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叶龙 唐代古文（《中国文学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点是，魏晋后中国人重视韵文，辞赋之文大盛。亦即建安以后，文学的地位提高，人们看重辞赋韵文，故魏晋后之著作，“奏议”“书说”“碑志”这几类文都用韵文写。如《文心雕龙》，书名本身便好辞藻，其内容是骈文；又如唐刘知几的《史通》，亦用骈文写成。前者为文学批评，后者为史学批评，均用骈文来写。又如，唐代陆贽是位政论家，他一生写奏议，人称陆宣公奏议，亦用骈文写。

唐时韩愈之前的有关文章的概念，可有以下四点：一是以前的文学不独立，是属于政治的，是文以载道的；二是中国的纯文学自屈原开始；三是中国的文学分辞赋与经、史、子两大类；四是建安时期后特重辞赋文学，魏晋南北朝后多用骈文写作。

我对上述文学风气，可有数点意见。

一是建安时期曹丕提出文学不朽观念是对的；二是一切经、史、子的文学不可硬用韵文，因文体不合，应用文不应用韵文来写；三是中国文章可分为应用文（即含经、史、子之文）与韵文两大类。在南北朝时代，政治并不清明，但为文多用骈丽之作。北朝苏绰出面反对此种风花雪月之文体，不准用绮靡辞藻，主张复古。到隋代之李谔，提倡公文不许写韵文，文字要庄严。

到唐代，杜甫以诗来推行复古运动，即诗以载道。韩愈出，大力提倡古文复古运动，并以文为诗，创出一条作诗之新路，又以诗为文，成为韩愈之新文体。韩愈的散文可说是纯文学的，亦摆入了日常生活中。年逾五十，韩愈冬季被贬潮州，路途遥远，交通落后，风雪中行路十分辛苦，幸韩湘子救他脱险，倔强的韩愈感慨万千，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到了潮州后，一方面关心民困，扶危济贫，一方面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工作，又鼓励当地人民男耕女织，使荒僻冷落的农村变成繁荣昌盛之地。但当地濒临南海边的恶溪，有鳄鱼为患，民间所养牛羊几乎全遭鳄鱼残害，甚至生人也要被吞食，于是韩愈用严厉之训斥及强硬的态度撰成《祭鳄鱼文》，名“祭”实“檄”，文曰：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獨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之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本来对付鳄鱼，应以武力从事，但处此僻壤穷地，不但当时没有现代化之海军舰艇，连渔猎之大船亦无有半只一艘，韩愈不得已用檄文一招，明知是精神上安慰乡民，但为民除害之心却是真诚无讹，而鳄鱼竟愿远遁恶溪归入大海。它们首先是吃饱了，吃了抛下溪中之猪、羊，其他原因可能与当时之气候、风向亦不无关系。俗语说：心诚则灵，潮州人们亦十分了解韩愈关怀民间疾苦之心情。

韩愈，南阳人。他三岁已是孤儿，依靠兄长韩会过活。退之自幼努力勤读典籍，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他不畏强权，得罪朝中官员，并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因上书痛陈关中的旱灾，得罪了主上，被贬为阳山令。但他在被贬期中，把阳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亦十分爱戴，把儿女之名字改为“钦韩”“爱韩”等等。当时他还写了一篇《进学解》，当朝丞相裴度看到后，觉得退之才华非凡，遂又设法将他调回中央任官；至唐宪宗元和十年，他随裴度征讨吴元济有功而擢升为刑部侍郎。可又因宪宗信佛过痴，退之遂作《谏迎佛骨表》以规劝主上而得罪当朝，遂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一心为国，爱民之心始终不二。退之在潮州时，曾上书感恩宪宗不杀之恩，遂调任为今属江西的袁州刺史。两年后，穆宗因惜才将他调回京城任“国子祭酒”，此官相当于今日之国立大学校长，使他得展所长，亦为当时国子监员生所钦佩欢迎。

终退之一生，他提倡恢复古文运动，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自认为孔孟传人，为文应贯穿孔孟之道。韩愈、柳宗元等力主“文以载道”，与当时政坛的改革新风相结合，成为推广儒学复兴思潮牢不可破的屏障。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陈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原道》此文，韩愈是隐隐然以传扬孔孟之道自居，依照退之一生，无论他是从政也好，写作诗文也好，确实是奉行着孔孟之道，以此作为他的终身的核心思想与为人目标，他是切实做到了。退之绝不是像别人那样，口中说自己才是孔孟的真传人，行为上却拉帮结派，只是为个人和集团的名利打算，而且对金钱私利特别看重，不惜排斥伤害曾经帮过他们的彬彬君子和好友，他不愧为孔孟的继承者。其实，信奉孔孟，任谁都可以，只要他服膺《论语》《孟子》，也便是孔孟之忠实门徒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那才不配作为孔孟之徒。

韩愈除了是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他还有另外两大贡献，提出辟佛及提出尊重师道。他特重师道，并撰写《师说》：凡可传道、授业及解惑的都应被尊为师。

再回头来说：五四运动之大毛病，在于忽略了韩愈体裁的文学而只重视应用散文，其实都不会欣赏，也不去作这种类似韩愈的文学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