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收藏家张伯驹

来源：《艺术市场》 文/尹 伊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其父张镇芳为光绪壬辰科（1892年）进士，旋以候补道任永平府盐务总办、长芦盐运使，宣统朝官至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初期曾任河南都督等职，因与袁世凯同为项城名门，乃娶袁氏之妹为妻，结成通家之好。 伯驹幼时长于河南故里，7岁前往滦州省父，后随父移居天津，就读于家塾。宣统末年（1911年）春，与袁世凯4、5、6、7诸子一同就读新学。是年秋，辛亥革命爆发，遂依“小乱居于城，大乱避之乡”的旧规，仍回河南乡间避乱。 在河南陆军小学毕业后，伯驹随父入京，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该团初时由大总统袁世凯亲任团长，袁死后，北洋系军阀黎元洪出任民国大总统，并兼任骑兵团长。伯驹在该团毕业时，年方20岁。翌年，他到安徽督军倪嗣冲处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旋安武军改归陆军辖制，他又随倪嗣冲往任长江巡阅使署担任谘议。不久，长江巡阅使署裁撤，伯驹又先后辗转在川闽两湖经略使曹锟、陕西督军张镇华等处为幕僚。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以为“内战军人身份，殊非光荣”，从此放弃仕途，一心一意协助父亲打理银行。 伯驹幼时即聪颖异常，不仅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解放后曾任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北京书法研究会副主席、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而且精于诗词（刊有丛碧、春游等诗词集六卷），妙解京昆（著有《京剧音韵》，能唱余派传统全本戏40余出。早年更曾主唱“失空斩”，自扮诸葛孔明，余派须生创始人余叔岩饰王平，杨派武生创始人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演赵云，程继先为马岱，轰动一时）。兼之家中财力冠于北省，因与溥红豆（溥侗，清宗室，曾袭镇国将军爵）、袁寒云（袁克文，袁世凯次子）、张汉卿（学良）并称“四大公子”。然红豆馆主专攻戏剧，于旁的学问不甚了了，享誉者“李龟年”尔；袁寒云才华过人，精通版本之学，但英年早逝，留给后人的东西便有限了。张学良自其父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后，愤而从戎，为中华民族做出过极大贡献。再就是张丛碧，终于成为一代学人，一位爱国的大收藏家。刘海粟先生在悼念张伯驹的文章中认为：“丛碧先生之可贵还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某些人的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明伶，而无某些人的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乃是现代人。” 张伯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纯属偶然。其时约在而立之年，最初是从琉璃厂买了一幅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此题字笔意纵放，却难称成熟；底子残破，且缺损“房”之一字，正中盖“康熙御笔”朱文印尚好，却值银无多。伯驹惟喜其“丛碧”寓意之繁茂葱茏，故自得此作后，便以之为号，而于古书画的收藏也益发不可收。其著名收藏有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天下第一法书的西晋陆机《平复帖》等。由于《平复帖》系中国已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又是汉隶到草书间过渡阶段的佳作及章草的最初形态，故历来被视为国之重宝。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的傅增湘在《平复帖》长跋中称：“自六朝以来，传世绝罕，”“惟《宣和书谱》载御府所藏二轴，一为行书望想帖，一为章草，即平服（复）帖。”“二千年来孤行天壤间，此洵旷代之奇珍，非仅墨林之瑰宝也。”张伯驹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中更认为：“无论从《平复帖》作者陆机这位文学家的作品和书法成就来说，还是从史学和关于造纸、笔、墨等等的考古学方面来说，它都是稀世之珍。”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祖籍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祖父陆逊、父陆抗皆三国时吴国名将。其以文采著称，曾任西晋时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平复帖》，牙色纸本，9行85字，有宋徽宗泥金六字瘦金体题签及宣和诸玺。据《宣和书谱》载，其作于晋武帝初，当早于王羲之《兰亭序》近百年。董其昌跋称：“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故“晋初开山祖墨”的盛誉绝不为过。 《平复帖》自告别宋宫后，流传已不可考，明万历间始再度现身于吴门韩世能家。其进入清宫前的最后一个藏家应为安岐，卷中“安麓村珍藏印”可证。但据《石渠宝籍·初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乾隆御题：“丙寅（1746年）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等因，可判断此帖当与黄子久、苏东坡等名人字画一同被傅恒收购入宫。有人以为，由于“字奇古，不可尽识”（启功先生后有全文考识），故未得乾隆帝重视，并在不久之后（约1751年）“孝敬”给过60大寿的其母孝圣宪皇太后了。其后，此帖当藏于慈宁宫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孝圣宪皇后临死前，《平复帖》等赏赐给了其子成亲王。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成亲王曾孙载治死时，其诸子皆幼，于是恭亲王被光绪指派为载治诸子监护人，《平复帖》才被恭亲王借机携回自家，成了恭王府中珍藏。 清帝退位后，恭王府的日子入不敷出，后仅凭溥心教书卖画养活一家二三十口，家境迅速中落，最终至使《平复帖》等流出恭王府。关于《平复帖》被张伯驹收藏一节，历来其说纷纭，叶恭绰、张大千等名流也专门写到过，但还是当以张伯驹先生的说法为信才是。丛碧先生《沧桑几度平复帖》文中如是说：“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我在上海，闻溥心所藏唐韩干《照夜白》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当时宋哲元主政北平。我急急给他去信，谈到这张画的重要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出国外。谁知当宋哲元接到我的信时，此画已被人带走，转卖英国。这使我非常担忧，深怕《平复帖》再被古董商盗卖外国。所以急忙托阅古斋韩博文先生到溥心先生家商量，希望此帖不要再流出国外，并表示我愿意出价收藏。但溥先生表示：当时不需要钱，如果实在要买，需出价20万大洋。这我是拿不出的，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 第二年，1937年，叶恭绰在上海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我又托张大千到北京致意溥心，表示愿出6万元大洋收《平复帖》。但溥先生仍执意要20万元，因而未成。到这年夏天，我从上海来北京，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我暂时回不了上海，只好往来于平津之间。到1937年末，过春节前，我听到溥心因母丧，需款正急。在这急景残年之际，由傅增湘先生做中人，我以4万元大洋将《平复帖》收来。从那以后，我在北京蜇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以后，又同我妻潘素从北京去西安，把《平复帖》缝藏在衣被中。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 195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动员购买公债，当时邀我出席。我在会上表示，愿把珍藏的文物出售国家，以所得款项购买公债，国家文物局当时对我藏的《平复帖》等作价20万元左右。我同室人潘素商量结果，认为以文物钱买公债，不如将收藏捐献给党和国家。于是我们将西晋陆机书《平复帖》，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书《自书诗册》、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章草《千字文》等真迹珍品献给了国家。以上诸件，现均藏故宫博物院。当时，我给毛主席写一报告，交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同志上呈。同时，把另一件珍品唐李白的《上阳台帖》赠给了毛主席。听说此件现在也存在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