中心问题。他的大部分作品集中在新视角的详细阐述上 ，即 关于表征 (representation)的惯常疑问，并且他的很多学术影响也都与他关于表征的思想有关 。相反， 我越来越觉得 ，一个 困难但却极为重要的事情是 ，关注力量和操作。在 《实践 的冲撞》 中，我所称的 由表征性语言转向操作性语 言便是这一 问题 的关键 ，而拉 图尔却不情愿这样 ，即便他也使用 “力量 ” 或 “操作 ”这样的词 。
第二个分歧涉及对于现代性的分 析 ，这是拉 图尔最早在 《我们从未现代过》 中提 出的。他将现代 性描述为多重模糊的人与物的系统联结 ，这极富洞见。但他是一个现代性的热衷者 ，他认为我们仅仅需 要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 。他完全不愿意严肃地对现代性进行真正的抉择 ，这便是他的政治学颇有保守 意味的原因所在 ：他 的 “物之议会”只是一种安置人类决策过程的新方式。
我并不像拉图尔那样热衷 现代性 ，我更偏爱一种以不同方式制造事物 的实践政治学 ，正如我最近的 《赛博大脑 ：勾画另一种未 来》一书所证明的那样。我确信拉 图尔不会喜欢我在这里所考察 的这种非现代性的课题 。我在最近 的 一 篇论文 《理论的政治学，对拉图尔的一些想法》 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问：为什 么生物进化论成为你的 “冲撞理论” 的一个如此重要 的资源?您 多次提到 实用主义对您 的影响 ，并称威廉 ·詹姆斯是您的英雄。请您具体谈谈 实用主 义是如何影响您的思想的?在你的理论 中，生物进化论与 实用主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 的?
皮克林 ：实用主义是首要的。1984—1985年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研究员 ，在那里库恩促成了我对 科学知识和世界之关系的理解。1985年的夏天，当我阅读詹姆斯的 《实用主义》和 《真理的意义》时， 我开始寻找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从詹姆斯书中获得的思想是 ，承认知识与实践、世界 的一种构成 性的交互，而又不陷入一种幼稚的实在论 ，这是可能的：在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时，知识可以是实实在在有 用的，而不必成为一张唯一准确的地图来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
从詹姆斯那里获得的思想还有 ，新的文 化产生 自旧有的文化 ，并且呈现出源于其中的特有的物质。这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相对主义 的一种特有 形式的观点 ，《实践的冲撞》也确实以詹姆斯的一段引言作为开始。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 ，关于 新文化从 旧有文化发展出来的这个想法是很难把握的。于是我认识到 (感谢约翰 ·兹曼 (John Ziman)对 《冲撞》一书的评论)，生物进化论有着相同的形式 ：新物种从已有的物种中发展起来。这也与我的思想一 致，即冲撞是一个非还原的普适理论。进化论帮助我们把握人类文化和有机物的生成。
问：对于中国人来说 ，理解您的冲撞理论及相应的生成本体论似乎并非难事。此次中国之行 ，您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 了一定的 了解，您能谈谈冲撞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不谋而合吗?
皮克林 ：中国之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对传统中国的思想的把握仍然是 比较初步的，我的想法也不断 在改变 ，但我第一次试图写一些这个领域的东西 ，最近完成了一篇我称作 《化学之道》 的小文章。我开始 以一种流动与生成的眼光来看待化学。之前对化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执着于知识、理论和认识论问题。 然而如果关注并突出物质性及其流转性的生成过程，我们将会看到化学物质的流动和转变 ，以及伴随它们 的知识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去中心的过程 中涌现并生成的过程。
这转 向了另一种非现代的辩证本体论。 而道家的基本图景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异质性 、自发流转的世界 ，作为其一部分的人类应尽最大努力与这种 流动协调一致 ，而不是企图控制它们。道家思想为我们思考化学及现代科学提供 了一个极好的本体论框 架。不管化学家承认与否 ，化学的世界是一个道的世界 ，一个海德格尔所讲的展现的世界。尽管在这种流 动的展现中，化学又采取 了一种掌控和支配的立场，正如海德格尔所称的座架，而不是一种创作 (poie． sis)的立场。
我的理解是 ，道的本体论或多或少地与我的冲撞的本体论相同——作为永无止境流动与生成 的世界之图景 ，人类是置身于其中，而绝不是受控于其中。在西方我们很难认识到这点 ，其 中一个原因是 现代科学本身就企图去夺取控制权并企图支配各种流动与生成。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实际上在这一点 上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 ，比如，化学污染和环境污染共存 ，但是我们把这种失控当作是科学和工程的一 种 “无意识后果”或仅仅是 “人类 的失误”，从而忽视 了这种世界观 。
问：您的冲撞理论更 多以西方现代科 学为背景 ，展现二战后科 学、技术、军事、社会等相 互缠绕式 进化。对发展 中国家来说 ，学术界更为关心地方性科技如何融入 当代西方科技之 中，两者在 实践 中相互 冲撞 ，相互改造与缠绕式进化的问题 。如何从你的冲撞理论来思考这些问题 ，你的冲撞理论能否提供某 些有益的方法论启发?
