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周少川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20世纪初叶，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陈先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以其爱国主义的巨大热忱，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对我国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总结和改造，以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研究为阵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陈垣先生勤奋治学的一生，是精益求精、开拓进取的一生。尤其在晚年，他不顾年高，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他耕耘不息，七十多岁以后依然撰写了40多篇史学论文，主持了整理《册府元龟》和新旧《五代史》的大型项目。陈垣先生晚年的史学放射出新的光彩，本文拟就他晚年的史学成就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前辈和师友。 一、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思想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北京解放后，他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他发现“我们所向往的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注：陈垣：《党给我新的生命》，《人民日报》1959年3月12日。）。新中国建立，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给当时许多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陈垣先生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为时代所感奋和召唤，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不断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这一思想对他后期的学术影响颇大，对此，陈先生曾有多次的表述。比如，在1950年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就对自己以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方法进行了反省，认为从前的研究“谈不到大众化，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糊里糊涂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知为谁服务”（注：见《光明日报》1950年6月5日。）。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更谦逊地说：“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起，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故所著多不切实用之书”（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陈先生代表哲学社会科学部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为人民贡献的方向。在检讨旧时代的科研工作时，他说，“解放前大多数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单干户’，各人搞各人的……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更难得有合作。结果常常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为学术而学术’，脱离实际，对国家和人民不可能有多少贡献”。而现在，“我们可以按照人民的迫切需要、国家当前的任务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了”（注：见《人民日报》1955年6月1日。）。 陈垣先生晚年大力提倡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种学术思想的升华，决非一时应景之说，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学术经世、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的古老传统，陈先生正是继承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当然，他对史学时代使命的认识又与传统的史学“经世致用”有根本的不同，历史上史家讲“经世致用”，多数是为封建王朝提供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陈先生的出发点则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全社会。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着意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注：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著书立说，斥敌斥伪，用史学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他在晚年受时代的鼓舞，学术思想升华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境界，正是他原有思想基础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而这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又将“有意义之史学”进一步提升到科学认识的新高度。 陈垣先生晚年学术思想的升华，还表现在他不顾年高，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北京解放后，先生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列、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中，他说他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其他文章，“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注：见《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此后，他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还有其他经典著作”（注：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陈先生在谈到自己史学思想由钱大昕考据之学，到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全祖望故国情思之学到服膺毛泽东思想的4次转变时说：“解放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注：见《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虽“时感不及”，但他奋起直追，以七十多岁的高龄，通过自学，参加政协举办的学马列讲座，参加土改运动，访贫问苦，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 从陈垣先生后期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和分析历史。