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 逃向一个奢华浪漫，一去不复返的过去......

菲茨杰拉德述评 洛之秋 题记： “美国是一个精神幼儿园，在那里，千千万万困惑的儿童正试图用错误的积木来拼写‘上帝’这个词。” —美国诗人E. A. 罗宾逊 在美国喧嚣嘈杂的二十年代，菲茨杰拉德是位名副其实的“金童”。 他创造了真正的一文千金的神话—在鼎盛时期，他每一篇短篇小说的身价是四千美元，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一贯矜持稳重的T. S. 在读完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后，甚至断言，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是“自亨利. 詹姆士后,美国小说向前跨出的第一步”。那个时候的他，更是香车美人，应有尽有，辗转于欧美两地的豪门酒会，成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代言人和偶像。他的同龄挚友海明威这时还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 然而仅仅二十多年后，当海明威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时，菲茨杰拉德的书已经被人们悄悄的忘却。今天，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海明威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普通的文学常识，而知道菲茨杰拉德的中国读者却很少。大概是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反差，多愁善感的菲茨杰拉德曾在与海明威绝交后不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我与失败这一权威对话，厄内斯特则是与成功这一权威对话。我们永远不会再次面对面的坐在同一张桌前了。”然而，如果说海明威的文学品格是无可比拟的话，菲茨杰拉德后来的“失败和潦倒”在文学史上却也有海明威无可替代的意义。透过海明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类雄性力量的张扬；透过菲茨杰拉德，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美国当时整个的社会。 F. Scott 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圣保罗。他的外祖父彼. 弗. 麦奎林是圣保罗的商人。他具有当地中产阶级商人的典型特点：诚实，敏锐，精明。他一手创办的杂货批发业在他辞世时已经拥有了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资财。他在遗嘱中将二十五万美元分给了菲茨杰拉德的母亲和他的另外四个孩子。所以，菲茨杰拉德能称得上出身于乡村贵族阶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母亲家族背景。当菲茨杰拉德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和运动员时，圣保罗的地方报纸还详尽的报道了他在那儿的一举一动，由此可见当时麦奎林的名字在圣保罗还是响当当的。他的父亲爱德华. 菲茨杰拉德也是个商人。在儿子出生不久，他就带领孩子们举家迁往纽约的包法罗。但是他父亲在东部混得并不好，不久又灰溜溜的搬回了圣保罗，在那里菲茨杰拉德度完了自己的童年。虽然此时菲茨杰拉德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似乎走入了穷途末路，但是他们对小菲茨杰拉德的宠爱是无以复加的。 为了让小菲茨杰拉德不至于失去昔日贵族的风光，父亲将他送入了最好的私立圣保罗中学学习。少年菲茨杰拉德也是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开始在校刊上发表小说，还记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1911年，菲茨杰拉德转入新泽西州哈根塞克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纽曼私立中学，为时两年。在此其间，他去过几次纽约，看了几场戏，同时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尝试，包括几个剧本。十七岁时，菲茨杰拉德如愿考入著名的贵族大学普林斯顿，在那里他结识了初恋女友吉诺娃.金，并在1915年圣诞节开始了自己的罗曼史。这个富有的芝加哥女孩造就了菲茨杰拉德日后独特的女人观—对那些让人勾魂而实质浅薄的女性的迷恋和恐惧。他们很快分手，而菲茨杰拉德就象他父亲当年一样，灰溜溜的逃回了圣保罗。在家乡他百无聊赖的度过了九个月，然后于1916年重返普林斯顿，重新拾其那些支离破碎的校园梦想。在他后来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里，他用华丽的辞藻再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这个迷惘的少年在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幻想，对文学创作若即若离，只是茫然的相信路会在前方。1917年普林斯顿秋季开学时，菲茨杰拉德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惑，选择放弃了学业，应召入伍。此时，他已经与可爱的亚拉巴马豪门闺秀珊尔达.赛瑞订婚，又即将开始军旅探险。生活似乎给他情感和理智上的彷徨带来了某种转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梦想都不约而同的破灭了。菲茨杰拉德的部队还没有走出国门，战争就结束了，而他与珊尔达的婚约也随着一大叠退稿信而告吹。原来，在菲茨杰拉德1915年退伍以后，他一边设法保住了一份月薪90美元的广告工作，一边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以期尽快迎娶他的玉女过门。但杂志社毫不客气的拒绝了他的书稿，而珊尔达也拒绝了菲茨杰拉德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圣保罗。