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泽-汉代邻里关系研究

　　【摘要】邻里关系是汉代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深刻。汉代统治阶级对于邻里关系重视有加。融洽的邻里关系的表现方式既有邻里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理解，也有在危难之时邻里间的慷慨解囊、扶危济困。而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有邻里之间的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甚而兵刃相见，也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与邻居往来。邻里关系较多地反映了传统的小农意识。 　　【关键词】汉代；邻里；融洽；和谐 　　汉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许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稳定的，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开始占据独尊地位是密不可分的。概言之，社会关系中的夫妻、父子、兄弟乃至邻里关系等都在先秦儒家倡导的基础之上，在汉代开始逐步深入人心，更加符合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更加和睦的邻里关系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一、统治者视野中的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的好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融洽的邻里关系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惩亡秦暴虐政治之后的汉代统治者更多地强调以“柔道”治天下，所以，在西汉初年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汉代统治者开始关注社会的恢复与发展。邻里关系在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刘邦进入咸阳后，对秦朝的邻里关系政策进行了调整。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1]（《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在这一新的法律规定中我们看不到秦代法律中的一人犯罪殃及亲邻的现象，故而裴駰《集解》引张晏曰：“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今但当其身坐，合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司马贞《索隐》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余悉除去秦法。”通过刘邦进入咸阳后所颁布的包括调整邻里关系在内的有关政策，可以看出这一举措是对秦朝紧张的邻里关系予以调整，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人人诚信的邻里关系。 　　为了使邻里关系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基础，汉代统治者在更多的时候强调一种和谐的邻里关系，并要求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在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前提下，汉代统治者对于各地所出现的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和行孝之人给予了许多荣誉。汉武帝即位后的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2]（《汉书》卷六《武帝纪》）这一诏令是要在邻里之间选拔年高望重之人让他们替朝廷“立教”，为了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减少民间因“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而对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的轻视现象，汉武帝采取了对于９０高龄以上的老年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的措施，使他们在邻里之间更好地发挥教化的作用。汉昭帝也在元凤元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并且下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2]（《汉书》卷七《昭帝纪》、《汉书》卷七十二《龚胜传》）这是通过对“行义者”的赏赐，在邻里之间树立榜样，并通过地方官员“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的举措，使邻里之间修孝行义。地节三年十一月，汉宣帝诏曰：“朕既不逮，导民不明，反侧晨兴，念虑万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2]（《汉书》卷八《宣帝纪》）让各郡国举荐“孝弟、有行义”者，是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行孝的典范，并进而影响到乡邻之间。 　　东汉帝王也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各级官员关注邻里关系。中元二年孝明帝即位不久，颁行诏书：“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3]（《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员。’事见《前书》。”可见东汉时期虽然谶纬学说盛行，但是儒家思想中的敬老、孝顺、重农等思想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汉明帝正是想通过乡间的“三老、孝悌、力田”等优秀人物在维护邻里关系中所起的表率和引导作用，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永初二年九月汉安帝“诏王囯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3]（《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在乡邻中间有“廉清孝顺之称”，且有治民才能的人能够得到相关的行政职务，反映了邻里的评价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条件。 　　汉代乡里的管理大多沿用先秦时期邻里关系的一些已有程式。《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云：“在壄曰庐，在邑曰里。”对于“庐”和“里”，颜师古注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关于邻里的划分：“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壄，冬则毕入于邑。”