皮克林 ：这是个 比较难 的问题。我倾 向于将非现代的科学与技术——表达非二元本体论的各种科学 和技术——看作是与现代科学不可通约的，看作是对世界感知和行动的不同方式。我不认为它们能够被 简单地相加 ，也不认为它们可以逐渐变成另一个 。哲学家保罗 ·费耶阿本德对各种不可通约的传统之间 的交叉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他 比较了他所称 的 “自由”互动和 “引导”互动。在 自由互动中，任何 事情都可能发生 ，各种各样无法预期的新奇事物都可能突现。这听起来很精彩，但是我想不出这种突现 事件的任何真实的例子。相反 ，在引导互动当中，一种传统一直处于优势，且 以某种方式迫使另一种传 统符合它 自己的标准和实践 ，几乎不能指望有什么新事物出现 。对此我倒能想到很多令人相当沮丧的例 子 ，其 中非现代性 的知识和实践形式被裁剪以适应现代科学和工程。
我之前的一位学生金宗洋所写的关 于传统韩医与西方生物医学之交汇的文章极有洞见。他采用了费耶阿本德引导互动的其 中一种形式 ，研 究韩国传统碎 片状地被剥离出来 ，比如 ，纯净的化学药品仍然是药用植物的活性成份 ，并被作为一个简 单的增加物塞进生物医学库 中。韩医制造的任何迥异于西医的事物都被沿途丢弃。西方杂志的支配地位 和科学引文索引 (SCI)在这一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的个人倾向是 ，以他们 自己的权利对科学和工程采取非现代的研究路径 ，以表明在与世界打交道 的过程 中，人们不必非要遵从现代西方 的方式。这可能会对现代科学和工程及其时常灾难性 的 “无意 识后果”进行一种有效 的校正。
与李曙华教授 的交谈 ，让我思考 了很多关于古代都江堰的事——这个 难以置信的工程伟绩没有利用任何现代科学 ，但 因为顺应 自然 、因势利导 ，自建成后上千年来一直都运 作 良好而千年不衰。
问：在现实时间维度 中考察您的生成论主张，即在研 究科学史时，进行前瞻式的考察 ，而非回溯式 的解释。如何判断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值得 关注的力量?这是否与著名的 “认识论的鸡之争”有 关?
皮克林 ：我反对在历史写作中的回溯 ，传统历史研究路径将现在的知识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解释原 则来解释过去。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 ，因此我们应该试图去理解已发生的实践 ，而不是关于那些后来发 生的事情 。如果你要在真实的时间中研究实践 ，那些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 的。一个科学家可能 会试图建造一个新 的仪器或做一个新奇 的实验 ，在各种实例当中，我注意到与物质文化 的各种内容进行 斗争是构成实践之演变所必须 的部分 。我起初用 “阻抗 ”这样 的术语来谈论这些在物质实践 中引发的 斗争 ：在通向某些 目标 的路途 中突现 出的障碍物 ，虽然现在我更喜欢称之为 “人类力量 和非人类力量 的舞蹈”。因此 ，对于如何去决定何时是值得关注物质 (或人类 )力量的时机来说 ，我并没有一个普遍 的处方 ：这取决于当你看到特定的情况时你发现 了什么。
在我编辑的 《作为实践和文化 的科学》一书中，柯林斯和耶尔莱对卡隆和拉图尔指出了方法论困境 。 这个困境的关键在于这样的问题 ，即在卡隆关于圣布里厄海湾扇贝农场的著名文章中，他如何可 以断言他 知道关于扇贝等这些非人类力量的操作 的情况。对此的意见是 ，卡隆必定重复了科学家所告诉他 的东西， 那也就意味着向幼稚的科学实在论的倒退，而这正是社会建构论将我们从中营救出来的地方。于是柯林斯 和耶尔莱主张 ，如果我们不想做 出这样的倒退 ，就应该把科学家的知识主张看作是社会学分析的对象 ；我 们要么成为科学实在论者 ，要么成为社会实在论者，两者必居其一，而卡隆和拉图尔却想同时拥有两者。 对此 ，卡隆和拉图尔的答复是 ，他们哪一个也不是，面对 自然与社会之 间的马路 ，他们处在这条马路的中 间，不像柯林斯和耶尔莱之类社会建构论，犹如胆怯的鸡 ，恐惧公路上的疾驰而来的汽车而匆忙跑到社会 一 边。