他在1958年所写的《学习历史》一文，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等基本问题。他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人类历史，首先就是劳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科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进程，英雄人物自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推动力量是人民群众。学点历史，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会迷信个人，迷信权威，可以培养我们群众观点”。“学习历史还可以培养我们的唯物观点、革命观点，并且可以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学点历史，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是为了在历史上学习斗争经验，吸取教训，更有效的进行革命和建设”（注：陈垣：《学点历史》，《北京日报》1958年7月12日。）。在陈先生的其他著述中，也体现出不同以前的进步的历史观。比如，他批评封建官僚动辄将侍者称为“奴子”（注：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2页。）；相反，则表彰封建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起义的事迹（注：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73页。）。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重印后记中重新审视旧作，谦虚地称此书“限于当时思想认识，过于重视知识分了，看不见人民大众，致立论时有偏颇，此则有赖于高明之指正者也”（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0页。）。这些都体现他重视人民大众历史作用的思想。他还注意以新的史观来对待民族关系问题，在指导他人写作时对于把元朝统治者泛称为“蒙古”，或将元人称为“蒙古佬”的做法予以纠正（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81页。）。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陈垣先生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依然贯彻了他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史学研究和论著中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用。比如，他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书审查意见》中，就批评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指出该书在要籍后所加“需要我们批判的来理解”、“需要我们批判的来领会”的按语意义不大。他认为，“其实所介绍的历史要籍除几种工具书外，何一不应批判的理解”，如果要批判，就应有真实具体的内容，光贴“批判”的标签，“似可不必”（注：《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60页。）。他在《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中，更是批评了那种从教条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否定史学传统和遗产的做法。他说：“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他在指出文中提法的不妥之后，又说：“诚如此文所标志，容易令人误会，以为旧考据都是要不得的。引言中又提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骂农民革命为盗为贼’。这都是时代的关系，无可苛求。如果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我们就无历史可看，更无前人文化遗产可继承。”（注：《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71-472页。）这种辩证地、切合实际地对待史学传统和遗产的论述，反映出陈先生对唯物史观精髓的把握；在50年代后期，他对于学术界一些过“左”的行为做出如此冷静、客观的分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陈垣先生晚年与时俱进、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降低身分’，实际上一个人能向真理投降，是最光荣的事情。”“因此，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大师，我甘心作新史学界的小学生。”（注：陈垣：《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0日。）对于一代史学大师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有的人不能理解，甚至颇有微辞（注：陈焯：《陈垣先生陷共前后之真实情况》，台北《传记文学》49卷3期，1986年9月。）。殊不知，先生这种精进不已，以今日之我战胜旧日之我的学术精神，正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一切有成就的大师所共有的品格。无视这一点，而对先生晚年思想发展作不合情理之非议者，诚如陈珍干先生所云，真是“是非不分”了（注：陈珍干：《陈垣先生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遗著》，《陈垣教授诞生百—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二、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史学 陈垣先生晚年将自己的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发挥了重要的顾问、指导作用。把自己渊博的学识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他主张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他晚年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因此，讨论陈先生后期史学，不能不重视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贡献。 首先要提出的，是陈先生晚年积极参与了新中国历史科学和古籍整理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指导。