这些规定明显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但由之可知“邻”和“里”是最基层的民间组织，邻长是最基层的小官，在乡和里中建立“庠”和“序”之类的教化机构，对于乡邻之间民风、民俗的纯朴将起着积极的作用。里胥和邻长在春季对即将奔赴田间劳作的民众有“督促劝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颜师古语）的职责。邻里之间，在冬季妇女还要集合起来，“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西汉末年京兆下邽人王丹教育邻里的事迹。哀、平年间，王丹“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王丹“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墯孏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3]（《后汉书》卷二十七《王丹传》）王丹的举动与上述先秦时代延续下来的里胥、邻长的理想化的教育和督促乡邻的作用完全相似，有利于民间风俗的纯净。汉宣帝时，颍川郡因为“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赵广汉为太守时，“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到韩延寿为太守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2]（《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韩延寿通过民间的长老为乡邻所信任的作用，令他们发挥在民间的威信，建立起人人诚信的邻里关系。 　　关于汉代邻里关系中里长、邻长的作用，《后汉书志》卷二十八《百官志五·亭里条》云：“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里长和邻长有对“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的责任。李贤注引《风俗通》曰：“《周礼》五家为邻，四邻为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旧欣，通其所也。”《风俗通》所描述的邻里关系的行为准则，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汉代统治者规范民间邻里交往的准则。 　　汉代统治者还强调官员要在融洽邻里关系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汉成帝时，薛宣任职左冯翊，当官吏休假日，“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薛宣就教导说：“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薛宣的意思即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想法，即官吏要在休息的日子里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与邻里之间把酒传盏，融洽关系。张扶听到薛宣的话后很惭愧，众官员都认为薛宣说的有道理。[2]（《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 　　汉代统治者对于乐在邻里关系和睦中所起的作用也有深刻的认识，《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云：“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可以使君臣之间“和敬”，使邻里之间“和顺”，使家庭内部“和亲”，所以统治者对于高雅音乐维系邻里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视的。 　　王莽改制时，为了解决西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也曾经试图利用长期以来业已形成的社会关系来缓和社会矛盾。始建国元年他颁布诏书规定：“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丼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2]（《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邻里、乡党关系被王莽利用到消化和分解高度集中的土地中去，然而王田制的推行根本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了始建国四年，王莽又“遣使者即赦盗贼”，而使者回来后则说“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2]（《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这里又涉及到王莽时期实行的连坐法问题，看来邻里关系始终贯穿于汉代的社会生活。 　　通观汉代统治阶级视野中的邻里关系，我们认为统治阶级为了使邻里关系的建立能够对于封建统治起到稳定的作用，因而对邻里关系重视有加，不仅颁布诏令让民间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而且使改善邻里关系的人得到较高的政治待遇。同时，对于邻里关系也作了一系列的规范。 二、融洽的邻里关系 　　汉代相互融洽的邻里关系既有以孝而闻名邻里并起到表率作用的状况，也有邻里之间彼此理解，相互欢宴和在一方困难时慷慨赠与的现象。 　　西汉时期邻里之间关系融洽的一个典型事例是王吉夫妇的故事，《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云： 　　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 王吉将自己的妻子赶走是因为其妻摘取邻居家的枣，让自己食用，王吉认为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所以有赶走妻子的举动，而邻居则认为是因其家的枣树而引起的，所以有伐掉枣树的想法。最后还是在乡邻的共同劝说下，王吉接回其妻，邻居不伐其树。邻里之间因关系融洽而相互聚会，在一起宴饮也使邻里关系朝着更加融洽的方向发展。蔡邕在陈留郡时，“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因蔡邕从弹琴人的琴声中听出有杀气而返回，其实是弹琴者看见螳螂捕蝉而行于声而已。[3]（《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邻里之间聚会时还弹琴奏乐，说明邻里之间的交往具有一定的水准。疏广在汉宣帝元康三年辞官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疏广此举是因为政治形势变化无常，而害怕祸及子孙，所以，当其子孙通过“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劝谏其“买田宅”时，疏广曰：“吾岂老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墯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听了疏广的话乡邻都心悦诚服。[2]（《汉书》卷七十一《疏广传》）疏广是通过与相邻的欢宴将皇帝所赏赐的钱财消耗净尽，以免给子孙带来灾祸，而通过欢宴这种方式融洽与亲邻的关系，则显现出疏广的高明之处。 　　