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以理学的视野研究清代学术的新作

《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6月 作者：赵均强 案： 我国学术的概貌，以四部说，不如以三教说。一部《四库全书》，儒学中心主义的观点充塞其中，也可以说，《四库全书》是儒学中心主义的产物。 我国的学术，西周之前及其西周圣贤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周易》《诗经》《仪礼》《尚书》、《逸周书》等古籍以及今金石文字之中。尽管上古文化源远流长，但西周文化无疑集其大成。以西周圣贤文化为标志的西周文化，是我国学术的总源头。古人说西周学在王官，后流失民间，才有诸子百家，此说大致可见西周为我国学术之母这一事实，后世诸子文化，几乎都与西周初期文化密切关联。所以说，西周时期，是为我国文化萌芽时期。 自春秋以至两汉，则是诸子百家之学的创立与实践时期。尽管秦以法家为主、西汉先黄老而后儒术，东汉今文、谶纬、古文并盛，但毕竟还属于诸子百家时代。此为我国学术演进的诸子百家时期。 大约在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开始创立，于是，我国学术进入一个儒、释、道三教冲突与融合的时期。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创立，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诸子时代的结束与三教鼎立时代的开始。我国传统文化之基本格局至此才见端倪。此一时期，尽管三教有有激烈的冲突，但三教融合仍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学术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此为三教并行时期。 唐宋之际，我国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学术方面，则表现为儒学与佛教、道教的争胜，而此争胜却又是儒学与佛、道的融合过程。至于明代，阳明心学更被看做阳明禅。也可以说，宋元明时期，一方面是儒学胜出与复兴的时期，另一方面则是三教融合的鼎盛时期。宋明儒学，即理学的复兴又是我国学术的一大因缘。这个大因缘的出现与佛、道二教密不可分。关于宋明理学与佛、道之关系，既往大师所论不同。梁任公、钱穆比较看重佛教对理学的影响，而陈寅恪、蒙文通、刘咸炘则既承认佛教的影响，又看重道教的影响。以愚之见，宋明时期的三教都是相互吸收的。就儒学而言，因为新道教本身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所以，也可以视为一种佛教化了的道教。然而，道教自有道教的本位主义在。如此说来，则宋明理学所受佛教、道教之影响，实在是难分轩轾的。但不管怎样说，理学的发展，是一种三教合一的产物，这大概大家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吧。 到了清代，因为儒学已经取得了先导的地位，又因为惩明人空疏之弊，所以学术走向了实证化道路。此一实证化道路，若从三教关系看，则无疑是一种以纯化儒学为目的原教旨主义的路径。这是对宋以来三教合一方向的否定。尽管这是一种逆历史大势而动的复古运动，但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三教关系看，此当为我国学术的反动时期。然而，若从儒学自身发展看，则此时的清儒又继承了许多宋明理学的成果。例如考据，就是宋人的创制。例如戴震反对以理杀人，这又是继承了明人的尊情重欲说。所以，又是一种继承。总的说来，从清初以至乾嘉，清代学术的根本特征就是崇尚实学。此实学的特点是特别有学问有文字历史的依据，但缺点一是逆三教合一之大势，二是不怎么谈论修身养性的内学，所以过分实在，过分形而下了。 礼失求诸野。嘉道之际的四川出现了一位主张三教合一，同时有汉宋兼采的一代宗师。这个人叫做刘沅。对他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然而，如果大家看过《续修四库》，就会见到里面收录了刘沅的经学著作十三种。如果看过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二十三章，就会知道清代四川的刘门教，是尊刘沅为教主的。再有，如果知道民初刘咸炘的话，就会知道刘咸炘是刘沅的重孙。钱穆说，刘咸炘是近代唯一深知章学诚浙东史学的学人大家，语在钱先生《中国史学名著》。 至于刘沅本人的学术贡献，则是多方面的。在本书作者看来，如果简单一些，则宋代朱熹理学发展的正题，明代阳明心学是理学发展的反题，那么，清初以至乾隆时期，则是理学发展的第三期。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颜李、毛奇龄等代表和开始的新理学，一方面有反宋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则有继承宋明的一面。