在家乡，他继续写作，等待时机重新杀回纽约，赚取他的美人和社会地位。 上帝这次终于朝他微笑了。当1919年，《人间天堂》的手稿被《作家杂志》录用时，人生的鸿运向他奔来，美国梦就象一张彩票，一下子被兑换成了滚滚的美元。美国文坛开始疯抢这个天才的作品，《时髦阶层》《星期六邮报》以及《作家杂志》一次性的接受了他九篇短篇小说。珊尔达也冲昔日被她抛弃的未婚夫笑了。1920年，他们在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了圣大的婚礼，向世人宣布，“金童”与“玉女”开始结合。 这次失而复得的婚姻对于菲茨杰拉德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从此，他终于相信金钱就是能将废墟变成圣殿的魔杖，而珊尔达就是他的童话公主，纤纤的薄翅上挂着标价牌。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描述了自己退伍后满脑子里强烈的金钱意识，他的小说是他手中的黑桃A，而赌注就是珊尔达。菲茨杰拉德后来在日记中写到，“我爱上了一阵旋风，而我必须从脑海中织出一张能抓住它的大网。当时我的脑子里满是银元铜币的叮当声，就象穷人身边响个不停的八音盒。” 但是菲茨杰拉德确实抓住了这个“旋风”。他和爱妻在美酒，香槟，热吻，一掷千金的狂欢中往返于纽约最豪华奢侈的派对，并用他的打字机印出钞票，来支付自己惊人昂贵的生活排场。他在这一段日子里写出了相当多的短篇佳作，还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美丽的不幸者》，1921年以连载的形式在《大都市杂志》发表，并于1922年出版单行本。1921年后，菲茨杰拉德夫妇又将享乐的战场搬到了欧洲，在那里，菲茨杰拉德又成为了巴黎文艺沙龙的座上宾，其中当然包括斯泰因女士的客厅，那里出入的都是庞德，乔伊斯，海明威这类的硕士鸿儒。回到圣保罗后，珊尔达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弗朗西斯，然后他们又重返纽约，开始新一轮的狂欢。他们在纽约长岛的格里特耐克区租了一栋大房子，正是这个地方提供了后来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背景。在追求艺术与美元的同时，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还得向他脾气乖张的妻子不停的贡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以此来巩固她对自己的爱。菲茨杰拉德甚至后来说，珊尔达“要求我为她工作，不能只顾我自己的梦想。” 1924年，凭借小说再版带来的丰厚收入，菲茨杰拉德一家再度出国旅游，此次远行将历时两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于1925年出版，尽管菲茨杰拉德个人认为他总算是写出了一部力作，尽管评论家爱德蒙德.威尔逊和艾略特都对该书报以极高的评价，但是读者对此书却褒贬不一。从经济效益上看，它也远不如头两部小说那样大获丰收。事实上，菲茨杰拉德以后再也没有暴富过。无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他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都没有能成为畅销书。 在欧洲的这几年中，菲茨杰拉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度假胜地。他们出入高级旅馆，俾昼作夜，挥霍无度。菲茨杰拉德也开始酗酒，并且与珊尔达开始永无休止的争吵。珊尔达此时整天想入非非，一会儿想在芭蕾上干出一番事业，一会儿又想靠自己的本事当个作家。在这种精神迷惘中，珊尔达的精神崩溃了。而菲茨杰拉德也感到灵感在枯竭，才华在流逝，将会变的默默无闻的预感开始袭击他沉重的心。他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继续写作，年仅三十岁边认定自己已经江郎才尽了。 菲茨杰拉德夫妇于1931年回到美国，不久后，珊尔达的父亲去世。1932年，珊尔达再次精神崩溃。于是一家人搬到了巴尔地摩。在这里，珊尔达一边复原休养，一边开始创作《为我留下华尔兹》。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据她自己说，她写这本书只是想进行自我治疗。但是敏感的菲茨杰拉德却认为，他妻子之所以要写这书，是为了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甚至在文学创作上都败给了她。 珊尔达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面对一塌糊涂的个人生活，菲茨杰拉德更加无可救药的向酒杯滑去。尽管再也没有了昔日一文千金的气派，甚至缺乏稳定的稿酬收入，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写作。这段时期他创作出了他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夜色温柔》。这本书是菲茨杰拉德在疾病发作的间隙，在自己半醉半醒的午后，在眼睁睁的看着妻子病入膏肓的床前断断续续的写下的，它戏剧性的再现了他与他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可以说也是对他前半生的忏悔和总结。自杀未遂的珊尔达于1934年最后一次复发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诊所。 1936年，菲茨杰拉德从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到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但依然是债台高筑。为了维持生计，为了他的宝贝女儿，为了能让他妻子住在最好的精神疗养院，他开始为好莱坞撰写剧本。疾病，酗酒，动荡笼罩了他的余生。除了于女儿相依为命外，这个昔日习惯声色犬马生活的花花公子再也无力维持任何社会交流了。 1939年，菲茨杰拉德开始新作《最后一个大亨》。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完稿。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说，在这部小说里，他在“逃向一个奢华浪漫，一去不复返的过去”。