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 从故宫出发，走向哈佛

文章来源： 新京报 很多人喜欢问巫鸿，你怎么可以又研究古代又研究现代。在这样一个学科分布越来越被细化的时代，这似乎变成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从巫鸿的成长经历中找到些许答案，从故宫的站殿员工到哈佛的学生，再到现今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多次与中西方艺术的亲密接触，早已让巫鸿在这两者间游刃有余地回转。而他一路上遇到的多位名师益友，如恩师张光直、金维诺，忘年交费慰梅，还有当年一起闯荡美国的陈丹青、罗中立等艺术家，也为他的艺术生命增添了许多亮色。 中央美院 米开朗琪罗也要受限制 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在我小时候就会见到他们和艺术圈的一些朋友有来往，我从小就对一些名字很熟悉，常听父母提起，比如费正清还有他的夫人费慰梅。但是小时候我并不希望通过父辈的关系结交这些人物，反而有些刻意回避。 我喜欢画画是真的，我会花很多时间来画画，很想当艺术家。我在圆明园隔壁的101中读了6年以后，毕业那年所有的艺术系都不招生，于是干脆考了美院的美术史系，那会儿还只有美院有这么个专业。等我进了美院以后，我发现美术也不像我想的那样，里面有很多人事问题，不是说想画什么就可以画什么的。当时读过一篇文章给我很大触动，说是米开朗琪罗给教皇画肖像，画完以后教皇不满意，觉得画里的袍子颜色不好，于是米开朗琪罗就把袍子的颜色给换了。这个故事让我很受震动，那样一个大艺术家，连一个袍子的颜色都决定不了！如果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到一幅很了不起的画，我们是不是也该想一想，这是否完全是艺术家的才能？学美术史给了我另一条路，可以去探索一幅画背后的来龙去脉，看到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这里有社会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制约，甚至商业和金钱。 故宫 擦玻璃、站殿和历史的轮回 文化大革命中，我还没有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就被送到宣化的部队里去接受再教育。到1972年分配工作，幸运地被分到了故宫。 在故宫的第一年，我在绘画馆里站殿。站殿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天天擦玻璃，不停地擦，还有拖地，收拾卫生。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天擦的玻璃上都是人们不停的手印，还有小孩子吃过冰棍留下的嘴唇印。 站殿是不是就只能打扫卫生呢？也不尽然，我觉得什么时候都是可以学到东西的。比如当年绘画馆里的很多画和文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个展览叫“近百年画展”，里面有幅清末画家任熊的作品，那是一幅非常大的自画像，上体是裸露的，很豪爽，有个性。 我当时就觉得这幅画很不一样，中国古代很少有文人把自己裸露出来画在画上的，那时我每天都看着那幅和我一样高的大画。现在一提到那会儿的时光，我脑海里一下子蹦出来的还是这幅画，而这画现在也还在故宫。 站殿一年后，我开始参加业务工作。那时文革已经逐渐进入后期，故宫也开始复原陈列馆，我开始是在书画组，后来去了金石组。金，就是青铜；石，就是石刻。中国古代的金石家其实不太收集石刻的，宋朝有很多人收集青铜器，但是石刻他们并不收集，他们收集的是拓片，所以故宫里的古代石刻并不多，但是青铜器则是大量的。在金石组的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很有帮助，有机会把铜器拿在手里，那种感觉和从照片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单位住房很紧张，我们就被分配住在故宫里面，一住就是8年。我在故宫里住的房子离珍宝馆很近，开始住时那里很荒凉，院内都是荒草，窗户没有玻璃，是纸糊的。同住的人里有人喜欢讲鬼故事，说起看见宫女出来啦，看见狐狸啦，等等。这些我倒是都没有见过，但是那种历史的荒凉感是很有感觉的。每当夜幕降临，游人散去，大门关上，故宫内部就与外边隔绝了。有种历史轮回的感觉，空空荡荡的，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你可以想象是在明朝，也可以想象是在清朝。有时刮起风来黄烟四起，又或者冬天下起雪来一片银白，都很壮观。后来故宫里住的员工越住越多，感觉有点儿像邻里了，之前的荒芜感也都不见了。等到我1980年去了美国，故宫没多久也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里面也就不再让住人了。 