卡隆和拉图尔等人破除了 自然与社会两分的做法 ，提出了本体论意义的广义对称性原则 ，即对称 性地对称 自然与社会。这一原则使我们 摆脱 了社会建构论的困境 ，但他们并不是在谈论所有 的真实实 体 ，而是在谈论符号学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我发现这是没有说服力 的，它没有跳 出表征主义的传 统 (这又 回到了我之前关于我和拉图尔在 “力量”这个话题上存在分歧的评论 )。
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 的影响 ，我提 出了 “实践 的冲撞 ”理论 。它关注 自然 、仪器与社会之间机遇性相聚集 的空间或场所 ， 即物质 一概念 一社会的聚集体 。我现在把这一聚集体称为物之涌现处 (The thick of things)。这是 自然 与社会 、主体与客体的交汇点 ，是科学实践得以发生 的真实时空。在这种时空中，社会就会像 自然一 样 ，是建构科学的实践过程 中的异质性要素之一 ，科学不再由自然或社会单向度地因果决定。如果 以这 种去中心化的观点去理解科学史 ，我们就不会把社会视为一种外生的变量 ，一种统领着科学史的发展的 预先存在的解释性框架 。相反 ，社会 同各种 自然 、思想、工具等文化因素一样 内生于科学史之中。在科 学实践 中各种异质性因素 (自然 、社会 、物质 、工具 等)交织在一起 ，共 同编织 了科学发展 的历史。 相对于以人为 中心的人类主义的社会建构论而言 ，这种去 中心化的科学观通常被称之为后人类主义。显 然它更具辩证的历史感 ，使我们走向 自然与社会 、客体与主体和谐发展 、共同进化的哲学。
问 ：在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中，充满 了瞬 时突现及斗争性的描述。因而，您的冲撞 力量 关注的是 “制造事物的过程”，那么，关于 “我们应该制造什么” 又如何呢?冲撞 中包含价值取向吗?
皮克林 ：在我的文章 《新本体论》 中，我就主张 ，现代科学和工程采用了海德格尔所称的 “座架” 的形式 。它们试 图将人类置于中心 ，并通过知识来支配世界。海德格尔认为 ，座架对我们内在本性而言 是 “最高的危险”。他恐 怕是对 的。座架无 疑带来 了灾难和祸患。因此我的 “价值取向”就是要去记 录，分析并鼓励那些非座架 的过程 ，它更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创作” (poiesis)过程 ，一种实验性 的、操作性 的开放 ，即向世界所给于我们 的东西保持一种开放 。
我在 《新本体论》 中讨论过一些例子 ， 在 《赛博大脑》 中还有更多的实例 ，涵盖 了范 围广 阔的领域 ，包括脑科学 、精神病学、机器人技术 、生物计算 、复杂科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艺术 、音乐 、建筑 、灵性甚至 1960年代西方的反文 化运动。因此我的价值取向是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座架 ，我们需要 的是更多的创作。这个世界会变得 更加美好 ，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险恶严峻 、灾难频发之地。
问：您在演讲 中几次提到要从 “科 学研 究” (science studies)转 向科学技术研究 (science& tech． nology studies)，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两者间的差异及这种转向的意义?