邻里之间的相互理解使邻里关系相处的更为融洽，广汉郡的姜诗与其妻庞氏，侍奉其母至孝，因“母好饮江水”，其妻常常溯流汲水。有一次因路远迟回，其母口渴，姜诗将其妻赶走，“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姜诗夫妻因为邻居的帮助而最终破镜重圆。姜诗夫妻为了感谢邻居，在食鱼鱠时，“呼邻母共之。”[3]（《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姜诗妻传》）这种邻里之间因相互帮助而形成的融洽关系既是民风纯朴的表现，也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史书大加褒扬。李昙“少孤，继母严酷，昙事之愈谨，为乡里所法。养亲行道，终身不仕。”[3]（《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稺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昙少丧父，躬事继母。继母酷烈，昙性纯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执劳，不以为怨。得四时珍玩，先以进母。与徐孺子等海内列名五处士焉。”孝敬后母为乡邻所效法，也使他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史称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殖，以给供养，诸生尝有助种蓝者，震辄拨，更以距其后，乡里称孝”也。[3]（《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李贤注引《续汉书》）民间乡邻的舆论对于孝敬长辈的人以很高的荣誉。 　　在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的大的环境下，因尽孝而感动邻里的事情不绝于书。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亲回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李贤注云：“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3]（《后汉书》卷三十九《江革传》）李贤注引《华峤书》曰：“临淄令杨音高之，设特席，显异巨孝于稠人广众中，亲奉钱以助供养。”在乡邻中树立这样的榜样，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好的邻里关系。光武帝末年，郅恽任长沙太守，“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3]（《后汉书》卷二十九《郅恽传》）因为以身保护父亲的棺材，使邻里久传其名，故而引起太守郅恽的重视而极力推荐。扶风平陵人鲁恭，其父在建武初年卒于武陵太守任上，“时恭年十二，弟丕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3]（《后汉书》卷二十五《鲁恭传》）因年幼而服丧合礼，使乡邻感到惊奇。颍川郏人铫期，因其父铫猛卒于桂阳太守任上，铫期为其父“服丧三年，乡里称之。”[3]（《后汉书》卷二十《铫期传》）上述两个为父服丧的典型事例正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而在乡邻面前树立的两个典型。冯衍之子冯豹，“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3]（《后汉书》卷二十八下《冯衍传附子豹传》）因敬侍后母而受到乡邻的称赞。韩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皇帝在他任南阳太守以后，“特听棱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3]（《后汉书》卷四十五《韩棱传》）尽孝对乡邻的影响是长久的，也更加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 　　邻里之间相互馈赠的事情也频频见诸史书的记载，特别是在一方处于危难之时这种馈赠就是一种社会救济，更显出人间的真情。王符《潜夫论·爱日篇》指出民众冤屈无法申诉，便频繁地到官府告状，因地方官不愿接见，以致于“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3]（《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民众为了伸冤，结果只有靠亲邻的帮助了，这无疑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两汉之际，因为战争造成食物的短缺，有些人将自己的粮食捐赠给乡邻而使其度过难关。更始帝时，伏湛任平原太守，面对民众的饥饿状况，他对妻子说：“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于是“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余家。”[3]（《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使平原郡保有了平安。东汉末年，范冉因党锢之祸遭到禁锢，其妻儿只得拾取麦穗为生，“邻人尹台遗之一斛，嘱儿莫道。冉后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麦已杂矣，遂誓不敢受。”[3]（《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传·范冉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邻人送给范冉一斛麦是出于对他的同情，但独立特行的范冉拒绝了这种馈赠而不接受。《东观记》记载：“（杜）林与马援同乡里，素相亲厚。援从南方还，时林马适死，援令子持马一匹遗林，曰：‘朋友有车马之馈，可且以备乏。’林受之。居数月，林遣子奉书曰：‘将军内施九族，外有宾客，望恩者多。林父子两人食列卿禄，常有盈，今送钱五万。’援受之，谓子曰：‘人当以此为法，是杜伯山所以胜我也。’”[3]（《后汉书》卷二十七《杜林传》李贤注引）这种因同为乡邻而相互馈赠物品的行为既是原有的乡情，也更多地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杜林以回赠更多的方式表明了自己不愿受权贵的赠遗。关于邻里之间相互馈赠的这种现象，时人卓茂曾经说：“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3]（《后汉书》卷二十五《卓茂传》）可见邻里之间相互馈赠物品是人之常情。光武帝刘秀的外祖父为南阳大姓，善于理财，但是对于乡邻向来不吝啬，除了广占田产外，“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其中典型事例是“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勑，竟不肯受。”所以当西汉末年，湖阳军帅准备杀其子和家属时，邻居纷纷说：“樊重子父，礼义恩德行于乡里，虽有罪，且当在后。”因“汉兵日盛，湖阳惶急，未敢杀之，遂得免脱。”[3]（《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与邻里关系的融洽使其家属在危难之时转危为安。童恢之父仲玉，“遭世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3]（《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童恢传》）正因为富有的邻居在灾荒之年帮助乡邻，所以王充指出：“农商殊业，所畜之货，货不可同，计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乡里愿之。”