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集| 林渊杂记
来自：杮生(不覺終卷)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近来写乡愁的文字渐渐多了，大约也应属于清谈一类，至少是没有前进思想的，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就是颓废。也有人加以种种解释，但无论如何是与时代不能拍合了，似以少作为是。然我想颓废之后也未尝没有苦痛，苦痛而作为颓废的样子表现出来，乃是更深的苦痛，或即是苦闷。张季鹰思莼菜鲈鱼，其动机不全是味觉，乃是在憧憬着另一个理想的境界，即作了“性本爱邱山”的隐士，亦是因为五斗米的问题，而愿守拙归田园也。不回故乡已竟十年，听说家中变作防军碉堡，老亲踯躅于途，弟妹俱各远适，实在不能不有所撄心；古人一不高兴可以归田园居，看门前五柳，作羲皇上人，如今我们正因为回不得家乡而飘沦在外，则与古人又不相同。然则写几段怀想的文字，似当获得读者的谅解耳。
天气渐寒，江南尚在落雨，牧之诗“秋尽江南草未凋”，俗本“未”作“木”北人遂不及知。今日我身处吴会，才明此指。家乡来人说，棉衣服早上身了，因翻日历，居然立冬早过，小雪相近。北人视立冬为重要节日，我乡农家，均于此日决定佣工的去留。秋天杂粮收割已毕，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收拾进房入仓，委实是斗酒自劳的时光了。冬日无事，不重要的佣人遣去，可以节省一点，好像我在《语稼》一文略已谈之。这时园林肃穆，只有小麦还微现青色，肥美的园菘，一车一车入市求售，我记得十六七岁时，现银一元，可易三百斤，今日说给你，不知信也不信。在广大的平原上，只有背着荆筐检拾驴马遗粪的勤苦老人，踽踽的走着，我曾见赵望云写生集有过这样题材，非常触起家乡的景味。靠山的地方，牧羊儿善放野烧，我外租家离山最近，冬天又每为母亲归宁的定期，于是我常和牧儿去烧野火，晚间在较高山坡上烧，更有意思，常可延长一两个小时。还有一种好玩的事，就是在冰上打滑擦，此即简单之溜冰，而较穿了数百元一双的冰鞋者更为健康简单且有趣耳。吾家距河甚近，在小学时都是于放晚学后约齐到河沿上去，我们将岸上积雪洒向冻结了的河床，使冰凌益增其滑度，然后从远方蓄势跑下去，两腿稍离开，身体半斜，可以一下子滑出几丈远，也有因为技术差而立即跌倒的，则必为同伴所笑。我是体笨的人，总是在岸上看的机会多，难得下去一次。河东和河西的学生，显然分成两派，而入私熟者与入洋学堂者尤龃龉，某年冬天，遂大冲突起来，晚学放过，把滑冰的游戏，一变而为战争，始而是隔河互骂，继而投掷砖瓦，最后则冲锋过去，用七节鞭长矛关刀之类大杀大砍，每天读的小说正是《彭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等，而平常看社戏，也不出八蜡庙落马湖云云，不免以展雄飞黄天霸自命，后来差一点酿成人命，校长处罚了若干同学，才把战事停止，许多同学，今日早已不知下落，亦有少数已在大学或中学服务者，不意也快二十年了，光阴在回忆中总是这样快。
提起社戏，更使人怅惘不胜。年岁承平，乡下人很喜欢化一点钱，在市镇上娱乐几天。不要说戏台下面饭棚子的肉馅煎饼很远的便可以逗人馋涎，就是那个卖自制荷兰水和镶眼补眼的江湖术士，唱着不三不四歌诀，不也可使人们团团围住感到极端的有趣吗？像鲁迅先生所写的坐了乌篷船看社戏的经验，我们是没有的。北方都是驾了车子去，车有两种，一种即是从先京官司常坐的轿车，有很精致的幄帐，铺垫，骡马的步伐要经过相当训练，既快且稳。即车轮的响声，也要清脆而及远，我幼时家中有两部，社日我必和曾祖母一个车去，老年人喜欢幼年人，其实幼年人是不大高兴老年人的，我很听话，也就不加抗议。另一种车乃是运物的大车，没有固定的篷子，牲畜也可以随便增加，在各种装饰上皆是极原始而质朴的，因为平常仅用以拖农作品，甚至运粪，小康之家，没有轿车，在这种车上加上席制的芦棚，谓之蒲笼车，也可以避日避雨，但较之轮车，恰如白篷船与乌篷船，不免相形见绌了。无论什么样的车子，在野外舞台之下，都要停在至少五十公尺以外的地点，布成半环形，而将前面的空地让给直立的观众。