1940年，菲茨杰拉德死于第二次心脏病突发。七年后，珊尔达. 菲茨杰拉德在一家疗养院中被火烧死。菲茨杰拉德夫妇的金色传奇就此结束。然而菲茨杰拉德的“失败”，就其悱恻的哀婉，蓬勃的朝气，绚丽的辉煌来说，却是在其他作家身上罕见的。因为在他去世后，评论家和读者都已经渐渐的意识到，他的作品和他的一生不仅是整个“二十年代”戏剧性的再现，更是这样美国文化本身的再现。正是以他的种种弱点，以他的想象力和那缺乏“理智控制”（爱德蒙得.威尔逊语）的浪漫主义气质，菲茨杰拉德生动的描绘出了美国二十年代上流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他对芸芸众生惊人的深刻洞察，在今天看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意味深长。 纵览作家的一生，最具有忏悔意义的无疑是菲茨杰拉德对那个用美元堆砌的“美国梦”的迷恋。整个二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平凡，最动荡的十年。整个社会到处都是物欲横流，人们对货币的准宗教狂热丝毫不亚于现在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好莱坞的电影，《花花公子》的裸体女郎，街头广告牌的煽动口号让数不清的年轻人醉心在新的世界里憧憬无限的机遇，憧憬一个完美得令人窒息的伊甸园，然后坐着硕大的肥皂泡飘然飞越大峡谷，在某个睁开眼睛的早晨抵达满是黄金的海岸。象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忍受不了美洲大陆这种物质至上主义的烟熏火缭，便转而投向非政治领域，在非洲乞力马扎罗的壮美雪山下，悠然骑马打猎。而菲茨杰拉德却是微笑着—–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向这个海市蜃楼走去。海明威曾经轻蔑的形容富人为“有钱的穷人”，而菲茨杰拉德却坚信“富人”的确不同于你我。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的浸淫下，菲茨杰拉德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写作只是菲茨杰拉德获取社会地位和“领导权”的诸多手段之一而已。青年时代的他还以同样的热情把自己置身于俱乐部政治和体育运动中，尤其是“舞蹈课”，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获取他自儿时就梦寐以求的地位。即使在中学时代，菲茨杰拉德也不曾感觉自己在文学方面有什么特殊才能，只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他才被迫以自己的创作为钥匙，去开启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开的大门。这一点，成为了他以后文学生涯的最大硬伤。 美国梦的另一半，在菲茨杰拉德看来，当然就是女人了。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双重人格。当他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的时候，他的“爱情女神”对他嗤之一鼻。两次被恋人抛弃，两次连滚带爬的回到圣保罗家乡，都没有让他对自己追求的那种“爱情”产生怀疑。他还更加努力的创作，用金钱和社会地位来赢得美人的芳心。无论是珊尔达，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人公黛西，都是菲茨杰拉德世界里的那种典型女性–—轻薄，虚荣，神经质，有寄生本质。当然，菲茨杰拉德从来没有忘记他身边的这些红颜给他带来的伤害。当菲茨杰拉德还在创业的路上苦苦奋斗时，珊尔达却中断了与他的婚约，只是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才同意以身相许。《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整体思路就是围绕这穷小子不能娶富丫头这一不公平的现象。但是爱情的背叛没有让他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爱情的虚伪和廉价—-也许他意识到了，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追求—–反而让他直到死时，对财富和财富带来的特权更加念念不忘。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催眠使他终于成为了女人的牺牲品，当然程度上也许不如盖茨比。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说，菲茨杰拉德的一生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如何“飞黄腾达”上。但是这一点，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菲茨杰拉德的文学作品和人生经历的特质。“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作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正如评论家阿瑟.米兹勒在《一个作家的后半生》中写道的那样，“就是其自我意识的双重性。他以自己的奇特方式把完全置身于事内的那种忘我投入和近乎科学精神的冷静观察结合起来。”也许另一位评论家麦尔姆.考莱的比喻更加形象化一点。他说，菲茨杰拉德就象“一个没有受到邀请的小男孩，脸紧贴窗户，看着里面的聚会，想知道谁将去付帐。” 所以，透过他那本半自传体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能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奇妙的矛盾。一方面，他以近乎外科大夫般的冷静把“美国梦”的皮下组织血淋淋的割开来给读者看，一方面他又激情澎湃的向并不存在的价值顶礼膜拜。他一方面异常的清醒的看到了那些他所爱的女人的庸俗本质，一方面又甘愿象孩子一样为了博红颜一笑而烽火十里。尽管他本人极易迷恋上自己极为鄙视的那些如精神橡皮糖的幻象，同时他自己又有着一种雪亮的目光，一种理性上和艺术上的客观状态，这又使他能够认识到这种迷恋本身的荒诞不经，就好象一个人一边在忏悔自己的罪过，一边在继续的堕落。