这个特征即便在乾隆时期比较激进的惠栋、戴震身上也很明显。惠栋一派号称汉学，其实，其学术形态是宋明理学、考据学以及东京训诂章句之学的混一。戴震海内共仰，而其新义理，则很多吸收了明人的思想。这一点，焦循也是一样的。这种混一的局面说明，尽管文献中多有对宋明的批判，然而学者们的学术格局，仍旧是基于宋明理学与东汉古文经学基础之上的。例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所称十三经，也是宋人的创制。十三经与汉唐所不同者，在孟子一经，而乾嘉巨擘戴震一生最倾心的著作，就是自己的《孟子字义疏证》，看此书，内容姑且不论，就其形式，也与宋人《北溪字义》极为相近。这又说明，整个清代再怎么样，都不能脱离理学的背景而凭空出现一种学术。这种宋明理学与东京古学混一的格局，必然会继续清初新理学的路径，产生出一种乾嘉时期的新理学来。对于乾嘉时期的理学，学者当然很谨慎，用的是“新义理学”的概念。在作者看来，此时期的学术，实际就是理学第三期，就是清代新理学的继续发展。乾嘉以后，清代新理学又有发展，作者认为，其代表人物即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刘沅。 既往研究清史，习惯把理学与考据，或者说汉宋对立起来讲，例如，太炎先生说清世理学竭而无余华。由于这样的成见，所以学者往往比较忽视清代理学的成就。例如冯友兰哲学史，讲到清代，也就是清初和中期的戴震。乾隆以后就基本不说了。实际上，就是乾嘉考据学家，也还是一种汉宋兼容的情况，理学一线从未中断，而且有许多成果。对此种分割汉宋的做法，葛兆光思想史也有疑问，不过他没有回答。近年来，人大龚书铎主编了一套《清代理学史》，这表明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清代理学了。理学的视野，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读完这本书，也许读者不仅会认识一个以往比较陌生的清代学者，而且更要紧的是，或者读者会对清代学术的整体走向，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印象。 内容简介： 唐宋以来，性与天道逐渐成为儒学讨论的中心话题，这一点，即使在乾嘉时代也不例外。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虽有差异，但在天人、理欲问题上，貌似天人合一，其实却是天人、理欲相对待。理学发展行进至乾嘉，学者主张即训诂而明道，遂开辟出一套天人合一、理欲合一的新理学观念。刘沅学术出现在乾嘉之后，其学会通三教性道精微，特别是宋、明、清儒学之长，以性天为主要内容，以中庸之道为权衡，建立了特立独行、且具创造发明的新理学体系。 附录： 欧阳祯人序 均强兄是研究晚清大儒、四川成都双流刘沅的专家。我多次听成都刘伯谷老先生（刘沅之孙，著名国学大师刘咸炘的长子）提起，但虽数次与均强兄以书信或电话交流研究心得，却一直未能谋面。日前，均强兄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性与天道 以中贯之：刘沅与清代新理学的发展》一书即将付梓，他索序于我，我十分惭愧。因为，虽然曾经在萧萐父先生的指导下，我研究了几年刘咸炘，但是，对刘沅的学术把握不深。可再三推辞，均强兄依然坚请。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晚清学者刘沅著作等身，有著名的《槐轩全书》传世。一生从教七十年，其学会通三教，归宗孔孟，颇具思辨性，当时即有很大的名声，现有《国史馆本传》传世。刘沅在经学、宗教、医学等领域对蜀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尤其是他创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刘门“养心功”，曾造福一方，举世瞩目，在中外学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他是一位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 刘沅的学术是一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庞大体系。要看清刘沅学术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将它置放于三教发展的历史之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熟悉三教教义与三教历史。自魏晋以来，三教历史千头万绪，三教各自的发展过程简直是云遮雾罩，要真正弄清楚，又谈何容易？刘沅研究的难点还在于，目前学界对乾嘉学术的认知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尚且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也可以说，不知三教流变，则不能知刘沅之学所从出；不知乾嘉学术之真相，则不能知刘沅儒学之所宗。