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在总结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陈垣先生以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史学大师的地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北京刚解放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先生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老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1951年2月，中国史学会筹委会开始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先生便承担了《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的工作（注：见《人民日报》1951年2月11日。）。1956年他参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了要加强资料整理，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编制的建议。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先生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注：见《光明日报》1958年2月22日。）。此后，他多次参加全国性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并对一些具体项目进行指导或提出意见。1956年，范文澜、吴晗主持点校《资治通鉴》，就征求过他的意见（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99页。）。同年，又对科学出版社校点出版的《新旧唐书合注》进行指导。他还主持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整理出版，用《册府》残宋本校补明刊本重要缺文142条，重编全书目录和分类索引，并亲自撰写了《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指出《册府》考史补史的价值，纠正了傅增湘、陆心源校勘《册府》的失误，《册府》的整理出版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注：见《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晚年，陈先生还参加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不仅自己承担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还审阅了其他史书的部分校勘记和出版说明等。遗憾的是因为“文革”，两部《五代史》的点校工作未能由他来最后完成（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1页。）。 其次，陈先生晚年还积极关心我国的外交事业，对于历史上中外关系或文化交流的一些史实、问题，或释疑解难，或阐幽订讹，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赢得了荣誉。50年代，郭沫若先生出席一次国际性会议，遇到有关屈原的问题未能解决，特意从国外打电报向陈先生核对史实，“他就像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活字典，胸中装有千书万册，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92页。）。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发现明代印尼浡泥王陵墓的消息，印尼国务部长了解此事后，即与我国有关部门接触，希望能看到碑文。但发掘的结果却是碑体已残，碑文漫没，当时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请陈先生查出此碑碑文。在陈先生指导下，他的助手刘乃和先生及时在《明文衡》卷81查出了这段碑文（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146至147页，第399页。）。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奉迎佛牙出访缅甸、锡兰等国，约请先生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刘乃和先生回忆说：“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候闷热，他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76页。），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注：见《人民日报》1961年7月20日。），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 其三，为了繁荣新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他还经常尽义务为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审阅稿件，为国家博物馆鉴定文物。仅从陈智超先生编辑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和《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大量的记录。其中如1952年6月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审定《中国历史概要》书稿的回函（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93页。）；1956年5月为高教出版社审阅《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书稿的意见书；1956年12月为《历史研究》杂志审查《柬埔寨史迹丛考》和1957年1月为该刊审查《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的意见书；1959年3月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审定历史人物名单所复信函及所撰短文；1962年3月为湖南省博物馆鉴定陈鹏年自书诗卷所写的跋语（注：以上分别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60至462页，第469至470页，第471至472页，第473至474页，第417页。）。以及为中华书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审稿、提意见和建议，等等。除此之外，未及公诸于世的工作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反映出陈垣先生不顾年高，时时中断自己的工作，而以全社会的学术文化事业为重的无私和奉献精神。 其四，自50年代开始到“文革”之前，陈先生还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往返信函，指导后学。在每年纷至沓来的上百封来信中，除了与学界朋友切磋论学，除了对历史研究所二所研究人员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进行指导的本职工作外，其余的大量信函都是来自素不相识的工、农、兵、学各界问学求教者。来信求教范围极广，大到求问治学方法路径，小到请教一个生冷僻字。