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菲茨杰拉德意识状态的这种两面性常常导致叙述上的自相冲突。他几乎不能调解这两种在自己体内扭打着的势不两立的看法：一方面认为要遵循某种道德准则，保存那份超越一切庸俗价值观的自尊，另一方面，却又极其痛苦的意识到庸俗和感伤已经完全取代了这种道德准则。当这种忏悔意识日趋强烈的时候，他干脆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采用了“二元主角”的手法。用尼克来代表自己的道德观来审视盖茨比，而盖茨比本人则更多是他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缩影。 爱尔兰旅法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曾宣称自己“在我灵魂的工场中铸造我的民族所没有的道德心。”菲茨杰拉德虽然不是高举批判民族精神的大旗，但是他的作品却远远超越了个人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人类及文化现实的戏剧象征。菲茨杰拉德之所以能够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天才的再现美国的上流社会繁华下掩盖的腐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本人几乎完全的就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文化的产儿。 幸运的是，菲茨杰拉德没有在书架上被遗忘太久。到了1945年爱德蒙得.威尔逊编辑出版了《崩溃者》并附上严肃的评论文章后，整个批评界开始重新关注起菲茨杰拉德和他的作品来。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在近二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该书已经成为了任何一个文选家在为美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作结时都不可不提的重要作品。但是这次“再发现”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如果说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因为漠视社会现实，仅仅从人类社会边缘以外的主题上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菲茨杰拉德的成功正是得自于他晚年的“失败”。归根到底，菲茨杰拉德更多的向我们读者讲述了美国的文化和传统。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那个终身天真幼稚，象堂.吉诃德似的挥舞着金制的长矛向风车冲去，而且象捻珠默祷似的把他那真丝衬衫数来数去的“盖茨比”，正是美国爵士时代最值得纪念的精神骑士。 菲茨杰拉德至今仍被视为“迷人的、自我毁灭的爵士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他概括了爵士时代:“它是奇迹的时代，它是艺术的时代，它是不加节制的时代，它是讽刺的时代。”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外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喊喊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抢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东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我记忆犹新，我仍然可以听到微弱的百乐和欢笑的声音不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地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去调查。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在最后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服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色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头涂了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五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饨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了不起的盖茨比》 爵士时代的迷惘、幻梦与“史诗” 虽然作家们通常处理的都是自己的所看所思和所想，也就是对自己时代的观察——即便是历史体裁的小说，一般也是这种观察的变相的体现——可是很少有作家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强调自己和所处时代的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初登文坛的作家习惯于强调自己时代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这并不让人费解，毕竟人类的数千年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纸面上的抽象的概念，而他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恋、痛苦和追忆去塑造的那个时代自然是惟一的由血和肉构成的。如果你再自恋一点再勇敢一点，你难免会像菲茨杰拉德那样沉浸在时代的幻梦之中不可自拔。 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对时间的流逝极为敏感的作家，和他同时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说:“他老想着时间，就像他是在一间摆满日历和时钟的房间里写作。”