现在回想起在故宫的阶段，有很多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人，特别如杨新、单国强、聂崇正等，既是老同学又是新同事，在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下仍能够相互信任，在学术上时时切磋。那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时期。 哈佛 和父母的好友费慰梅成了忘年交 去哈佛读书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在故宫工作时也发表过几篇文章，1978年从故宫回到中央美术史系硕士班以后，又发表了一些。 有个中学的老同学当时在美国，她把这些文章的一些给张光直先生看了，说张先生对它们挺有兴趣，问我是不是愿意考哈佛。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哈佛读书———那个时候想这种事有点接近天方夜谭了。但是等朋友把报名表送来，我也就填了寄去，结果竟然就录取了。我中学、大学读的是俄文，到那时也没正式学过英文，如果那会儿出国要考托福或者GRE，我就肯定出不去了，所以我也算是钻了个空子。 其实，我父亲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30年代公派出去的，学经济学，而我母亲在国外学的是英美文学和戏剧。半个世纪后我也去了哈佛，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去美国之前，父亲特意告诉我在哈佛上学，哪里可以吃饭，哪些饭馆的饭好吃。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以为过了50年，那些饭馆还在吗？”结果等我到了美国，发现50年后，父亲提到的一个饭馆居然还在。 到了美国都是英文授课，开始上课的时候已经不是痛苦了而是麻木。由于语言上有障碍，下来就得自己一句句地看书，想说什么就要先写下来，然后拿到课堂上去念。在哈佛的前两年，我几乎什么都没干，就是囫囵吞枣地学习。睡得极少或者根本不睡，总是要把布置的书读完，也很少有时间去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有更多思考，所以我在哈佛唯一得到全A的，也就是第一年。当然那时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特别是我的那个老同学的帮助。去哈佛读书，也使我有机会见到了父母的故友，我和费慰梅后来还成了忘年交。等到我写《武梁祠》的时候，和费慰梅聊了很多，她还为我写了这本书的前言。（编者注：费慰梅，美国学者，本名WilmaCanonFairbank，生于1909年，卒于2002年，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 人物名片 巫鸿，艺术批评家，策展人。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年—1978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年—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支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0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代表作有《张洹工作室：艺术与劳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美术史十议》等。 对话巫鸿 策展人自己就是个机构 新京报：你觉得策展人是个什么样的工作？ 巫鸿：策展人实际上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机构，他要做的是把很多方面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展览机构、画廊、美术馆；另一方面是艺术家。此外还有出版社，有的时候还有基金会。策展人做展览把他们联系起来———这是我对策展人的定义。做得好的话，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和别人的不一样，可能是一个新的展览模式，或者是新的主题，都可以是很有创造性的。 新京报：你怎么在古代美术的研究者和当代美术策展人之间转换？ 巫鸿：对我来说这不是个问题，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属于当代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古代”也是当代的一部分，因为这都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解释。不是我们参加到古代里去了，而是把古代调动到当代当中。所以做“古代”或“当代”，指的是研究材料、目的和方法的区别，但是思想和写作上，没有什么转换的问题。比如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废墟》，这本书就从古代一直到当代，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对废墟的怀古，20世纪初的战争摄影，以及现在对拆迁的艺术表现，这都可以说是废墟的美术。