皮克林 ：传统观点是 ，科学最重要的是知识体系。因此历史学家会去研究一些物理学思想的历史发 展 ，再如 ，哲学家会试 图建立关于一套观念被另一套观念所取代的合理性 。这和技术没有任何关系。它 和社会学也没有任何关系 ：科学思想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和理性展开。这就是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传统 的学术图像 。1970年代早期 ，“科学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诞生了，但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一样 的：那种科学家生产 出来 的知识。
1980年左右 ，当人们开始注意到物质文化和科学 实践时 ，这种将 “作为知识的科学”几乎是唯一兴趣中心的做法开始被拆解了。科学实验室充满 了机器和仪器 ，它们作 为科学家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科学家们要与之斗争。当然 ，有人可能会说工程师也是 同样如此的，因 此从这个视角看 ，科学和工程显得极为相似。这是 由 “科学研究” 导向 STS的其中一条思路 ，即 “科 学研究” 由一个只专心于科学思想 的领域，发展 出一种对科学 和技术两者进行统一分析的领域——科 学技术研究 。当然 ，如果你把物质 、概念和社会看作是共同进化的，那么社会也成为研究对象一个主要 部分——从在实验室 中发现的微观社会秩序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秩序。
问 ：在 您对本体论的思考 中，蒙德里安和德 ·库宁的绘画成为 了您的重要的思考资源。在之前交谈 中，当问及 您今后的研究计划时，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艺术 !这多少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回答。您能具 体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考虑及其原 因吗?
皮克林：当我第一次想到蒙德里安和德 ·库宁Willem de Kooning时 ，仅仅是作为一种试图对普通 听众讲解我的思想的 方式 ，也即关于冲撞和力量之舞蹈的思想 ，因为这些普通听众 可能对科学研究实践的性质根本不感兴 趣 。差不多就在同时，2000年 ，我开始对控制论产生兴趣 ，因为这个领域以某种方式运作着 冲撞的本 体论 。
在深入了解控制论的历史时，我接触到了各种奇异的艺术作品，我便开始将其理解为本体论的剧 场——既可以编写一个非现代 的本体论 ，又可以将它表演出来。在 《赛博 大脑》 中有很多实例 ，包括 闪烁现象 (flicker phenomena)、脑波音乐 (brain wave music)、一种物活艺术 (hylozoistart) (将涉及行 为的过分天性主题 化 ，超 出 了我们表 达它 的能力 )、交互式 机器 人艺术 作 品 (interactive robotic art— works)、交互式剧院 (interactivetheatre)(观众可以组织任何给定的表演 ，安排使其如何实时地进行演 变)、适应性建筑 (adaptivearchitecture)、衍化音乐 (generativemusic)。
我还发现这种形式的艺术是一 个 目前非常活跃 的领域 ，我认识到，相 比于学术著作 ，这种形式能对更大范围的公众讲解。
因此 ，回到 你问的关于我的价值取向的问题 ，我 目前的课题就是去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工作的一系列当代艺术家 ，探 究那种让他们的工作能够在其 中成为本体论剧场的方式 ，以及这些方式如何与其他非艺术的项 目联系起 来 ，如对工程的适应性处理。我希望我的工作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介入 ，试图将我 自身文化 中的边 缘要素集结为一个格式塔转换 的一部分 ，使它们走到公众认知的显著位置中。我想 ，如果发生这样一种 格式塔转换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
再回到我的中国之行 ，我 同样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强烈兴趣 ，尤其是在各种环境中兼有艺术作 品 之功能的大石块。作为本体论剧场 ，它们诉说着一种与 自然 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是与现代西方艺术传统 截然不同的。除此之外 ，我还不确定该怎样去表述。现代西方艺术传统是以人类为中心 ，并赋予人类艺 术家 以创造者的权利 。相反 ，中国的石块却不存在人类创造者。它们是被发现 ，而不是被制造 ，它们 以 多种方式发挥着作用 ，提醒我们那些更加巨大的自然形成物，那些我们可以适应它们 ，它们反过来又滋 养我们的 自然形成物。这把我们带 回了冲撞和道之间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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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后人文主义——析皮克林的后人文主义科学史观 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1卷4期（2005）
History of Science and Posthumanism —An Analysis of Pickering's Posthumanism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王延锋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王延锋（1968-）布依族，贵州册亨人。1988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物理系，获理学（物理学）学士学位。 200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获理学博士学位（物理学史方向）。2015年春夏，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秋交通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担任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课程。当前主要研究兴趣：物理学史、物理实验与科学哲学。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contemporary America sociologist Andrew Pickering's work of social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High-Energy physics during 1960's-1970's. It points out that he want to set up a new kind of 'historical account', which independence of 'scientists'account'. He want to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logical empiricist viewpoi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get rid of the plight of the 'interest mode' of Edinburgh school. Through his posthumanism, he adopt the multiformity and heterogeneity viewpoin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laboratory. This new idea is useful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and in integrating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Key word: Andrew Pickering, posthumanism, history of science, scientific culture