在写于1931年的《爵士时代的回声》一文中，菲茨杰拉德准确地将爵士时代界定于1919年的五月示威至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的开始。随后他略带夸张地将这个时代称为“这是奇迹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困厄的时代、讽刺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也恰好应和着这个狂欢的时代，伴随着它潮起潮落。1920年，在24岁的年纪上菲茨杰拉德的写作生涯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由当时颇负盛名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并且立刻列入全美畅销书的行列；他的短篇小说、剧本、诗歌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已经上映。在个人生活上，他终于迎娶了爱慕已久的南方美人姗尔达。 菲茨杰拉德和1920年代 　　我们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看到过多少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舞会啊，而且往往是某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丛中寻觅他光彩夺目的姑娘。 　　文学从来就不是空中楼阁里的物件，它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向来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在那个年代左倾的作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像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约翰·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菲茨杰拉德一度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他混迹其中的那个时髦的社交圈始终怀有隐蔽的敌意。但他对他所抨击的“有闲阶级”其实是情绪复杂的，其中混杂着向往、不齿和怨恨，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不会为当时那些“旗帜鲜明”的左翼作家们所接受，但是他的小说最终却受惠于这种暧昧，他对自己身在其中的那个阶层的批判因而显得更为丰满和有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左派观点不再那么时髦时，菲茨杰拉德那些更关注个人感受的小说似乎更受批评家和读者的青睐了，当年菲茨杰拉德颇为妒忌的辛克莱·刘易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似乎不再是他的对手了，美国近年出的数种文学史在列举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家时，能和菲茨杰拉德相提并论的似乎只有福克纳和海明威，但这远非定论，而是此时代的文学风尚的表露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处理广阔的社会题材方面确实较弱，他的小说总的来说处理的是社会的一个较窄的层面，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华而不实的舞会、酒会和狂欢，就连他自己比较偏爱的处理1919年五一节大游行的小说《五一节》(那几乎是他惟一一部直接处理重大现实题材的小说)，也是通过对耶鲁学生舞会的描述顺便带出的。我们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看到过多少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舞会啊，而且往往是某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丛中寻觅他光彩夺目的姑娘。 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说 　　他有着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时，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 　　如果我们能给予题材应有的重视的话，可能菲茨杰拉德还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是他自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小说中经常流露出的浓郁的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作为小说家，他最为倾心的作家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他把自己和济慈划归同一种类型:“成熟得早的才华往往是属于诗人类型的，我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此。”的确，他对世界的观察是细腻的诗人式的，往往能在普通的场景中发现动人心魄的美，这也是他拯救他的小说于寻常场景的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现当代小说家往往自动地将客观描写当做自己需要谨守的首要法则，就像福楼拜那样，少有人再像19世纪的作家那样离题千里大发感慨了，可是这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一种手法，虽然这种方法的运用带有极大的危险性，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真正高明的作家才敢动用。而菲茨杰拉德正是这样的作家，就这一点，不妨将菲茨杰拉德和他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作一个比较。海明威的小说善于紧紧抓住人物的行动和对白，小说显露出来的首要品质正是他追求的硬朗，当然这种品质也是整个现代主义一再确认和追求的，这使他的小说很容易获得不无教条倾向的批评家的赞誉。