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姚斯：海明威的叙述视角

海明威的叙述视角

大卫·姚

我们从厄内斯特·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开始。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海明威让我们在西班牙一个火车站的外面，靠着一张桌子坐在凳子上。紧挨着我们坐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在等火车，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做的那样，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在偷听他们的对话。也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一样，我们无法进入他们的头脑中，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并目睹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个客观的叙述视角因为模仿的是传统的戏剧手法，即只展现语言和动作，不揭示内心想法，所以通常被称作“戏剧性的”叙述视角。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就像一个剧本一样，主要由对话组成。首先，这部作品中的对话是最微不足道的闲聊——男人和女人在讨论他们应该喝哪些饮料，等等——但是他们分明都有些紧张不安，在琐碎的交谈中潜藏着某些他们没有提到的事情，这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两页之后终于进入了这个总共只有五页篇幅的小说的正题，男人说到了让他们关系紧张的原因，尽管说得很隐晦。女人怀孕了，她想保留这个孩子，但他不愿意。虽然男人重复说他“完全愿意”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但他明显在尽力逼迫她去堕胎。他反复申明他多么无私地关心着她，最终磨去了她所有的耐心，要求“请你，请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万求求你，不要再讲了”。对话结束了，他拎起他们的行李，走到车站的另一边，我们跟着他也到了那儿。

此时，海明威第二次短暂地放弃了戏剧性的叙述视角（第一次叙述视角出现于他说这位女子的目光“穿过树林看到河流”），告诉我们，那个男人“顺着铁轨望去，但是看不见火车”。在这一句话里，海明威揭示了从外部看不到的某些东西，即这个男人无法看到的东西，借此把我们往前推了一把，进入他的大脑，几乎不着痕迹地缩短了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相隔两句话之后，海明威不再让已经开头的句子继续下去，而是带着我们进入了角色的内心世界，明目张胆地让读者与角色之间更为亲近。他写这个男人“在酒吧里喝了一杯茴香酒，打量着周围的人，他们都在通情达理地等待火车”。

请注意通情达理这个词，它甚至比描述这个男人没有看见火车更强烈地违反了客观如实的、戏剧性的叙述视角原则，因为它不仅仅指这个男人看见了什么，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看见什么，而是指这个男人就他所眼见的情景在心里升起的看法。正如海明威可以写出“他顺着铁轨望去”这句话，同时可以不告诉我们他是否看到了火车，所以他也可以写“他们都在等待着火车”，而不让我们知道这个男人认为他们是在“通情达理”地等待火车的到来。

如果海明威确实这么做了，那么他就保证了叙述视角的一致性，我读到过或者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乎每一种讨论都认为，前后一致的叙述视角是优秀的小说写作必备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在我看来，通情达理却是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海明威在这里进行的视角转换是一个短篇小说所能够采用的所有巧妙手段中最为巧妙且无与伦比的一招。在他们就堕胎手术进行争论的背景下，这个词暗示着这个男人认为那名女子不讲道理，不像酒吧里的这些人——当然，也不像他。

这个暗示使这个故事一下子复杂了许多，因为如果这个男人不认为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那么我们会把他视为一个相对简单的坏人，他只是有意操纵着那个女人照着他的想法去做——至于与这个决定相关的责任，他从头到尾都推卸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同意去做堕胎手术的女人视为一名受害者（虽然不失为一个聪明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这个故事会顺势朝着情景剧的方向转过去，这种剧本由坏人虐待受害者的情节构成，激发出一眼能看穿的、条件反射式的情绪并弥漫全剧。但是，如果这个男人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所说的话，那么他的形象就相对复杂了，他的行为中带有自欺欺人的意味，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坏人，这个故事马上超过了单一的情景剧所能涵盖的范围。

因此，读者有必要了解这个男人关于自己和那个女人的真实的想法。如果海明威听从了大多数评论家就叙述视角问题的建议，在整个故事中只采用同一个叙述视角，我们将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男人是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坏人，还是仅仅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家伙。但海明威明智地转换了他的叙述视角，两次从外部世界转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在深度上又推进了一步，这个男人的想法就跃然纸上了。在我看来，这个出色的例子展示了一名作家为了达到他所期待的文学效果，如何成功地运用叙述视角方面的技巧把握叙述者与角色以及角色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记住，叙述视角最重要的目标是控制好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实现作家期待的情感、智力和道德反应。

本文选自《小说创作谈》一书，大卫·姚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