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人间烟火气的贝克特

作者：张璐诗 　　9月份，贝克特书信集英文版第二卷在英国上架。据称，由丹·甘恩主持编辑工作的这个项目是对贝克特信件的首次全面整理。 　　说到贝克特，就想起一件往事，还是8月底爱丁堡图书节那会儿，记得有一个午后，天时晴时雨，巴黎的美国大学教授丹·甘恩（Dan Gunn）与英格兰苏塞斯大学的翻译家乔治·克雷格带着一批已整理好的书稿与贝克特原稿笔迹，与爱丁堡的读者分享。 　　甘恩对着屏幕上潦草得难以辨认的笔迹说，这还不是最潦草的，还有更难的。并掂着足有一千多页的书含蓄打趣：“这么厚，谁会想到贝克特写了那么多”——大家知道的那个贝克特，可是惜字如金的。 　　通过了解，我知道贝克特书信第一卷出版于2009年初，辑录了贝克特1929年到1940年对西欧文化和社会气候的看法，当时贝克特初试啼声，还没发表多少作品，信写得不多，笔调都较私人化。 　　“第二卷内容谈得更开” 　　而第二卷书信的时间跨度则从1941年到1956年。甘恩解释说，上世纪 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的战乱期间，贝克特到了巴黎避难。期间，贝克特的不少朋友，包括密友，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贝克特曾在信里简略提到过战争令人消沉，而他选择了沉默。在编辑信件的过程中甘恩感觉，与二战前相比，战后信中的贝克特显得更热心肠，收敛了刻薄。 　　这个时期的贝克特发表了相当的作品，并对视觉艺术有强烈兴趣，在这批信件中，贝克特提到了自己的写作，包括《等待戈多》，以及正在创作中的新作，还有写作中的孤独感。信里也呈现了一个有烟火气的贝克特：他也下馆子与人喝酒，他并没人们以为得那么宅。 　　甘恩表示，大部分的信件，编辑与出版都不存在私人问题。较之第一卷，第二卷的内容谈得更开，编起来更容易一些。但里面一部分是贝克特写给年轻的美国情人帕米拉·米切尔的信，甘恩整理筛去了部分“不足以外人道”的内容。 　　1954年前后，贝克特与帕米拉有过一段情事，但不久，贝克特就因两人生活现实的差距而心生不安，遂有意与帕米拉保持距离，但同时仍保持通信。有时他与帕米拉谈论萨特，建议她去读加缪的《局外人》，有时则会同她分担他对弟弟身染肺癌的担忧。在他的一封信的结尾，他写道：“都柏林忧伤但美丽。夜晚仍然漫长，我看出窗外，古老的海仍在诉说古老的故事”。 　　充满纠结的性格 　　在编辑过程中，最令甘恩惊讶的是，贝克特经常提到要废掉自己的作品，比如在快到知天命之年前夕，他嚷嚷道“上帝啊，我太讨厌我写的东西了，这一万八千个在人世的日子，简直一事无成”，在时而浮现的焦灼时期，他不止一次抱怨“就像往葡萄酒里兑水，可水兑得太多尝起来就像过期了”；“用英文写作越来越难了……”。 　　与此同时，他又竭力捍卫自己的作品能原封不动地出版。在编辑过程中，甘恩感觉这相互矛盾的两面“颇令人费解”。 　　在1949年的一封信里，作家提到，他感觉“以后留下的只有小说，戏剧什么的都会被淘汰”。当时贝克特在乡下有一处宅子，他在信里经常提到园丁活儿，尤其“沉迷”于挖洞植树，并流露出不久将离开人世的自觉。他的一封信以这么一句结束：“就让我们被鱼吃掉，然后在水里做爱吧”。 　　贝克特在给朋友们的信里，一般都以昵称“山姆”署名，但向出版社编辑“讨伐”的书信除外。在贝克特的大半生中，作品一直被爱尔兰官方所禁，即使有出版社同意出版，通常都要以“常用词”替换掉作品中多个“不寻常”的用词。贝克特常为此懊恼。 　　这里面就有他与时任图书编辑西蒙·波伏娃之间的一个段子：贝克特不满波伏娃对自己书稿大删大改的处理，遂去信坦陈了一番，措辞并不拐弯抹角：“我读过你的书，这次写信不是来吵架的，坦白说……”。不过最能体现贝克特性情的是，1953年，当作家好不容易找到了愿意出他书的美国出版商后，先是写了一封表示对文稿处理结果不满的信，措辞讥讽辛辣，寄出以后，却立即请人家出来吃饭。 　　关于乔伊斯和卡夫卡 　　贝克特极少接受采访，尤其对有关作品诠释的问题一概以“那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打发掉。唯独在《等待戈多》发表一年后的1954年，贝克特自己开口，谈起乔伊斯和卡夫卡对自己的影响来。 　　他提及自己1928年与乔伊斯在巴黎相识，但澄清自己“从未当过他的秘书”，只是在乔伊斯写作《芬尼根守灵夜》期间帮过一点忙，两人见面也“从不谈论文学”，最后一次相见是1940年。贝克特写道，自己一直觉得乔伊斯很伟大，后者对他的道德感影响很深，但贝克特也很早就看到了两人在艺术观念上的背道而驰。 　　至于卡夫卡，贝克特写道，一读就觉得“像回到了家”，反倒因此而很快就止步了。他同时也提出了卡夫卡作品中相对于“在别处”与“疏离”的悖论。 　　1956年，贝克特发现了一位他极为欣赏的文学青年，后者向他讨教，他回信道：“我讲了一辈子废话，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还是请你在忙活儿的间隙，停下一阵子，来为我们歌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