[4]（《论衡》卷十二《量知篇第三十五》） 　　勤于好学的人们因其品行高洁而受到邻里的关爱，无疑显现出时代的价值导向和人心向善的社会价值观。《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梁鸿传》云：梁鸿“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梁鸿因失火而烧毁他人的财物，以所放牧的猪偿还，并因所偿无法抵主人损失而自愿为其干活，最后因为乡邻看不惯其主人的作为而得返还家乡，在这里乡邻的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卷二十七《承宫传》记载，琅邪姑幕人承宫，年少而孤，“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承宫与徐子胜因为是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在其门下求学，而他学成后回到故乡自然也是以其所学来教授乡邻的子弟。 　　邻里之间品德高尚的人对于整个世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云：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可以说是孙威的举动大大震撼了贾淑，使他改过自新，成为“善士”，赢得了乡邻的称赞。更为典型的事例是王烈以其高洁的品行而影响他人，使人有弃恶从善的举动，《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传·王烈传》云：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 王烈是想通过人人所具有的“耻恶之心”以激励他人改过，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又有汝南项人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3]（《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蔡衍传》）蔡衍以礼让教化乡里，使社会风气朝好的方向转化。当时的文人对于乡邻之间恶俗的鞭挞也对社会复苏的转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论衡》卷二十《须颂篇第六十》云： 　　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於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 在邻里之间为富不仁，使封建的仁人志士感觉到予以重视的必要性，因而在史书中对此予以鞭挞。 三、邻里关系中不和谐现象 　　如果说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是邻里关系主流的话，那么邻里之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而相互欺压的事情也不时见之于史籍的记载，这其中有以强凌弱、以势欺人者，有相互争斗而兵刃相见者，还有特行孤傲而不愿与乡邻来往者等等。 　　邻里之间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的事情时有发生。会稽人严助因受到汉武帝的重视，“侍燕从容”，汉武帝询问他居乡里时的情况，严助对曰：“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邻里之间强势欺压弱势的现象给严助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深感整顿故乡风俗的必要，所以当汉武帝“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严助任会稽太守有数年之久，对整顿故乡风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压迫邻里有时会受到官府的惩罚，汉武帝时淮阳阳夏人黄霸，“以豪桀役使徙云陵。”师古曰：“身为豪桀而役使乡里人也。”[2]（《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黄霸传》）出身于豪强家族反而役使乡邻，所以受到迁徙云陵的处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财产争夺是邻里之间相互反目为仇的重要原因。《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高凤传》记载，其“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高凤前往劝解，但邻里仍然争斗不休，高凤就“脱巾叩头”说：“仁义逊让，奈何弃之。”在高凤的劝解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汉安帝朝，因为灾祸流行，民众起而造反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陈忠在所上的奏疏中指出：“邻舍比里，共相压迮”的现象层出不穷。[3]（《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附子忠传》） 　　如果某人不知趣地在邻里之间夸富，则会引起他人的反感，甚而因此受到舆论的指责或者皇帝的批评。杨仆在平定南越时作战有功，然而他居功自傲，汉武帝打算在东越反叛时请他平叛，指出他的五条罪过，其中第三条是：“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2]（《汉书》卷九十《酷吏传·杨仆传》）马援南征侧贰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他自豪地对属下说：‘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3]（《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史书援引马援的事迹并非是对他的赞美，而是将他的前后行为和其从弟的想法相互比较，一方面显示了以其从弟为代表的普通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则暴露了马援的狂妄自大。 　　在邻里关系中因为种种原因所造成的不愉快现象时有发生。《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载冯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邻里之间存在着挑逗对方妻子甚而相互对骂的现象正反映了社会的恶俗。建安年间，蓟子训客居济阴宛句，“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墯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3]（《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传下·蓟子训传》）虽然蓟子训凭借所谓的法术使孩子死而复生，但所造成的人心紧张则是不言而喻的。 　　乡邻之间因为关系僵化而兵刃相见的情形也不时见诸史书。郅恽的友人董子张的父亲被邻居盛氏所害。董子张在临死前，郅恽前往告别。郅恽从董子张的眼光中看出他父仇未报而心中不甘的表情，于是率人将董子张的杀父仇人杀死，“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郅恽因是有功之人，所以地方官员也只好听之任之。