托马斯·伍尔夫是那个时代另一位被誉为天才的作家，他也是才华横溢长于抒情的，可是他的小说语言抒情得多少有些陈腐——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这一点而言，他和菲茨杰拉德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诗意不在于表面的诗化的语言，而是在于他的整个感受方式是诗歌式的，他有着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时，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 菲茨杰拉德最重要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并不长，译成中文之后只有12万字，可是由于菲茨杰拉德出众的抽象能力，这部小说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通常这么长的篇幅所能承载的。它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寓言——甚至一个有关美国梦的寓言。这部小说结尾部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有同感的人显然不在少数，数部美国文学史都便利地将它当做对那个时代文学描述的总结，它成功地将一部表面上看起来不无感伤情绪的爱情小说提升到广义的诗的高度。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菲茨杰拉德还写了160余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有22篇，其中新版的《疯狂星期日》有16篇，另外还有早几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8篇(《阔少爷》和《疯狂星期日》两篇是重合的)。这些小说通常都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华美的修辞，以及上流社会人士的喜怒哀乐译成中文的这些短篇小说已经是他各个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了，可是他早期的小说——比如《头与肩》、《伯尼斯剪发》、《近海海盗》等——还脱不出校园小说的窠臼，尽管小说本身写得生动流畅，但是无论社会意义还是文学价值都不大。他最好的短篇小说是《阔少爷》和《五一节》，前者不动声色地抨击了所谓的上层社会的虚伪，而后者则是对现实重要题材所做的一次有深度的尝试。这两篇小说在菲茨杰拉德一贯的细腻之余，还有着菲茨杰拉德通常并不具备的硬朗和力量。《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和《本杰明·巴顿奇特的一生》则是他最为别致的小说，两篇小说都充分发挥了他幻想的特质，像是出自爱玩超现实主义理念的意大利小说家(比如皮兰德娄或卡尔维诺)之手。（凌越） 寻找巴黎爵士时代 海明威说过巴黎是一席豪宴，而爵士就是这场豪宴的音乐 巴黎今年比较时髦的圣诞礼物，是一套美国环球音乐公司刚出的怀旧唱片，Jazz in Paris，巴黎爵士时代。环球和昔日法国传媒巨头威望迪的并合虽然早就结束，但借此控股了一些法国唱片公司，环球不过是翻出这些公司压箱底的爵士乐唱片母盘重新制作，就有了这套被爵士乐迷称为绝版珍品的12张CD。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别处无迹可寻的珍贵现场录音，如吉卜赛吉他大师Django Reinhardt和他的亲密合作者、爵士乐史上难以逾越的小提琴家Stephane Grappelli，两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巴黎的经典演奏几乎都能在这套唱片里找到。不是爵士迷的，要的是怀旧感觉。四个主题系列，选取的都是足够煽情的地点和年代:香榭丽舍，1917～1949;蒙马特，1924～1939;圣·日耳曼·德普雷斯，1946～1956;还有1956年到1959年的左岸和右岸。 第一站，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 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回忆海明威初到巴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到海明威的那个下午，他的样子。他是一个相当英俊的青年，23岁。这之后不久大家就都26岁了。那是属于26岁的时光。在那两三年所有的年轻人都26岁。”这次见面是1922年3月，海明威刚到巴黎3个月，拿着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信，去拜访这个在巴黎最有名的美国传奇女人。在他之前，比他大两岁、后来写出《美国三部曲》的多斯·帕索斯1919年就在巴黎求学了，他一面在索邦大学上课，一面写自己的小说。还有和帕索斯同年的菲茨杰拉德，带着成名作《人间天堂》和《爵士时代的故事》，正和妻子在塞纳右岸和美国富人们一起挥金如土。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起来写作，晚上的时间基本交给酒吧里的狂欢。他喜欢明快的Be-Bop,在法国诗人科克托呼朋引伴的“屋顶上的牛”俱乐部里如鱼得水;还有那个砖红夜总会，有一头砖红色头发的美国黑人老板娘让他和朋友总能听到世界上最时髦的爵士乐，伟大的乐手西德尼·贝克特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经常即兴表演直到天明。1925年菲茨杰拉德完成《伟大的盖茨比》，他和海明威也在这一年相识，然后是一段长达数年的情谊。1926年《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海明威把他的巴黎爵士时代全部用文字再现了。 第二站，Pigalle的黑人乐手 不记得是谁说过，二三十年代Pigalle就是穷人、艺术家和黑人爵士乐手的“度假天堂”。在蒙马特高地的脚下，Pigalle那一片全是幽暗的小酒吧，很多至今还在，十多平方米的地方挤上十几张桌子，从早到晚热气腾腾。如果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去翻翻老明信片，也能看到那个年代留下的影像记忆。