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代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科学史观。指出他欲建立独立于科学家的解释方式的“历史解释”，以超越传统的逻辑实证（经验）主义的科学史观；摆脱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在实践上的困境，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实验室中的科学文化。这些新观念对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带来新的理解。 关键词：安德鲁·皮克林；后人文主义；科学史；科学文化 一、引言 美国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早年分别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学习高能粒子物理学，于1973年获高能物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哥本哈根的玻尔实验室及英国达累斯伯的SERC实验室从事粒子物理学研究工作。1976年皮克林加入正在兴起的爱丁堡学派，接受社会学训练并于数年后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于八十年代初皮克林开始发表一系列高能粒子物理学发展史的文章，就“夸克探索”实验、“弱中性流发现”、“粲夸克的发现与‘色’、‘味’之争”等高能物理学中的典型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了《建构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史》一书（即他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书中从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利益模式出发阐述了夸克模型与规范场论的发展过程；以传统的科学哲学以及主流物理学家所描述的物理学发展史作为参照对象，提出了其科学发展史的“历史解释”。《建构夸克》及相关文章发表后很快在西方物理学界、科学哲学界及科学史界引起较大反响与争论，皮克林也由此成为九十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爆发的“科学大战”中颇有争议的人物。 八十年代中期皮克林到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为回应哲学家及科学家对其《建构夸克》及相关文章的批评，皮克林又将其社会利益模式作进一步阐释和精致化，也逐渐与爱丁堡学派有所疏离。他提出应以动态、开放的方式来研究科学史，以“作为实践的科学”代替“作为知识的科学”；提倡科学知识社会学应注重微观、实践研究，以解决当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上的困境。
在他1995年出版的《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中他将二十余年的科学研究实践作了全面总结，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观点来阐述科学实践中的人与物的关系；提出科学实践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延展”，并以“目标模式”来说明科学文化的延展过程；认为科学实践活动是在现有的文化条件（包括现有公认的理论模式、实验设备及技术条件、科研人员的构成及其知识背景和技能、科研人员之间及与外界的社会关系等的总和，又称“资源场域”（source field））的基础上展开。欲达到其目标就必须借助各种物质手段，其中没有现成固定的线路或模式，不同的科学家或研究小组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及经验试探性地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不能保证获得成功。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往往意外地碰到不能解决的“对抗”（resistance），于是科学家不得不调整原初方案，以适应（accommodation）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或反常，对原初方案作重新解释或规定，从而发生了“问题变迁”，以消解对抗，使问题得以解决。
科学实践活动体现了“对抗”与“适应”的辩证关系，其中不存在传统科学哲学家所说的逻辑必然性，而是实时突现的机遇与偶然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不同的科学家个人或群体由于文化资源的不同，研究思路和方法不一样，对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因而科学知识具有相对性及历史性。后期的皮克林在哲学思想上已完全转向后现代主义，他提倡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注重研究实验室中的实践活动以对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作实时的观察和描述，揭示其中存在的偶然性及瞬时突现的对抗与冲撞。 皮克林的一系列新观念在西方科学史界及科学哲学界均有较大影响。虽然在他的早期文献中的确有些过激或不当的言论，不足为训，也受到科学界的激烈批评，但其提出的新史观及编史方法对科学史学科来说却无不借鉴之处。本文试图摈弃他的过激言论，拟从科学史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后人文主义科学史观的意义。 二、“利益模式”及其困境 皮克林将通常的物理学家及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对物理学的历史发展的看法（即他所称的“科学家的解释”）作为镜像，提出他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皮克林所认为的“科学家的解释”是指当代的主流物理学家（当然不是全部）及传统的科学哲学家所描绘的粒子物理学的形象，认为他们大多是朴素的实在论者，相信当今粒子物理学所认识的物质基本结构单元夸克和轻子是真实存在的；规范场论真实地反映了夸克及轻子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认识的来源也是客观可靠的，即对强子谱的观察证据说明了基础概念夸克的有效性；观察到的轻子－强子散射的标度不变性先后支持了夸克－部分子模型和量子色动力学QCD；弱中性流的发现证实了弱电规范场论物理学家的直觉，等等。自始至终，实验事实均为理论的独立判决者。[1]皮克林分别从哲学及编史学方面反对这种说明。在哲学层面上，皮克林认为科学家的解释模糊了科学研究过程中曾经存在的“科学判断”的作用，这些判断涉及到是否接受或拒绝某个特定的观察报告为科学事实；是否接受某个特定的理论作为解释给定的观察范围的候选理论，等等。皮克林认为，科学家的解释剔除掉这些判断因素，采取的是“回溯性实在论”（retrospective realism）的立场，“预先假定自然界的确如何如何，那些支持这种形象的数据就被当成自然事实的化身，构成这种预先选定的世界观的理论就表现为是内在地合理的。”[2]从编史学上反对这种回溯性实在论是显然的，皮克林认为，“如果人们对‘科学世界观是如何建构的’这一问题感兴趣，涉及到的是它的最终形式是循环地自我拆台（circularly self-defeating）；在选择是如何进行的论述中对真实的选择的解释根本看不到。”[3] 因此，作为对照，皮克林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阐明“判断”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判断”是如何具体进行的。即他的“历史解释”是要阐明科学家面对同一科学问题的不同经验事实或理论解释时他们是如何判断的，如何选择并最终达成一致。