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超光速粒子的发现 回头再看当初索卡尔“诈文”事件的启示

下文虽是去年的文章，但还是很令人深思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隐去了相关人士的姓名，只对事件本身作为讨论和反思。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人类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家可曾想过呢？对科学的新发现和更新我们每个人都有怀疑和恐惧的心理，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做促成哥白尼被烧死的那种人。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启示（转帖）(2010-08-26 14:14:32) 日前，我正在准备写一篇长文分析为何海外八十多名学者会联名担保某学术界人士没有抄袭，在网上却看到了郑也夫先生题为“比抄袭更恶劣的学术丑闻”的文章。在文章接近结尾处，他表达了一个独到的观察：“我们注意到，签名者中很多人是以批判西方文化霸权、西方中心论、后殖民主义闻名学术界的。遗憾的是，他们的公开信体现的恰恰是他们一贯批判的那种丑陋行径，他们言行的分离恰恰是老殖民者的惯常表现。”这个观察很贴切，但关于他们是否言行分离的问题，还是需要多费点心思加以斟酌的。 索卡尔事件及其主角 首先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批来自大洋彼岸的公开信签名者中，有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都在14年前的“索卡尔诈文事件”中被弄得声名狼藉。这三员大将的名字是：洛宾斯（Bruce Robbins），罗斯（Andrew Ross）和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其中的詹明信在中国学界最为著名。 那么，这个震撼西方学界的“索卡尔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索卡尔（Alan Sokal）是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同时也自认是一个政治上的左派，女权主义的同情者。但是，受到一本题为《高级迷信》的书的启发，他觉得他的政治上的同盟，特别是被称为“学术左派”（academic left）的那些人，竟然日益趋向否定学术的内在标准，在理论上竟然把学术话语都化约为以争夺社会地位或话语权为主旨的政治之争。他们甚至把数学公理、物理学规律也看成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甚至大肆提倡对“科学话语霸权”进行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抵制。 女权主义者中的某些理论左派，在认识论上把以求真为主旨的自然科学当作男性话语霸权的极端表现，或者把自由公正等概念看成是男权社会压制女性的话语工具。索卡尔宣称，他对这种将理性混同于偏见、将学术论证归结为意识形态争执的“后现代”时髦，深感焦虑和困惑，但对这种困惑是否源于自己对人文学术的误解又不太有把握。 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实验，给当时学术左派的阵地《社会文本》杂志投了一篇稿子，在这篇稿子里，他模仿这个杂志中的文章的风格，将量子物理学中的术语、后现代领军人物的常用术语还有他自己恣意捏造的词句，模仿“后现代”的风格拼接在一起。在结尾处，他则直接迎合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取向，宣称量子物理学的发现完全支持关于科学真理的“社会建构”论和文化多元论。此外，为了检验杂志编者在审稿过程中的责任心，他还在行文中间或插入一些凭常识就能看出来的低级谬误，看看编辑是否会放行。 结果是，这样的一篇毫无学术内涵的“诈文”，竟然被作为正式论文全文发表！紧接着，索卡尔在另外一本杂志上抖了包袱，宣称他的实验足以表明，《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们已经放弃了有学术水准的真学术，而代之以冒充学术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索卡尔认为，他向公众抖露出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为了将自己认同的政治左派和女权主义者从迷途中拯救出来。只有回到摆事实讲道理的正道上来，才能真正把左派政治实践和女性解放运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这件事即刻以丑闻的方式进入《纽约时报》头版，震惊了学界内外。随后几年，从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学界名流到一般的公众都卷入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以《社会文本》为代表的那种“学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笑柄。时至今日，相关的评论和辩白仍在进行，索卡尔事件成了讨论学界职业伦理问题的经典案例。 意欲颠覆学术的“学术” 最值得玩味的，是索卡尔戳穿西洋镜后《社会文本》的责任编辑洛宾斯和罗斯发表的回应文章的内容。