流传很广的两张，一张是在有名的Pigalle咖啡馆，一个黑人音乐家身穿睡衣手端咖啡在和服务生聊天;另一张，画面上是几个正从Pigalle附近街道上走来的黑人，身上的晚礼服熨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乐器箱子，笑容满面。美国颁布了禁酒法令，夜总会门庭冷落，黑人爵士乐手拖家带口到欧洲来求生存，法国人对爵士音乐的狂热和尊敬留下了他们，在那个年代的巴黎，如果一个黑人到夜总会或者酒吧去找工作，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会表演爵士吗？ 黑人女舞蹈家约瑟芬·贝克在巴黎一夜成名。1925年10月，在美国贫民窟里长大的19岁少女登上香榭丽舍大剧院的舞台，当帷幕落下，她已经成了巴黎的女王。有个美国乐评人说，从上世纪20～70年代，几乎每一个在巴黎演出和生活过的美国爵士乐手，不管是长是短，都想破解一个谜:为什么这片土地比滋生了爵士乐的美国更加契合爵士乐的一切？“为生命的困境寻找出路，这就是爵士时代”。■ 屋顶上的牛 1920年巴黎香榭丽舍喜剧院新排一出芭蕾舞剧，取了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屋顶上的牛》。作曲家米约（Darius Milhaud）和诗人科克托（Jean Cocteau），都是当时巴黎艺术界的先锋人物。他们把名字转赠给了一家小酒吧，酒吧后来被尊为巴黎爵士俱乐部的鼻祖和圣地，前卫艺术家的根据地，这才流芳百世了。 米约虽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但在专业作曲之前还有过几年外交官经历。1917～1919年，他当上法国驻巴西公使、诗人克洛代尔（Paul Claudel）的副官，到里约热内卢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巴西音乐，像桑巴和探戈。回到巴黎后，米约加入法国著名音乐派别“六人团”，他喜欢前卫诗人们甚过自己的同行，常和他们一起混迹于巴黎街巷里的大小酒吧，寻找非学院派音乐元素。1921年一个晚上，在离玛德莱娜大教堂不远的杜佛街上，闲逛的米约无意间走进一个叫Gaya的小酒吧,乐队表演令他感到惊喜:这么小的酒吧有现场演奏已经难得，居然还是刚刚在巴黎兴起的爵士乐。1918年战争结束，在庆祝胜利的狂欢气氛中，美国黑人吉姆·欧罗柏带爵士乐队到法国25个城市巡回演出，爵士乐这才被巴黎时尚界和文学界了解，成为时髦人社交生活的新鲜节目。那晚米约在Gaya碰到的乐手，有让·维纳（Jean Wiener）,路易·米歇尔(Louis Mitchel)，日后都是古典爵士乐史上占据崇高地位的人物。米约当时就被他们的音乐迷住了，从此每晚都招呼朋友们去Gaya相聚。科克托在当时巴黎先锋沙龙圈子里，名气比米约要大得多。他是诗人，画家和剧作家。1930年以后，他以业余爱好者身份断断续续拍过电影，其中《奥菲斯》三部曲被公认是法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和大师布努埃尔的《一条安达鲁狗》齐名。天才科克托对这个小酒吧的推崇很快成了圈子里的时髦口味。毕加索、纪德都是常客，小酒吧名声越来越大，客人多到装不下了。老板决定搬家，新地址选在香榭丽舍附近的一条街上，改成完全以爵士乐为号召的俱乐部。科克托给酒吧命名:就用我那部新剧的名字好了，屋顶上的牛。 1921年12月，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爵士俱乐部就这么出世了，有个叫莫里斯·萨奇（Maurice Sachs）的人，1939年出过一本书《那些岁月:“屋顶上的牛”》，回忆在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摇摆在爵士乐里的那些美好时光。基本上是他10年里的日记。作者当时只算个文艺青年，每天为大师们的一举一动而心向往之。他回忆，几乎巴黎所有名噪一时的人都在那里见到，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作家普鲁斯特，他被病痛困在家里，足不出户。“二战”期间，这个莫里斯当了法奸，死得不光彩。他的恶名连累那些“岁月”文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冷遇，1987年才有再版。■ 巴黎老爵士吧 Caveau de La Huchette:在左岸圣-日耳曼区的La Huchette路上，巴黎最有历史的爵士酒吧之一，1946年开门纳客至今。“二战”结束之后，伟大的爵士歌手Lionel Hampton和Sidney Bechet都曾在这里表演。那种朋友相聚老酒窖的私密气氛现在还依稀可寻。花10欧元买张门票，沿石头阶梯下到地下，就能看到演奏台和热闹的小房间了。 Le Biboquet:也是20世纪40年代的老牌夜总会。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街Saint-Benoit上，但附近路口的两个咖啡馆名声极大，“双偶”（Les Deux Magots）和“花神”（Café Flore）。这里驻唱过的Blillie Holiday和Miles Davis也是世界爵士乐的超级大腕。Bilboquet里面装饰华美，充溢着暧昧的性感。 Duc des Lombards:这里是巴黎右岸难得的老爵士根据地，就在最热闹的中央菜市场一带（Les Halles）。现在来这儿演出的美国爵士乐队也都有相当水准，而且一般只演奏经典曲目，原木隔板和天鹅绒座椅带乐迷回到过去老时光。 Lionel Hampton:在马约门(Porte de Maillot)一带，用了美国巨星汉普顿的名字来取名。据说是顶尖爵士俱乐部里的顶尖，没有提前预约根本不可能找到座位。 海明威这样说菲茨杰拉德：“一张脸介于英俊和漂亮之间。他长着金色的波浪形卷发，高高的额角，一双兴奋而友好的眼睛，一张嘴唇很长、带着爱尔兰人风度的纤巧的嘴，如果长在姑娘脸上，会是一张美人的嘴。” 带翅的英雄 　　一九零五年，保罗·克利二十六岁的时候，对他的一幅版画说过如下的话：“特别的是上帝赋予他一双翅膀，于是他有了飞翔的欲望，然而这决定了他的毁灭。”这版画的名字是《带翅的英雄》。或许你能想到的是布鲁盖尔那幅冷酷荒谬的名作，而我却立即想起了菲茨杰拉德。 　　前天晚上赶时间去看范强生和伊丽沙白泰勒的影片，叫做《魂断巴黎》，进场的时候已经演了一会儿，也就不晓得英文名字是什么了。看到一半才发觉原来是根据菲茨杰拉德的短篇《重访巴比伦》改编的，在那已经久远的衣香鬓影中，我依稀看见作家颓唐地呷一杯红酒，泰然望着影片拙劣的演出。 　　