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

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 胡乔木 《人民日报》1985.06.30第3版 考古学家夏鼐同志的突然逝世是我国和世界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 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历史上只有从北宋（十一世纪）开始的可以说是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到十九世纪末年以后，又逐步出现了研究新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的甲骨文学。但这些都不是从事科学考古发掘的成果。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是由本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的掠夺式的发掘开端的。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第一批考古学者开始了自己的田野考古发掘，在北京房山周口店、河南安阳小屯和西北岗、山东章丘城子崖等地获得了重大的发现。但是由于人力薄弱和条件困难，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余年间，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空间上主要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所发掘的遗迹在时间上主要限于史前时代和商代。这种状况在建国近三十六年来是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考古队伍已经从解放初的极少数人发展到参加考古学会的会员近千人，已经掌握了科学的考古理论和技术手段，并且得到了有关的各个工作部门和科学专业的合作，因此，他们的发掘工作在空间上已经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所发掘的遗迹在时间上也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扩展到秦汉及其以后各代。发掘所得的大量珍贵资料，大大刷新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科技史的面貌，震动了世界考古学界，使学者们认识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英国丹尼尔语，转引自夏鼐同志主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夏鼐的前言）。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１９５０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夏鼐同志的毕生心血，部分地凝聚在他的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我不熟悉考古工作，在这方面不能多说。只想在这里介绍一下他在今年３月１０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一文中的一些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把考古当作“挖宝”，反对任何个人利用考古工作“赚钱”，“买卖和收藏古物”，要求所有考古工作者“不怕吃苦”，“一心一意为了提高本学科的水平，而不计较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不羡慕别人能够得到舒服的享受，也不怕有人骂我们这种不怕吃苦的传统是旧思想，旧框框”。他举了好几个亲身的经验。例如１９４５年四五月间，他在甘肃洮河流域一个人单枪匹马搞调查，凭着两条腿翻山越岭，有时好几天只有煮土豆当饭吃。又如中国考古学会（他被选为学会的理事长）１９７９年在西安开成立会，有人提出，会后可否就近顺便参观敦煌千佛洞，这也与业务有关，可以报销。他说：好家伙，“顺便就近”去一趟，你知道敦煌离西安多少里？三千六百五十里。你们要去自己设法，会议不能组织参观。这是多么严肃的态度！他的一生，无论对于治学、治所、对人、对己，就都是在这种严肃的态度中度过的。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学者，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他是１９５９年３月由尹达、靳尚谦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我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才认识了夏鼐同志。我了解到，考古研究所当时在社会科学院是工作秩序最稳定的所，主要是由于它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的支持下，早在１９６８年就开始恢复工作——对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进行发掘。１９７２年，夏鼐同志正式“解放”，重新担负了领导职务。我在认识了夏鼐同志以后，跟他有过不多几次的个人接触，每一次接触都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勤奋、朴实、严格和正直的形象。浪费时间人力物力，敷衍塞责，信口雌黄，口是心非，这一切是跟他无缘和他所深恶痛绝的。在任何问题上，他决不隐瞒也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除了１９８２年我请求他和钱钟书同志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得到他们勉强同意以外，在他面前碰壁我记得是常事。例如，他不同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因为条件不够。我虽然执行了多数的意见，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今年３月２２日，我曾经到他家里去看他，希望劝说他担任研究生院的院长，谈了两个小时仍然没有成功。我在临别的时候说：这次谈话还没有完，等你出国回来以后再继续。真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他比我大两岁，但是精力比我充沛。他是６月１７日下午５时左右准备出门时突然发病的，不满两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啊，我们丧失了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科学家和共产主义者！他在我前面引用过的文章里说：“在学习马列主义方面，我们考古工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不是学得太多，多得消化不了，而是太少。”又在结尾的地方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搞考古工作的，脑中有些‘古旧’思想也是自然的嘛！”愿夏鼐同志所说的“古旧”思想，在我国的学者、党员和人民中，万古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