因之在人语嘈杂万头攒动中，车上实在看也看不好，听也听不好。不过我们要明白，看戏的意思初不在戏，乃是在嗅一嗅那喧阗热闹的空气，我想乡人生活只怕太简单了，不能不借社日来补充一番，所以我乡称看戏为逛庙，逛的意思，正指游玩，《水浒传》中“车马往来人看人”，殆即此景。社戏的日子，则根据庙中神像的生日而定，例如四月十八者，娘娘生日也，曰娘娘庙，在《帝京景物略》则曰元君诞矣。三月二十二者，药王生日也，亦不知此药王是谁，反正有庙会斯为一般人所欢迎而己。俗曲中有所谓《刘二姐逛庙》者，慎勿以为如在北京之游览寺观，斯不至望文生义矣。
庙会亦即是百货云聚的日子，搽了脂粉的村女可以买雪花膏梳头油，也有金质的首饰，都市中过了时的估衣，老农可以买一顶新草帽，选购收麦和收秋禾用的家具，给自己的小孩子买一点花布等等，如我，志在买一条有银色的长矛，鬼面，和假胡须。此外则希望从邮政局取到新寄来的少年杂志，还有一种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纸板雕成唱滦州影戏用的偶人，这种纸偶，刻得和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而身体各处关节，都是活的，用铁丝系以细高粱杆，可以在夜窗灯下舞来舞去，唱着戏剧中的辞句。同时身体与头部是可以随便离合的，如果战场失风，不防一刀两段，更可将同一身体，换种种之头，忠奸贤愚，听你之意，我们常常在上手工课时，偷偷用图画纸雕刻各式各样的脑袋，以便配到身子上玩耍。有一个同学专会画人物面孔，我们不免求他代为设计，他又能在石板上把戏剧成出的画下来，边画边唱边说，弄得大家上自习时都围了他，听他一个唱独角戏，他尤其善于画马，三笔两笔，神采奕奕，可惜半路辍学就商，不然也许早成为徐悲鸿第二了，因为环境的逼迫，不知埋没多少人才。
社戏既又称为庙会，有时也附带迎神赛会，这完全是民间艺术的表现了，而且连组织也是纯粹民间的。他们平时作农作工，到冬天就按性之所近演习起来，唱秧歌的要踩高跷，耍狮子和龙灯的，要练身段，参加五虎棍和少林会的，便不折不扣的真刀真枪对打对砍。此外像小车会，大头和尚度柳翠，老汉背少妻等，专以可笑使乡人快意者，也要加以相当的练习。我在外祖家，常于冬日深夜尚不回家，原来正迷恋于秧歌之跷工与五虎棍之相打。秧歌有人说是东坡先生编制的，那自然是有点借重眉山，然其组成，固颇可爱，有渔翁渔婆，樵夫，大家围起来唱着，脚下都登着高约三尺的木跷，这也如希腊古优穿高底靴一样，原始艺术在野外演出，非此不是以使观众易于看到。唯此种跷工，遂成专技。就中尚有一公子，一小家碧玉，一卖豆者，似是表演春日男女互挑，以歌相应答，而卖豆童子则时时从中捣乱，且歌且舞，配以冬冬的腰鼓，实在是很有趣的。可惜那些歌辞我不记得，想必有不少很好的东西罢。五虎棍是要打扮成黄天霸窦二敦诸人的形状，穿着舞台上常见的服装，道过简单的说白，就相打起来，这想着好像没什么意思，然小儿正要在那个黄天霸的身上满足自己的英雄欲望，遂亦有不少的人随在后面不肯远去。《东坡志林》所说三文钱去听《三国演义》，骂曹操而喜关羽，与此相近。小车会者，一人扮村姑，坐手车上，实则车乃洞板为穴，扮演者的腿，照常在地下行走，车上所见盘起来而有缠了脚的腿，却是假的，把莲足展览一番，亦是乡人色情的要求乎？推车者是端起车子走，其节奏须与村姑动作相合，仍有一人，扮作无赖少年，招蜂引蝶状，打折扇与村姑相调，载道派的大人先生，多戒家人不看此会，以为风化攸关，而我辈小孩，深以为有意思，对于那一个村中某人扮演坐车村姑出名，正是有口皆碑的称道着。并不计算教训云云也。然最具讽刺幽默之感者，要算“灯官”，一人扮作戏剧中之豆腐脸丑角，戴纬帽，官也，骑于木杠上，两人荷之，又一扮丑妇人，荷如官，则曰官娘子，看者得随意揶揄，所以哄声时起，失舄落履，大为热闹，名为灯官，想在当初常在上元节演此，盖今日我乡仍以正月迎神赛会为多也。小民对于所谓“官”者，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官逼民反大家揭竿而起以外，轻松的，无伤大雅的，这样来他一下，大约作官的也哭笑不得罢？但亦好像三代以上了，说不定像后来的世界，这种把戏也不作兴的，讽刺幽默本亦曾被厉禁也。