我每年都要重温一遍英文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每次读完都要发一声叹息，究竟那些已经深深印入我记忆的场景常常和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身世重合起来，使我茫然，使我恍然。 　　总是觉得与其说他的作品刻画了那个可诅咒的时代，不如说他个人的遭际是时代最好的诠释。爵士时代，小号吹出一个大大的美国梦；一切迅疾而飘渺，所有人沉溺于速度之中，摩擦和腐烂相辅相成。神话总是在众语喧哗中登场，菲茨杰拉德和美丽的珊尔达盛开在巴黎和纽约，如雾如风的岁月象飘散的书叶，撒落一地，无从拾掇。 　　不停地揣想他潦倒于好莱坞时的样子，他那烁烁的眼神可曾放低了自负？一管直鼻可曾被叠叠帐单压弯？奔放的金发可曾在灵思干涸时缭乱不堪？被仙人讨回了生花梦笔，他在面对着外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绝境：对于一个艺术家，创造力是他的一切。 　　盖茨比眼中的那盏绿色的灯，还在放射着幽怨的光。菲茨杰拉德在不断贩卖着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会不会感到恐惧呢？他将那些风发岁月切成一段段，从编辑那里换回美食和甜酒，煎熬吧，在胃里，在心中。 　　虽然众口一辞的称《最后的一个大亨》是未竟的杰作，可是大家心事沉沉，谁能在那令人心碎的遗作面前臧否什么呢？我们与沉默携手坐在已者灵前，让滔滔的时光之流把浮华和粗鄙洗去，只一缕闲愁袅袅着。 　　也许童话是应该像茧子一样把自己裹缠在里面的，这样可以让后来者作无尽的想象；然而那圄于茧内的，心事要从哪根丝吐起呢？ 海明威回忆巴黎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坛，菲茨杰拉德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他是“迷 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的代表作家，是“爵士乐时代”（Jazz Age）的桂 冠诗人。 菲茨杰拉德一八九六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一九一三年进入普林 斯顿大学学习，一九一七年应征入伍。服役期间，他爱上一位名叫姗尔达（Zelda）的富家小姐，但因贫寒而无力迎娶他发愤写作，终于在一九二○年因发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而一举成名，同姗尔达的婚事也如愿以偿。婚后，他们生活阔绰，纵情享受，常常宾客盈门，觥筹交错，并长年侨居欧洲。但由于挥霍无度，终致入不敷出，生活便从欢乐转入悲惨。姗尔达因精神病多次发作被送进精神病院，菲茨杰拉德也沾上酗酒的恶习，意志日起消沉。一九四○年菲茨杰拉德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才四十六岁。 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的发表到他一九四○去世的二十年间，菲 茨杰拉德写了一百六十多个短篇小说，分别收入《年轻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一九一○）、《爵士乐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 一九二二）、《所有悲哀的年轻人》（All the SadYoung Men，一九二六）等集子。除《人间天堂》外，他还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即《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Damned，一九二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tireat Gatsby，一九二五）及《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Night，一九三四）。去世时，还留下一部未完成的长篇《最后一个巨头》（The Last Tycoon）。 美国历史上，“爵士乐时代”是指自一战结束（一九一八）至经济大萧条（一 九二九）的时期，也就是二十年代。这既是一个浮华享乐的年代，又是人们尤其是 年轻人普遍感到迷惘失落的年代，“一切神明统统死光，一切仗都已打完，以往关 于人的一切信念完全动摇。”这还是美国文化变革转型、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菲茨杰拉德及其创作是“爵士乐时代”的典型产物，但称菲茨杰拉德是这个时代的“桂冠诗人”不甚恰当。菲茨杰拉德虽以他敏锐的观察和巧慧的心灵反映了美国的“爵士乐时代”，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他吟唱的不是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而是一曲悲切的哀歌，一曲“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遭遇破灭的哀歌。他自己早就说过：“进入我头脑的故事都包含着某种灾祸，在我的长篇小说里，可爱的青年走向毁灭。” 从梦中醒来，夜色这么温柔，但这里没有一丝光明…… ----------------------------------------------------------------- 《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 　　作者：RuthPrigozy版本：OverlookPress 2004年6月定价：12.95美元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一生就像他写的那些小说一样精彩，他通过一次婚姻获得了财富，但是在这个灿烂的表象后面密布着酒精、债务和不安定的阴影。菲茨杰拉德还有他特殊的地方，他的妻子Zelda美丽、反传统，但是精神极度不稳定。面对这些伤痛，菲茨杰拉德写出了美妙的、钻石般坚利的作品，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他经典般地揭示了美国梦的各个阴暗面。 　　本书许多图片以前从未公开出版过，包括菲茨杰拉德的订婚照。本书作者是Hofstra大学英语系的教授，是菲茨杰拉德的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