他们避而不谈他们评判一篇论文学术质量的标准是什么，也不解释他们为何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错误都发现不了，而是在索卡尔的动机问题上大做文章，还反讽说，索卡尔的做法为他们研究科学家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文中还强调，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他们政治左翼的内部倾轧。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大可不必啊！” 最具恶搞效果的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一名软件专家编写了一个程序，叫“后现代文本发生器”，放在网上，让任何人都可用一个点击的动作完成一篇所谓的“后现代论文”的“创作”。在他看来，用他的程序自动生成的“后现代”文本与《社会文本》上发表的论文几乎不可分别，都是由生涩而不知所云的语句拼凑而成。 其实，在我看来，索卡尔事件揭示的，与其说是以“解构”为基调的后现代哲学的一般性学术品质问题，还不如说是以“文化研究”为旗帜的一个貌似的学术群是否采纳了一个基本可靠的非政治的自律标准的问题。人类“文化”当然很值得研究，但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以求知探索的态度去破解文化之谜，而是先把所有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东西贴上“文化”的标签，然后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解释来排斥化解任何普适的学理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难怪，他们对索卡尔关于圆周率π和万有引力常数G都具有历史相对性的荒谬陈述都可以表示欣然接受。 所以，当索卡尔试图揭露他们抛弃了传统的学术标准的时候，也许他们正躲在墙角发出阵阵冷笑呢。他们可能心里在想，你傻呀，我们要颠覆的正是你们自然科学家这个独霸天下的“文化”群体奉为神圣的所谓理性原则，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我们不便明说而已。这些人都持有反启蒙理性的基本态度，把对普遍理性持有信念的人当作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不是学术论争的对手。所以，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促进“多元文化”的学术发展，其实是在争夺话语权。团结一致占领阵地，这就是他们共同遵循的惟一行为宗旨。 另一种言行分离 在经过索卡尔事件洗礼后的西方学界，恐怕没有人会在自己的学术声誉遭受质疑的时候，把当年《社会文本》一方的主角洛宾斯和罗斯还有其领袖人物詹明信请出来为自己担保的，因为不管你自己站在哪边，他们的担保，在大多数听众面前，就相当于抹黑，适得其反啊。 中国学界对索卡尔事件印象深刻的人并不多，而对于这些“大腕”们为何联合签名挺那位学术界人士，为何能在这时凝聚在一起做出违反常理的奇怪举动，更是不易找到破解的线索。 现在，我们有了以上的背景知识，就可以解开郑也夫教授关于他们怎么“完全不像是西方学术背景的人”这样的困惑了。原来，这是一帮摈弃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认知标准和价值诉求的造反者。你去看看他们大部分人的学科取向，就知道他们是为何走到一起的了。他们反西方文化霸权、反欧洲中心，反男性中心的原本正当的政治诉求，在“解构”、“多元”、“文化批评”、“社会建构”等等名目的渲染下，变成了拒斥所有理性原则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认知相对主义的呓语。但是这种所谓“理论”是不能在学术的意义上被直接宣称的，因为一将其说出就会导致自相矛盾。 认定了这种境况之后，只要这些人达成在中国谁是“自己人”的共识，认为保护其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阵地战具有重要性，他们就会挺身而出。至于其到底在“事实”上是否抄袭了，按照他们的“理论”，那并不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去发现，而只需要站在“正确”立场上去“建构”、并能在声援信上找到有力量的托词就行了。 这样，他们的联合签名之“壮举”很是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主张，但这种主张本身内在地应承了某种“言行分离”的正当性。就这点看，不管是左还是右，所有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任一方从来都是把编造谎言的行为正当化的。 我们的底线 西方的左派们想要改变现状中的非正义，这个我赞成，但前提是，先要理性地研究一下现状的哪些方面属于真正的非正义。女权主义者要抵制男权社会的压制，这一点我也坚决支持，因为男人女人本就应有对等的尊严，但这个论断已经预设了人的尊严是一个跨文化跨性别的普适价值。 我知道人类的认识活动很难免受文化习惯的干扰，但我们在学术规范上的严格要求就是为了克服这种干扰和减少由此带来的偏见，而不是干脆宣称认知本身就是最大的干扰、规律本身就是最大的偏见。 最后，我们学界中人，作为自律的最低要求是不抄袭不编造，而最高的要求呢，还是我的那句老话：“将讲理进行到底”。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