其中有实验数据的影响，但“实验事实”不是理论的独立的判决者，还有其它的因素，甚至非理性的因素，皮克林所提出的其它因素是指“社会利益”的影响。这里“社会”指的是从事高能粒子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工作者群体，“社会利益”也即这个群体的整体或部分利益。由于科学事实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理论，甚至事实的选择和判断是理论预设的结果，因此，它不能担当竞争着的理论选择的完全独立的判决者，科学家必定还得求助其它的判断因素；又由于不存在共同的合理性标准，不同的科学家个人或研究小组总是希望自己的理论模型或实验成果得到承认，实现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互动的结果是那些体现社会（或其中某个特殊群体）最普遍利益的理论模型或实验数据得到承认，其结果是，胜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对原有文化传统破坏最少，同时能为整体社会（至少大多数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利益和机会。 皮克林的“利益模式”来自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由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等倡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意在强调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为了寻求影响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某个稳定不变的社会变量，他们将其归之于“社会结构”或“社会利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由科学家组成的集团跟其它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一样，不可避免地怀有本集团的利益目标。他们同样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因此并不存在一套所谓纯粹客观公正的标准，科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人类社会文化因素的污染。 “利益模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阵营也出现明显的分化。虽然皮克林较有效地阐述了“判断”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有效地瓦解了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史观，但是仅将科学的发展归因于社会文化的因素同样遭遇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科学认识的“一致性”问题、科学哲学上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的关系等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皮克林来到美国后重新思考他的学术走向，认为“强纲领”只关注知识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因素，忽略了物质的自然的因素，这同样是不可取的。在受到拉图尔、卡伦等开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下，皮克林开始思考如何将物质的自然的维度纳入他的科学研究范围中来，由此他的思想逐步从传统的SSK向后人文主义转变。 三，后人文主义科学实践观 八十年代中期皮克林来到美国后，在拉图尔、卡伦等开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示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伊恩·哈金、理查德·罗蒂、迈克尔·福柯等的思想的影响下，皮克林开始思考如何将自然的物质的维度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实现科学知识的生产中人类的因素与自然的因素的平衡，摆脱单一的社会文化决定论思想。行动者网络理论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看作是一个人类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网络，其中人类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两者是平衡的或对称的关系，两者都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内在构成，应该放在一起同等对待。皮克林认为这正是他所要追寻的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他很快转入对该理论的研究并用它来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的过程。 在1989年发表的“生活在物质世界”（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d: On Realism and Experimental Practice）以及1992年主编出版的“作为知识与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文集中皮克林明确地提出应该更多地关注实验室中的物质实践活动，回到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平衡上来。他重新审查了八十年代初期所做的个案研究，在“探索夸克”、“制造气泡室”等科学活动的历史分析中，通过强调物质的因素不能归并为人为的因素，它是偶然性的、瞬时性突现，无法事先预测和完全人为控制。科学家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遭遇偶然性的、瞬时突现的对抗，不得不经常地做出调整和避让。因此，科学实践中不存在可预先规定的规则或方法程序，而是在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的冲撞中不断地重塑其自身。传统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或现代性的基础性、统一性观念在此不再适用，必须走向后现代性的多样性、异质性解释思路。引入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等等多重维度对实践过程作实时的观察和描述，科学文化的拓展也应该理解为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作为实践的科学”代替“作为知识的科学”，拓展科学文化研究涵盖的范围；提倡更多地关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包括仪器的制造、实验的操作、事实的获取和评价、概念和理论模型的提出和被接受及其相关的情境等。认为对科学实践过程作实时的分析不仅信息更丰富，更能深切体会科学文化的多层含义，而且还可以消解哲学传统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紧张对立，使传统的二分法引起的对立分歧得以缓解，两者可以理解和沟通。 皮克林将科学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包含了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人的因素体现在人的计划、目标、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背景、制度框架等；物的因素表现在仪器设备、现象、事实等；人与物的关系则是在仪器的制造、操作、事实的获取和相应的解释活动中的辩证互动。科学活动就是人与物的辩证互动达成的新认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哲学将科学当成一种知识体系则是研究科学文化的静态表现，是一种事后评价。