因此这个问题会一直延续下去。 ■ 巫鸿忆师友 恩师 和张光直天南海北聊天 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让我印象深刻，那会儿我们经常天南海北地聊天。 他特别爱看武侠小说还有西方的侦探小说，他也很有艺术感，喜欢书法。我常常直接就去他的办公室，一敲门就进去了，然后就聊一通儿。 先生从未告诉我在美国找教授谈话是需要先预约的，看我进门总是和颜悦色，如果正在忙就示意让我等一等。而这种时候我就随便浏览架上书籍或咖啡桌上放着的新到考古书刊。等他办完事或放下电话我们就开始谈话，常常是天南海北地聊。 我和先生都是金庸迷，但先生谈起其他武侠小说作者也如数家珍。直到我当了教授后才明白，原来见教授是需要预约的。那时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也不多，张先生手下只有两个中国学生，一个是我，还一个是从台湾来的臧正华，现在也是那里的考古权威了。有一年过节的时候，张先生把我们叫到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想想挺让人怀念。 不过和张先生聊得最多的还是考古。他对中国大陆的考古很关注，总想知道各种细节。另一个常谈的是研究方法和概念的问题。 比如当时国内文章常常用到“图腾”这个词，张先生不大同意，我们于是讨论了很多关于图腾这个概念的问题。 通过和张先生的谈话，我才意识到我们国家最早的时候引进“图腾”概念，是通过恩格斯所引用的摩尔根的作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在西方有很多新的发展，还有一些反思的文章。这些当时我都不知道，要补课。 应该说，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和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是两位造就了我的老师。对他们我是需要毕生感谢的。 好友 和陈丹青在纽约打地铺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做一些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包括陈丹青、罗中立等等，那是文革后去美国居住和访问的第一代当代中国艺术家。 他们都是写实艺术家，当时在国外也并没有什么知名度。我在哈佛做了一段时间本科学院里的美术史辅导员，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宿舍里，自己有三间古色古香的大屋子。这个学院叫“亚当斯”，以文艺的人才著称，马友友就是那里毕业的。 我们当时的院长人很好，他是英国文学史的专家，来过南京教书，对于我想帮中国艺术家在哈佛办展览的事情很支持，我就借着这样的契机把这件事给做起来了。 陈丹青在美院读书的时候比我低一两届，后来我们在美国见面后很合得来。那时国内的画家到了美国生活得很艰苦，他们和所谓的知识界也没什么接触。 我记得那时我去纽约的皇后区看陈丹青，晚上住在他那里，他住的房子很小，我睡在地上，蟑螂就在我身上跳来跳去。但是谈得很愉快，他还向我介绍了当时在纽约的其他一些很优秀的画家，包括木心。 办展览我们也没有钱，作品是自己开车运到哈佛的，有一次开到一半，发现汽车上拴的画飞走了，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好像是木心的画。 当时这些人都很有理想主义的，有一种出远门打天下的心态。陈丹青是其中最严肃好学的，到大都会展览馆仔细地看了很多作品，吸收了很多知识。 当时在哈佛做的这些展览规模不大，实际的观众也不多，但是它们和商业画廊里的展览或者其他大型展览意味不同。 哈佛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象征，象征着西方最高的学府，所以能进入这个学府做展览，在当时很有象征性。 执教 哈佛和芝加哥的名校经验 我于1987年开始在哈佛教书，到了1994年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去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当时还有其他的选择，很多人也问过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芝加哥。我给的理由是，在美国的汉学界呆长了，慢慢地你考虑的就不只是自己，不仅是写书的问题，考虑更多的逐渐变成学科建设的问题。考虑的是到哪里可以给这个领域做更多的贡献，哪里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乎的因此是哪个学校能给中国美术史多大支持，而主要不是哪个地方给你多少工资。 当时芝加哥大学得到一笔很大的捐款，而且是专门捐给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它就可以找两三个教授，成立一个研究中心。 