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读书摘抄

对待传统经典，有些人喜欢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更多的人喜欢跪在巨人的脚下。 这本书更多地把《老子》拉到形而下的层面来作辨析，重点着眼于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并不是我特意选取这个角度，而是我以为《老子》原本的关注焦点就是形而下的。 事实是，唐宋以前“道”就有了“说”的意思，比如《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和鞠武商量着怎么安置从秦国逃过来的樊於将军，鞠武就说：“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 在先秦典籍里，“道”也已经有了“说”的意思，尽管并不多见。比如《荀子.非相》有“学者不道也”，《荀子.儒效》有：“客有道曰……”，《诗经.鄘风.墙有茨》有“中篝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而他们自己，偏于感性，对逻辑和证据并不太在意，如果你想要他们相信你的话，任你给出再充足的证据、再严密的推理，也不会有多大作用，关键要看你的话能否打动他们。……毕竟人生总需要一点神神秘秘、高深莫测的东西，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才适合作为一个人的永恒的精神支柱。……所以很多人愿意相信（“愿意相信”往往就直接和“相信”画等号了），我们的一位名叫李耳的祖先已经在两千多年前洞悉了天地间最核心的规律，并且用一种神秘的语言启示世人，于是，无论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将要在世界上崛起，还是张三、李四把自身升华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都仰赖于对《老子》这部书的悉心感悟。 的确，《老子》这部书，如果要“悟”，可以悟得天花乱坠（我们可以说刘翔在成名之赛的那天清晨，就是因为突然悟到了《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所以才跑出了世界第一）； 话虽如此，但即便我们去看看道教那些玄而又玄的典籍，比如著名的《道体论》，文章是用问答的形式，提问的人在得到答案之后有时还不敢肯定，于是乎多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回答的人就会说“因为《老子》的哪段哪段是如何说的”，终归还是摆脱不了语言文本，没有放弃对信息来源的追究，也就是说，没做到“禅客相逢唯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的境界。 (1) 首先要承认语言确实是一种很有局限性的工具，凡有描述，必有遗漏，就像任何一份中国地图也不可能“完整地”描述出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过我们也得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没有人会需要一份比例尺是1:1的地图。 (2) 其次，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老子》的内容并没有深奥到言语无法表达、逻辑无法疏理的程度，它之所以难懂，只在于年代久远、材料匮乏。所以，不止是一部《老子》难懂，《论语》也难懂，《诗经》也难懂，《尚书》更难懂。 即便只从日常生活来看，不但“道”说不清，很多平凡细碎的事情也一样说不清。想象一下，你向全世界最好的画家描述你最熟悉的一位朋友，请画家根据你的描述为你的这位朋友画一幅肖象，他的画可以逼真到何种程度呢？任凭你千言万语，你的描述也无法穷尽你这位朋友的所有特点。但令人欣慰的是，八九不离十的描述总还是可以做到的。同样地，老子对他心目中的“道”也作过这样一种约略的描绘。 《老自》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它重点关心的并不是宇宙生成论或者本体论之类的问题，而是政治哲学（或者说是为政之道）的问题，它的进言对象也不是官僚或者老百姓，而是国家统治者，也就是《老子》常常提到的“圣人”。（笔者：《老子》的圣人基本都作理想的对象言，与实际欲进言的王侯有本质区别。熊说不当。） 孔子讲的东西总是切中现实政治，老子也是一样，他们纵然谈论玄而又玄的天道，标靶却是近而又近的人事，尽管我们总是把老子想象得更加玄妙而高远。 如果我们可以画一个时间轴的话，就会发现，对《老子》的阐释是越往后越深刻的，甚至会让人产生出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与其说是《老子》精妙阐释了宇宙的至理，不如说是宇宙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向《老子》学习。 王充：“有些人以为修老子之道可以成嫌，于是也学着恬淡无欲、养精受气，可这些人也不想想，鸟兽活得难道不比人类更加贴近自然么，可它们别说成仙，寿命还不如人类呢。花花草草更家恬淡寡欲、顺应自然，可是呢，春生秋死，还不如鸟兽呢。老子也许本来就是个长寿的人，长寿和他的道术未必真有因果关系，只不过世人看他既长寿，又修恬耽之道，就想当然地相信这两件事是一因一果的关系。”《论衡.道虚》 用Hubert Seiwert的话说，对长生不朽的追求并不见于《老子》最初的教诲，而是另有一些来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齐国和燕国的国君，他们曾经派出使团寻访海上的仙岛。看上去像是在那个迷漫着神仙传说的北方沿海的传统里，老子因其最适宜的形象被拉去做了形象代言人。 有一个明明显而易见的事情却常常为人熟视无睹，那就是从《老子》的文本本身看“道”与“德”的关系，其实看不出这是一组成对的概念——反例譬如通行本第三十八章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从发展顺序讲，“德”后于“道”，先于“仁”；从好坏的角度讲，“德”比“道”坏，比“仁”好。所谓“道德”之论，绝大部分是被后人附加上去的，并非《老子》的本旨。历代研究者为了弥合这个矛盾，便着力于分析“德”的多重含义。 马王堆帛书乙本确实把全文分为上下篇，但并没有篇名，只是在两篇的末尾分别记着“德三千卌一”和“道二千四百廿六”，这是字数统计。大约就是从此以后，“德”和“道”两个字就被分别用作上下篇的篇名了。但这个篇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只是按照古书的一贯传统，把开篇句首的字提出来而已。上篇开头是“上德不德”，抽取一个“德”字；下篇开头是“道可道”，抽取一个“道”字，事情竟然惊人的简单。 不过我自己还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很多人看这种书，既不想了解原典，对思想史更没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要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管用”，从我们祖先的古老智慧里汲取养分，小则可以修身养性，中则可以升官发财，大则可以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至少也要学会一点办公室爬虫术之类的绝学秘技。……确实，给成功者打激素，给失败者喝鸡汤，这是最能打动群众的手段，但我不免想起日本学者户川芳郎在1982年向中国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的时候说过的一番话……：“对那种轻易提倡现代意义而迎合时髦的做法，我们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笔者：我想，看到这里，很多主张人发现，熊的观点是：那些拿老子当修身养性工具的人与求升官发财是一流货色，我估计前者要跳起来骂娘了。） 要把任何一个东西讲出“实用性”来，只有具有切身的实用价值的东西才会被人接受，其实这正是中国思想史区别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哲学却是一开始就有着极强的功利性的，“爱智”是次要的，宗教性也是次要的，实际的问题是谁都看见世界乱了，诸子百家莫不是针对社会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也都希望能够药到病除。……至于学者们，一直到唐宋以后还是大谈学以致用、文以载道、不为无益之学云云，归根结蒂就是三个字：实用性。…这个区别及其影响，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用之学催生了基础科学，有用之学却只在技术的范畴里打转。…斤斤于无用之学，却终有了大用；斤斤于有用之学，却终于落在了无用之学的后面，这倒正是《老子》辩证法的绝妙写照。 这个意思再往下推，就是：只要是有用的，就算是假的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