陈先生来者不拒，在助手的帮助下，对绝大多数来信一一回复，他以大海一样的胸怀，如和煦春风，诲人不倦，泽披四方。60年代，《北京日报》曾有特写《老教师的喜悦》，介绍了陈先生与中学生、青年教师、部队战士的通信联系（注：《北京日报》1961年6月26日。）。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对素未谋面的包赉、杨廷福、梁家勉、谢仲墨等学者，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其中与包、杨二人的往返论学信札更多。杨廷福后来回忆说，他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给陈老去信，求借《释氏疑年录》，“一周光景，邮局寄来《释氏疑年录》四册，陈先生亲笔写了热情洋溢、勉励备至的回信”。“以后，我在学习时，遇到疑难，就向老人家请益求教。他有问必答，为我函授教导了十二年”。“十二年来，陈先生对我的通讯指导，约计共四十封左右长短不一的信函。这种雪中送炭的温煦，成了我在逆境中不甘自暴自弃的精神支持，更可宝贵的是毫无保留地教导了治学的方法，启迪科研的门径”（注：杨廷福：《缅怀新会陈先生对我的教导》，《读书》1981年第7期。） 香港存萃学社在《历史学家陈援庵先生》一文中说，晚年“先生任校长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师表群伦，士林宗仰，后辈质疑问难，先生欣然解答，娓娓忘倦”（注：周康燮主编：《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第152页。）。此说甚为中肯。先生在桑榆晚年，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为社会为人民无私的学术奉献略如上举四端。他真正实践了自己学术为公、不为个人的思想，其精神境界，堪值后学称颂敬仰。有人会以为，先生的这些付出，不如撰作专著有更大的价值。其实不然。应该说，以陈垣先生的学术涵蓄，晚年是可以再造撼世大作的，但他则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重，以他特殊的地位，发挥了他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师的影响其实是不单单以著作来体现的。往远处说，孔夫子“述而不作”为万世师；往近处说，蔡元培先生一生著述虽不多，却因其推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而被誉为“学界泰斗”。在此，笔者无意作简单的比较，只是想说明衡量一个学术大师的贡献和影响应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明乎此，则陈先生以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这对于认识先生晚年在史学著述之外的学术成就至关重要。 三、晚年历史考证的成就 陈垣先生晚年史学著述既有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需走的道路》、《学点历史》、《史学工作的今昔》等等；又有谈学风、治学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文章，如《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在中国佛学院教学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在道教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等等；而最多的仍是他的历史考证论文。先生逝世不久，香港存萃学社就编印了《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其中收考据文18篇。可能因当时收集材料不易，该集所收陈先生后期史学论文不及一半，仅考据文可补者至少还有《柬埔寨始通中国问题》、《陆棠介绍》、《跋陈鹏年自书诗卷》、《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萨都剌的疑年》、《跋陈鹏年书秋泛洞庭诗册》、《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注：以上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以及《臞仙及活人心法》（注：《江西中医药》1958年第5期。）等8篇。先生晚年的考据文益臻佳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诚如他的老友尹炎武先生所说：“尝与柳劬堂（按：即柳诒徵）、鲍技九（鼎）谈当代擅场史学，而以深入浅出之文达之，励耘书屋外无二手也。”（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17页。）先生晚年历史考证的成就，非本文所能尽述，在此谨先概括为几个方面，略表管窥之见。 第一，先生晚年所作考据文，多数为短篇，但涉及范围甚广，大致可厘为考辨历史人物、事件，考辨年代时间，辨析史料等几类。如《跋董述夫自书诗》（注：以下凡引论文，皆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考明洪武、万历两董良史，指出洪武者乃名董纪，字良史；万历者乃名良史，字述夫。辨《明诗综》、《四库提要》、《明诗纪事》混二者为一人，相继蹈袭之误。《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则述海云及撰碑者王万庆事迹，又用《元史·刘秉忠传》，指出秉忠释僧服为宰相，实出海云所引之因缘。考事件则有《佛牙故事》、《法献佛牙隐现记》、《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等文。《佛牙故事》爬梳剔抉内典、外典各类材料，展示佛牙在中土流传千余年的踪迹；《法献佛牙隐现记》是对前文的补充，考揭南齐僧统法献自芮芮得佛牙，传入中土，经济、梁、陈、隋唐，至孟蜀、后唐、后晋、北汉、辽、清等十余代隐现过程，补述了佛牙自汴入北京，由辽丞相耶律仁之母郑氏埋于西山招仙塔下，清末八国联军炮轰招仙塔，僧人复得佛牙一节。《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一文，指出鉴真失明事《宋高僧传》不载，仅《东征传》提及一句，且前后叙述可疑，如鉴真的弟子竟能当面谈及盲龟等等，“如果和上这时是盲，岂能当面说盲龟开目等话”。年代学是陈先生专精之学，他晚年跋清人手札信简，多涉及时间年代问题。此外，又如《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则先考据胡金竹生卒年而辨“草书千字文”之真伪。《萨都剌的疑年》和《戴子高年岁及遗文》则为专考人物疑年之作。考辨史料文献的工作亦是他晚年注意较多的问题，其中大如校勘、评述《册府元龟》，小如考揭敦煌西凉户籍残卷。此外，还有对《元代大德南海志》、永乐大典本《南台备要》、《旧五代史》辑本、《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的辨析，等等。 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例举陈先生晚年考证文所涉范围数项，实为叙述方便之说，其实他的考证往往举一反三，在不长的篇幅内创获多端。例如《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文，除考证海云禅师事迹外，又指出碑文“关涉元朝开国时史料，足补史所未备”的重要价值；说明此碑乃元代《佛祖通载》，明代《续灯存稿》、《五灯会元续略》，清代《继灯录》、《南宋元明僧宝传》、《续灯正统》、《五灯全书》等佛籍记海云事迹之史源。由此引申，复又辨正《续灯正统》、《五灯全书》、《南宋元明僧宝传》的“海云传”不明年代学，误植干支之谬。最后，以海云碑为例，申论僧人塔碑、塔颂、道行碑各不相同的体用。总之，先生晚年考证笔势所向披靡，左右逢源，文中精彩纷呈之处，常常令人目不暇接。 