节日是社戏以外各区域通行的休息的日子。年节自然最重要，约可休息十天，中秋正在农忙，吃而不休息，端午获麦，例如中秋。儿时新年的记忆还很鲜明，因为三百六十日才有一个除夕，到底是不平凡的日子，而且这一天的气象也的确与平时大异，灯火比平时多了几十倍，不免使整天盼着新年来到的孩子们心头格外明亮爽快了。我在许多地方过年，好像无论在哪里都比不上北京和离北京只有一百多里的我乡热烈而富于情趣。似乎别的地方，在生活上已经没有任何余裕又像是一个人已经衰老，看了岁月 ○○，除忧愁与怅惘外，再没有喜悦之感。我乡则顽强的与生活奋斗之余，还保留着一点孩子好胜与稚气的心理。即如北京，在风俗人情上，诚然古旧舒缓，而在新年时，则又较其他都市都活跃而年青，想在北京住过十年以上的人，皆有与此相同之感的罢？求学时期，对年假的期盼，比暑假格外殷切。我每次都是买好几瓶一得阁墨汁和羊毫笔，预备到家后应付邻家老人要求写春联。他们穿着毡制的厚重鞋子，在长才及膝的夹袍上加了特大的马褂,旱烟管自是不可离的，见面喜欢亲切的叫我乳名，又必须夸一阵长得高，学问好，字也写得好等等，年青人心中或许有点厌烦，如今在城市中每天所见总是俗恶的洋装和市侩式的短打，一件衣服上增加若干不必要的纽扣，说话乌烟瘴气，朋友长，朋友短，转忆那许多笃厚的面孔与装束，真好似不易再睹了。找一个公共集会的地方，例如庙宇或学校等，接受着源源不绝的书件，父亲也以喜悦的眼光看着，好像有些高兴，不时有人进来吵闹一阵，原来是讨债的纠纷，没人理会，没人劝解，遂亦作罢。这种太平时的麻烦现在想着都成可爱，盖近日乡下人来此，说是几年以来早已无年可过，只有天天活埋人的新闻了。
这雍穆的景象在镇市就更明白，腊月集期有比平时多出几倍的乡人，买酒的人背后成一座小山，口袋里至少有个廿斤重的陶罂，神纸，蜡烛，香料，各式各样的摊子，使街道上拥挤得走不过去。卖馅饼的锅子里如社日一般的放散着牛肉的香味，我读莫泊桑小说A Piece of String时，记那个老实的乡下人赶集，所遇到的景象，很容易与乡镇年景起联想。小孩子顶高兴的乃是画棚，木刻板画还未尽绝迹，莲年有余，日进斗金，满门吉庆，福禄寿三星等代表乡人普遍心理的木刻画到处都有，不一定在棚子里，商店外壁上也可悬上若干，作为临时展览的所在。不过这种画到底没有“天津锅店街东华石印局”印的新式石印年画受欢迎，老太太管这种画一律叫做“胖小子”，意思是多福多寿多男子，年青夫妇为了怕羞不肯买一张子孙满堂的石印画，老太太还得叨唠着，另外托人弄一张挂在新房里。至今我怀念那种画着“一家团聚过新年”的木板画，孙福熙君在《北京乎》中记云：“有一幅是比较写实的，画上十个大字：
“新年多吉庆，閤家乐安然。”
一间大堂屋中，上面四盏外绿内白的磁罩洋灯下光阴。两个大花窗子下各有一坑，左边坑上是一群小孩在掷骰子，右边坑上是一桌菜，男女老幼五人在聚食，五人以外，旁边一个还不会多吃饭的小孩，爬着玩。两边坑上很整齐的叠着绸被，红绿相间，上面是枕头。室中方桌边三个女孩子忙着作饺子，北京人除夕且作且吃几乎要吃一夜的饺子。怎么知道他们忙碌呢？他们神情是忙碌着的不必说了，他们不肯停手，饺子装满筐子了，不是自己搬开去，却让一个小孩子顶在头上送过去，看看这一点很可以知道他们忙了。也因为忙的缘故，他们各让自己的小孩自由，不加干涉。女孩子天生成的不惹祸，永远是文雅的在母亲袖边，看桌上的忙乱。一个男孩见那个小孩用头顶饺子筐，他妒忌了，伸起手赶过来说，“让我顶！”你想，给他一撞，桌角上的一盏洋灯与一支烛台上的火光都抖抖的窜起来了。成筐成筐的饺子由一个女子在整理，一只猫坐在桌上管饺子，十分的丰富与盛平景象。人家说：“那个猫儿不偷腥？”然而这个猫儿，听话又聪明。你说它吃得太饱睡着了，我要为它担保，你不看见它旋转着耳朵在留心吗？每张坑的旁边有一灶，饺子已送到左边灶上在煮了，一个妇女持勺子在搅动。右边的，已满锅的锅头，也要开煮了，灶君在神龛中闭了眼睛看着这些事。左角四只大筐，写着：“金银满囤，”每个筐中满是金银钱币与珠玉元宝，火光腾腾的照在扶杖的白胡子老人与中年男子的旁边。一个怀中抱着的小孩，不知什么事，推开娘身，硬要去玩一回。我似乎听到铃声，一看是挂着红球的一只吧儿狗向门口走去，两个工人，一个提壶，一个双手捧火锅进来。门口红地黑字的联语是：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门上是玉堂富贵图。一只猪一脚摆进来了，我也不知道它来是干什么的，大概是亥年刻板的，那末是辛亥革命的一年刻的，还是更早，已亥年？”