在这种静态的事后评价中往往抽掉人的因素，对知识体系做封闭性解释。它导致了科学知识的反映论，从而也导致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无休止的争论。从皮克林后期的思想发展来看，他不是简单地站在客观性或相对性的某一方的立场上来争辩，而是探寻新的起点，以消解这种两分与对立。这个新起点即实践研究，在科学史的具体案例中做实时的考察，综合运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及人类学等方法对同一个科学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在其中找到共同点，从而在各学科间达到沟通，使传统的对立与隔阂得以消解。 皮克林将物质维度和时间维度引进他的历史学解释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再转向”[4]。他的转向是在坚持社会学解释的前提下，寻求多种解释因素的融合，但主张放弃单一性的决定论思想，提倡多种因素共存；认为文艺复兴以来所崇尚的现代性的人文主义（humanism又称“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将人类看成是世界的中心，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人类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把握、控制和统摄自然。而在皮克林的分析中，他认为人类的力量是有限度的，在人类依据自身的愿望欲把握和控制自然的力量的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遭遇偶然突现的对抗，人类不得不调整转换并重塑自身的实践目标和方向。在他九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中，皮克林经常引用罗蒂、福柯、哈金等后现代思想家关于科学文化多样性、异质性的观念，以消解传统的决定论和统一性带来的困难。从他的实践研究来看，关注实验室活动的丰富多彩、了解科学文化的多种层面的确为科学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若从知识生产的过程来理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问题不再像传统哲学那么势不两立，而是可以融合，在这一点上他向后人文主义的转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皮克林的后期思想发展中，他并不满足于单独以社会因素来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既不仅只是实现科学史从外史到内史的综合，而是更大的综合目标：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三个学科的大综合。 实现内外史的综合虽然打通了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隔阂，但到此为止，科学哲学仍游离于其外。虽然历史上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是学习自然科学出身，并且许多是从研究科学史出发，之后由于关注科学史学科的整体发展、编史方法，探索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及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而成为科学哲学家；两者都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只是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不同而已。按理说，他们应该亲如一家。早期的实证主义科学史家，比如萨顿和柯瓦雷等也是自觉地以当时主流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作为他们编史的指导，哲学家们也自然很欣赏他们所书写的历史。但是，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史的职业化与独立化、以及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以来，两者的亲密关系已经风光不再。以至到七十年代初，拉卡托斯犹在呼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并借用康德的话来形容两者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5]可是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结合的愿望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两者的关系也许不过是一桩“权宜的婚姻”。[6]托马斯·库恩也明确主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应仍然保持为两门分开的学科，“当前需要的似乎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二者之间的活跃的对话。”[7]实际的状况是，虽然科学哲学家从当代的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中吸取不少有用的养料，作为回报，他们不断向科学史家抛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模型，意欲为科学史家提供理论的指导。可是多数科学史家却不愿接受这些隔墙伸出的橄榄枝，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承认有科学哲学的指导意义，甚至不认为它是一门认真的学问。因此，到八十年代末，L.劳丹仍在感慨，“现今的主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隔阂也许比从前更严重了。”[8] 同样，虽然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等的努力，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的融合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今的科学史家已不能无视“外在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但是科学社会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之间仍然缺乏对话。皮克林在分析当代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的关系时也承认“他们的确未能和睦相处。每当他们不是在各自分离的道路上各行其是，其结果总是边缘之战。”[9]因此，按照传统的区分，综合的前景并不光明。各学科间的“裂缝”来自基础概念的分歧，比如哲学家通常围绕他们的认识论规则来分析科学，而社会学家则围绕社会利益（或社会结构）来分析，因此形成不同的学科。按传统的做法，要实现多学科的综合便是把它们加合在一起，比如可以想象以某种“规则加利益”的思路来研究科学。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只是一种折衷，是“拼凑组合”而非真正的融合，其间的“裂缝”仍未消除。由于它不是在思想观念上达成的统一，只是不同观念的“整合”、是“和而不同”，因此产生的只能是“权宜的婚姻”。 皮克林倡导的是另一种综合思路，即他的“反对学科戒律的新综合”。其特点是，将科学当成一项操作性的实践活动，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及科学社会学家可以对之进行多方位的研究。科学史家可以研究科学活动的历史过程，研究科学概念的发展等；哲学家可以研究活动的方式，对阶段性的成果作静态的评价；社会学家可以研究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群体的组织方式及互动模式等等。由此，他们的区别就只是劳动分工的区别，而无观念的区别，更无固定的边界隔阂。