第二，陈垣先生晚年的考证短文，愈显布局周匝缜密，行文老健的气象。后学对于先生晚年史学论文中精妙的考证方法未能尽窥堂奥，仅就其中有关考辨年代的若干方法。略识一二。 首先，陈先生考证时间年代，注意相关事实的比证。在《跋陈东塾与郑小谷书墨迹》中，东塾书札仅署五月十五日，虽未署何年，但先生抓住信中所言“去年大病”、“注疏已刊成”（注：指重刊《十三经注疏》。）、“谭玉生已逝”等事件为同治十年(1871)事，初步认定该信写于同治十一年；又指出信中称曾涤生（曾国藩）谥号“文正”，曾氏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而郑小谷卒于同年十月，最后确定该信应作于这两个时间坐标中的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其二，在考证历史人物年代时，与之相关的人物是很重要的参照对象，因此陈先生也重视相关人物的比证。《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的目的是要考胡书千字文真伪，因帖上署有“乾隆丁未人日”之期，所以考胡金竹生卒年成为此帖辨伪的关键。胡金竹生卒年的第一线索为李文藻《南涧集·金竹先生传》，称胡金竹卒年七十四；第二线索为胡金竹送罗戒轩诗，自注云：“君生癸未，余生甲午。”仅知“余生甲午”犹不足，干支一周前后相差60年，究竟是哪一个“甲午”？因有罗戒轩这一同时期的人物作比照，故先生确定胡金竹生年为顺治十一年甲午，卒年七十四即雍正五年丁未。于是，所谓“乾隆丁未”书之说不攻自破，乃伪帖也。 其三，在纷繁的史料中，人物的生卒、地点的变迁、官职的升黜，往往是历史记载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都隐含不同的时间坐标。陈先生的年代学考证，便常能准确捕捉历史记载的关节点，由此及彼推导出正确的年代。例如，《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一文，所跋洪亮吉与王复信札有月无年。在考证年代的过程中，先生以信中“新方伯”一词为关节点，展开辨析。指出“新方伯”即景安，乃和珅族人，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由河南按察使迁河南布政使，所谓“新方伯”，正是接任未久之意。移前一年，景安未为方伯；移后一年，不得称为新方伯。“因此断定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三年，当无疑义”。 其四，在歧说较多又无其他确证的情况下，陈先生则运用排除法，通过反证剔除各说中疑问较多的材料；最后当明显优于它说的史料成为最符常理的证据时，问题也就豁然得解了。《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一文，从札中“弟服阕后已半载”一语为关节点，着手研究孙氏丁忧在何年。孙氏丁忧有三说，其中孙氏自述“嘉庆丁巳岁予丁母艰”之说本最为有用，但却与孙氏自言丁巳九月办理河工等数条记载自相矛盾，经反证，陈先生指出：“是‘丁巳丁艰’为误记，在渊如著作中，此等错误常有也。”故此条可以排除。接着，他又排除了阮元“嘉庆四年己未”说的可信性。最后，从礼制的实际情况和记载的详细程度等方面，确定孙氏表弟张绍南所作《孙渊如年谱》的“嘉庆三年戊午六月”说为较可信。结论是：“戊午六月丁忧，庚申九月除丧，再加半载，则此札应为嘉庆六年辛酉四五月作，与札中‘溽暑苦陆行’语亦合。” 以上所概括的陈先生晚年史法若干，实属一管之见，不仅难表万一，更深恐有误释之处。然而，有不容置疑者，先生晚年各种考证史法的运用，依然保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这是他的历史考证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前提和关键。 第三，应该特别申论的是，陈先生重视考证，但并不把考证作为史学的终极目标。正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所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他不为考证而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真相，求得通识。 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所考问题虽小，关联之事却大，这是先生晚年考证尤为突出的特点。比如，他跋王羲之书卷真迹，揭示题记中巙巙、边鲁、偰玉立、忽都鲁弥富、纥石烈希元、雅琥等题名，皆精于汉字书法的少数民族书家，其中巙巙尤为著名，与赵孟頫并称北巙南赵。由此见元代各族文化之融合（注：陈垣：《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他考敦煌西凉户籍残卷所载姓氏，证其皆中州旧姓，指出自汉以后，敦煌为中西交流之枢纽，西域与京洛必经之孔道，故敦煌文化极盛，在此多见中州旧族姓氏，则可证中西交流之频繁（注：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他跋孙星衍信札，考揭孙星衍不信西方天文学说及孙氏对戴震、江藩、江永、凌廷堪等人“笃信”的批评，从而说明乾嘉学者对西方科学的不同态度（注：陈垣：《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以上是从小问题的考证，看不同文化的交流，看社会历史风尚的变动。 陈先生在考证中，又善于由小见大，从一般问题归纳出学术通则和结论。他考《续灯正统》、《五灯全书》对海云卒年记载的错误时就指出，“吾人因此得一教训，先辈作文，纪年喜用甲子，甲子六十年一周，若不细加调查，就往往移前或移后六十年”，“故读史贵有年表”（注：陈垣：《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他考戴望卒年，遇有歧说，引戴望有关年岁的自述以定孰是，并归纳出有关通则，即“年岁之事，据友人之言不若据家人之言，据家人之言不若据本人之言”（注：陈垣：《戴子高年岁及遗文》。）。他辨析明本《册府元龟》胜宋本诸处，指出明人校此书所用功力，作出不得以“明人空疏”而将明代校勘一笔抹煞的结论（注：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要言之，陈垣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拾得天趣，更为简洁清峻，其精妙之处非一时能尽论，当俟他日再作另文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些人对陈垣先生晚年的史学成就认识不足，有的人甚至连翻检一下陈垣先生的著述目录或相关的报刊杂志也没有，就断言陈垣“1949年后除了整理修订旧著外，基本上没有在史学方面再撰新著”（注：陆键东：《陈寅恪先生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03页。）。这不但无视陈先生解放后在全国性史学建设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也无视他解放后撰写的40多篇史学论文。这种以非学术方法所作的学术评论，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注：应当指出，有关论者随后又说：“暮年陈垣，亦有雄心大计，那就是整理出版《册府元龟》，终因年高多病，壮志难酬。”此话亦误，由陈先生指导整理，并亲撰序言的《册府元龟》于1961年出版。）。 陈先生晚年身体虽康健，但也时有病扰，1953年底至翌年初，因脑血管硬化、双手麻木住院，后来又因胆囊炎、胃部手术住院多次，但他总以乐观的态度战胜疾病，不间断地进行学术研究。陈先生晚年的史学成就令人钦服，先生晚年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学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仰，这方面值得总结、弘扬的内容还很多，本文谨作抛砖引玉之试，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