这文字可算得委曲详尽。中国人有什么企盼呢？如周知堂先生在《中国思想问题》所云，还不是饱食暖衣。孟子所说的七十者帛食肉，黎民不饥寒，幼时觉得真乃稀松平常，但现在想想，实在已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境界。无怪乎活在我们三千年前的先哲已经在心向往之，大约自时间空间两方面计算，这种乌托邦还都只成其为乌托邦也。孙君的题目叫做《画饼充饥的新年多吉庆》，《北京乎》出版期乃一九二七年，距今日亦十五年以上矣，那时候看此景象为画饼充饥，此刻便连饼也画不起来。最近几年不知北京的年画还有没有，按一般事实在估计，也许早就打在“节约”之内。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木刻的年画，已不多见，画年景的，都是劣品石印，在吃饭的方桌上悬着荷叶罩子的电灯，煮饺子的新媳妇则着高跟皮鞋，小孩子也有半段洋服，使人感到一种没落与不争气，果然，随着国步也渐渐艰难，而过新年逐只成为记忆上的事情了。
虽然亦概叹着赋课的烦重，兵差的络绎，到底那个时候还有几天承平可享。除夕晚上，我和叔叔共同工作画好花草和贴着种种诗句字样的纸灯通点着了。大街上卖冰糖葫芦的更起劲的吆喝着，父亲把擦得雪亮的保险灯带子悬得更高，炭炉上燉的水咝咝的要滚了，长工将格式各样的糖葫芦买来父亲分给我们吃，第一个到我们家辞岁的一定是六祖父，这个有点傻气的老人，不肯叫他儿子上洋学，每天过着糊涂日子，把农产品大半被佣工偷了去，说话有点口吃，一进大门必高声对祖父说：“二哥在家吗？今年年三十天气真好哇！”我们都偷偷的笑了，迎接进来，祖父和他，还要相互谦虚让着贺年禧，多半在这当儿我们这些孩子也结成一大队去族人家里辞岁了，我平时少出门，领队的不是比我小的国壁便是七叔，他们真是长于辞令，边走边说，把我们都逗得哈哈地笑。若遇见长辈也出来辞岁，就说：“大叔，我在你家给你磕下了。”意思是我已经在你家给你贺过年禧了，现在不欠你的债，磕指叩头，不磕头算不得贺年也。这种跑东跑西乱磕头的事，乃变成孩子们的有趣游戏，而且是一年一度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的老太太，穿着新布棉袍的老头子，如北平儿歌所云：“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一只新毡帽。” 盖确有年轻的征象，而涌起多少欢喜之思，虽然人也随岁月老去。质朴的人，不过抱着“天增岁月人增寿”的观念，固亦无我辈之无端惆怅耳。
女人们换了新衣服，平常轻易不出门，元旦也得解放，仆人则多半去赌博了，掷骰子或是踢铁球，小孩子得便，也参加进去。年初五以后开始走亲戚，古道上有新婚男女坐了车到岳父家去，步行者也衣帽一新，提红纸包的点心，小孩子到外祖父家里，可以得不少压岁钱；吃得新布袍上渍满油污是不用提，若是有迎神赛会和社戏，那就更疯狂起来了。
岁时伏腊走村翁，当此文刊载时，也许正要过着所谓“新年”，但是我们从那儿去领略一点年轻的感觉呢？连青菜也贵到二百元一担，昨天我们学校的工人S，把老母和妻子都从二千里以外的家乡接来了，说是已经没饭可吃，他的弟弟则将房舍和田地一总卖了四万元，到上海去谋生路，也不究竟如何，孤注总是掷了。我想着里中小儿，还有没有到河床上打滑擦的兴致呢？北京还有没有饺子吃呢？写了这样没意义的文章，正是要表现一句我常想起的话：
“满目悲生事”。
三十二年十一月尾
（原载《风雨谈》1944年2月第9期（春节特大号）。并收入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4月初版《两都集》。纪英楠先生校对整理。文韬先生提供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