后来伯克利大学和耶鲁大学也都邀请过我和我太太去任教，条件也都很好，但是一来是搬家也是件很麻烦的事，二来我们都很喜欢芝加哥大学的强烈的学术讨论气氛，也就都婉言谢绝了。 我有时开玩笑说：我推掉了哈佛、耶鲁和伯克利三个名校的邀请，将来想要换地方也没有地方去了！ 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完全不一样，哈佛非常大而外向，有很多的名教授，很强的学院，资金雄厚。而芝加哥大学则比较内向，很内敛，是创造学派的地方，比如它在人类学、经济学方面都有自己的学派。哈佛是聚集人才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哈佛派”。 芝加哥大学以理论和学术讨论著称，很智力化。它虽然有院、系，但系与系之间的界限不是壁垒森严的，很多教授在几个系任职，自然地造成了跨学科的气氛。所以芝加哥大学对我很有吸引力。 芝加哥大学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它的美术馆，叫斯马特美术馆。 我去了不久就开始与美术馆合作，举办大型中国当代美术展览。那时候开始用比较多的时间做当代美术，也是来自我对学科本身的思考：当时我发现美国著名大学的美术史系，在研究西方美术时，大约70%-80%的教授和研究生都是专攻现代和当代———就是18世纪以来的艺术。但是一到了非西方美术，大约95%的人都在做传统美术。因此我认识到东、西方的不同并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主要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希望，希望对中国美术的教学和研究不能都停留在古代；这也是其他一些同行的共识。 我当时开始做当代艺术展览，也是希望把美术圈的时间概念打破，把中国现代艺术介绍到美国。现在看起来，这些年通过大家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 ■巫鸿的“七十年代” 感谢老师金维诺 这几天在看李陀、北岛编的《七十年代》，很有感触，也想说几句我的七十年代。我在1978年回到母校，在文革期间“关牛栏”、“下部队再教育”之后，能够进入刚刚开放的研究生班，实在是我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一个极为巨大的变化。 班上同学有的是原来就认识的美院师兄和老友（如薛永年、王泷等人），其他人则是来自全国的青年精英。在金维诺和其他先生的带领下，造就了一派相当活跃的学术气氛。当时社会上整个的学术和艺术思潮也很活跃，我不但从校内的师长和同学处学到很多东西，和校外的研究生（如文艺研究院的硕士生）以及新出现的新潮艺术家也频有接触。这些联系在我于1980年出国后就暂时停顿了，也可以说是一个遗憾。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金维诺老师对我的关怀和教导。金先生把我召回母校，我现在所存的在美院时期所写的稿子上仍有金先生的批语，既鼓励又十分严格。当我得到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时，金先生大力帮助，使我能够成行。几年后得以在哈佛大学见面，以后又请先生来芝加哥开会演讲，均不胜欣喜。我在学术研究上也深深地受到金先生的影响，比如后来所写的一些文章，包括对西汉时期“祥瑞纹样”、早期佛教美术、以及敦煌佛传图画的研究，都明显地承袭了金先生的学术传统。 ■ 记者手记 上善若水，赤脚交流 从巫鸿在北京住所的飘窗望出去，是紫竹院公园里的绿树和小石桥。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大幅宋东的作品，名为“印水”，这一大幅作品又可分成若干小幅的照片。照片里的宋东拿着一个木印，一次次往水里盖，这个印上刻的字是中文的“水”。巫鸿说，盖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的行政力量，变成了官方的行为，但水是自然的物质，人们想对它盖印是永远也盖不上的，这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 常年在美国的巫鸿喜欢以一种平视、平等的方式和大家交流，这体现在后来他去单向街书店讲座时，强调大家可随时打断自己的讲话，只要有问题就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还体现在去他家的那天，我说我光着脚就好，于是他也立即脱掉了拖鞋。 我猜巫鸿是喜欢水这种物质的，不光是因为他把宋东的作品摆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还因为他在后来的讲座里也几次提到了水，这次提得彻底，是从大禹治水开始讲起的。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个读者凑上前说自己的钱不够，买不起巫鸿的书了，问巫鸿能不能送给自己一本书。在人群中签名的巫鸿竟然立即就准备掏钱帮那人买书，事后同行的朋友都感叹说，巫鸿人太好。我倒是想起老子的那句“上善若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