各个学科的学者就像是同一个工场中从事同一项劳动的工人，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作暂时分工，但完全可以协作甚至交换。在实践研究中，并不存在学科边界的藩篱，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所做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在皮克林1992年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中就同时收录了社会学家、哲学家及科学史家的作品，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科学活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传统的折衷不同，它并不存在传统中的某个变量—认知规则或社会利益或别的什么—占据优越地位，相反，在实践的冲撞中它们被“挤压、揉碎、掺和在一起”，从而淡化了学科的区别，剩下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而已。[10] 由此看出，皮克林提倡的“大综合”与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已明显不同。他实际上是寻求一个新的起点，是在摒弃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和对“科学文化”做了扩展界定，站在后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对科学文化作多样性、异质性理解之后的新综合。因此，他的大综合同时也是对传统的超越，尤其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超越。萨顿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虽然也提倡以科学文化来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但他明显地是以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最高等级的知识基础上的沟通，从而将人类的其它知识成果降为次级的地位，明显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因此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领域的沟通。[11]皮克林的科学文化多样性、异质性不仅承认科学活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因素之间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他免除了科学文化优于其它文化的特权，提倡的是各个领域的平等对话，是同一工作性质的不同分工而已，因此各文化要素间没有观念上的隔阂或可能的歧视，从而更易于交流与融合。科学史家戈林斯基（Golinski, Jan）在就社会建构论对科学史学的影响时曾指出：“随着辉格史学与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新的哲学版本与史学版本的联系、以及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科学史不再被看成与其它人文史领域有本质的不同，虽然它仍然在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联合方面获得更多的益处，是其它类型的历史有时所缺少的。如今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以及其它学科的贡献中获得营养。”[12]这说明将科学史看成与其它人文史领域相平等更利于它们的沟通，同时也给科学史本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扩展了它的研究资源和研究范围。 当然，皮克林的大综合理想也是在放弃了传统的“大历史”观基础上的综合。正如戈林斯基已指出的，寻求统一、进步的科学史观是从普利斯特利（Priestly）和休厄耳（Whewell）时代以来科学史家的努力，他们追寻的不仅是认识方面的进步，而且还包括道德上的以及社会状况的稳定协同的进步。[13]但是，在如今的社会建构论者看来，这种统一、进步的“大历史”观只是一种幻想，甚至有哲学家公然声称“大图景编史学是哲学上的阴谋”。[14]他们追寻的是后现代性的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更注重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各细节和分支以及它们的交叉与结合，认为现代性史学的“宏大叙事”模式已经不适合大科学和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应寻求超越现代性的更体现当代社会特征的叙事方式。从皮克林的大综合来看，也许这是他们要寻求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它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杂存，各领域间应平等互用、易于交流融合的特征，但是其提出的要放弃科学文化的统一性和进步观也是我们应当谨慎对待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王延锋（1968-），男，布依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物理学史，科学社会学。 [1] [2] [3] Pickering, A. Constructing Quarks: 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403-404\404\404. [4] 借用拉图尔的用语，但皮克林的转向跟拉图尔有所不同，在转向中皮克林仍然坚持他原来的利益模式中的主体思想，拉图尔则主张放弃。见：Latour, B. On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ed. Ernan McMullin, pp.272-294.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es, 1992. [5] Lakatos, I.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s, P.S.A. 1970.,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参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6] Giere, R, 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imate Relation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73(24): 282-297. [7]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8] Laudan, L. Thoughts on HPS: 20 Years Later,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9(20):9-13. [9] [10] Pickering, A.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214\p216. [11] 孟建伟，科学史与人文史的融合—萨顿的科学史观及其超越，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57-63. [12] [13] Golinski, J.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5\p.187. [14] Christie, J. Aurora, Nemesis, and Clio.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993(26): 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