因此，研究者想要论世知人，若非青灯古佛，下一番苦功，恐怕别无出路。令人欣喜的是，正是在三教关系和清代学术这两大难题上，均强兄呕心沥血，煞费苦心，空所依傍，自出机杼，这就为进一步探研刘沅三教合一思想的构成和宗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认为，刘沅的三教合一，就主体架构来说是儒、道会通，佛教居于次要的位置。所谓道，即道教内丹学中儒化倾向较重一派的内丹理论。所谓儒，则包括先秦儒家元典与汉、宋、明、清儒学。因为唐宋以来道教内丹学以及宋、明理学本身就包含有大量佛教因素，只是在此意义上，刘沅的儒、道合一才可称之为三教合一。刘沅的儒、道合一主要侧重于天道性命之学的合一，因为刘沅的自我认同是儒家，所以他的儒、道合一又是以儒学为主体的。至于儒学内部，虽然刘沅也兼容了汉人训诂之学，但其重心却是宋、明、清三代理学的合一。天道性命、成人成己，守身诚身，是刘沅学术的重中之重。就此而言，刘沅学术思想的形态应当属于清代新理学的范畴。 黄宗羲曾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天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明儒学案•发凡》）作者认为，刘沅学术思想也有一个根本的宗旨在那里。用刘沅自己的话说就是即“守身”、“诚身”，而具体的展开则可表述为“性与天道、以中贯之”这八个字。尽管历代儒者都论及“天”、“道”、“中”、“性”、“命”、“心”、“情”，但各家解释不同。仅就儒学而言，刘沅不仅融合了宋、明旧理学的成就，也融合了乾嘉新理学成果，而且其学兼汉、清儒训诂考据与宋、明儒“以经证悟、以悟释经”之长，因此他的学术既有一个“大”在里头，又有一个“贯”在其中。刘沅的学术思想体系，无论从天道、性命，还是伦理、宗教，都贯穿了他理解的“中道”思想，这就使得他的新理学具有了“性与天道、以中贯之”的会通特征。 众所周知，以前学界有一种成见，认为乾嘉学术是缺乏思想性的考据学，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清初以后就基本停滞了。但是，作者通过对刘沅天道性命思想的爬梳，认为事实未必如此。该书认为，自宋以来，无论三教还是儒学自身，都存在着分流与合流两个过程。就儒学而言，气本、理本、心本三分是一方面，同时又有一种合一的倾向。这种气、理、心合一的倾向在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本身即孕育着气、理、心三大本体合一的可能。然而，由于清代中叶理学的实证化取向，这个过程被中断了。后出于嘉道之际的刘沅哲学，恰好延续了这个断点，建立了一种“太极函三、函三为一”的新本体论。我想，假如这个发现成立的话，则不仅对刘沅学术价值的凸显是好事，而且对我国理学史发展环节的完善也是一件好事。 伦理领域向来是历代儒学关注的重点。从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说以后，男尊女卑的三纲说一直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作者发现，刘沅不仅对董仲舒的三纲说进行了相当系统的驳正，而且提出了“各正交通、归于自责”的礼教再造主张。同时，作者还注意到，除正三纲外，刘沅还对婚姻、妇女、宗族等礼秩问题十分关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不少接近近代伦理的平等思想。该书认为，乾嘉清儒也很关心民生和伦理，但戴震还没有明确论及三纲，钱大昕对“七出”的议论也仅只言片语，这就更显得刘沅开新礼教思想的珍贵。 均强兄的这些发现，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对于我国古代伦理史、启蒙思想史、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之深入都极具重要的意义。当然，书中其它出彩之处尚多，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清儒钱大昕尝谓：“唯好学则不妄，唯深思则不俗”（《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赠邵冶南序》）。好学则博闻，深思则精慎。此书其庶几乎？通观全书，既有实证的细微叙事，也有独到的史学识见，资料厚实，实事求是，眼光敏锐，新义间出，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史学素养。尽管书中难免些许不足，但瑕不掩瑜。我以为，这是一部考实与史识结合得很好的鼎力之作。学问无止境。均强兄既矢志学术，诚愿他发愤努力，日后有更多著作贡献学林。是为序。 欧阳祯人 辛卯二月二十一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