[3]（《后汉书》卷二十九《郅恽传》）《东观记》记载：“（张）歆守皋长，有报父仇贼自出，歆召囚诣閤，曰：‘欲自受其辞。’既入，解械饮食，便发遣，遂弃官亡命，逢赦出，由是乡里服其高义。”[3]（《后汉书》卷四十四《张禹传》李贤注引）这显然是乡邻间因杀父之仇而自相残杀。 　　也有一些学者为了潜心研究学问而不与乡邻来往、或孤傲独立，成为一种奇特的现象。苍梧广信人陈钦“习《左氏春秋》”，其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后汉书》卷三十六《陈元传》）陈留考城人仇览，“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3]（《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仇览传》）《谢承书》曰：“乔字子松，宛人也，学《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常幽居修志，锐意典籍，至乃历年身不出门，乡里莫得瞻见。”[3]（《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传上·樊英传》李贤注引）山阳瑕丘人檀敷“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3]（《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檀敷传》）上述诸人可能是因为潜心研究学问而为人所不知。 　　传统的社会风气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意识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明哲保身的现象反映了小农意识中只关心自己而不管他人的心态。《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记载，东海郡有一个年轻的寡妇，“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她的婆婆就对邻居说：“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累）丁壮，奈何？”因而自杀，后来“姑女告吏”，认为“妇杀我母。”东海太守不明是非，将寡妇处以死刑，后来的太守听了于定国的分析，对孝妇的案件进行了复审，才明辨是非。年轻寡妇的婆婆之所以对邻居说此事，是因为她相信邻居能够为她自杀的事情作以证明而不致冤枉她的媳妇。但是，太守不作深入的调查，导致了年轻寡妇冤死，邻居没有做出有力的证明是重要原因。陈留人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其妻私下劝李充分家，李充假装答应：“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其妇乃置酒宴客。李充跪在其母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于是赶走他的妻子，“坐中惊肃，因遂罢散。”[3]（《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传·李充传》）李冲是要求其邻居作证而赶走他不孝顺的妻子。可以看出邻居并未在夫妻和睦中起过任何作用，他们对于邻里夫妻离婚没有起过任何的劝和作用。 　　在农业社会中因为近邻的关系，近距离结婚的现象也有不少，“黄次公取邻巫之女，卜谓女相贵，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实不然。次公当贵，行与女会；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门。偶适然自相遭遇，时也。”[4]（《论衡》卷三《偶会篇第十》）而且传统的农业社会所造成的人们心理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开户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廷，人之所愿也。”这一见解反映了时人窥探他人的社会心理，这恐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是紧密相连的。而自甘封闭则是普通人所厌恶的，“闭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造黄泉之际，人之所恶也。”[4]（《论衡》卷十三《别通篇第三十八》） 　　正因为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所以就有财产大家平分的社会意识，《论衡》卷十九《验符篇第五十九》所记述的一个典型事例颇具代表性。 　　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际有湖。皖民小男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挺先钓，爵后往。爵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即归取竿纶，去挺四十步所，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中。爵以为铜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号曰：“何取？”爵曰：“是有铜，不能举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樽顿衍更为盟盘，动行入深渊中，复不见。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免吏，字君贤，惊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竟采之，合得十余斤。 因发现金子而乡邻共采之，颇有财产平分的思想，而这与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反映了小农意识的强化及对社会公平的认识，也显示出社会的落后性来。 　　综观汉代邻里关系中的不和谐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和谐的邻里现象存在于社会当中，但是因为此种现象仅仅占社会生活一小部分，并不能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汉代社会生活中的邻里关系基本上是以和谐的关系为主流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2]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3]范晔．后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4]王充．论衡［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原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刊出文章有删节，此是刊发前的原文）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男，河南省灵宝市人，历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学报主编，教授。（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南洛阳 4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