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琴和帕乌斯托夫斯基

闻之

来自:闻之(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组长
2008-01-02 16:51:04

×
加入小组后即可参加投票
  • 闻之

    闻之 (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组长 楼主 2011-01-30 16:11:31

      非琴(1927—1994),原名潘痴云。河北沧州人。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科,先后作过中学教师,办过《农报》。抗日战争中,随高树勋部队作抗日工作,后被汉奸邢仁甫杀害(文化大革命中才得知)。母亲是小学教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非琴小学未毕业,即随家庭四处逃亡。曾在南京锺英中学读过一年初中。1941年随父之友外出逃难,途中离散后,即开始只身逃亡,辗转两年多,到达大后方重庆。逃难期间,曾就读于流亡的河北中学高中一、二年级。由于对中央大学徐悲鸿、傅抱石、张书祈、黄君壁、陈之佛等大画家的仰慕,到重庆后,以同等学历考入该校艺术系(一年后中大迁回南京)。在校三年多时间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以笔作武器,写了许多战斗檄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争取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而奋斗。学运时所写的文稿及剪报四册:《毁灭》、《桥头堡》、《蓓蕾》及《遵命集》于2001年由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所用笔名有:今宜、汗平、金昔、魏闻、小俞、俞玉、非琴……   1948年底,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杀害的厄运,当即被中央大学地下党发展入党。于1949年初由地下党安排到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随大军渡江南下回宁。后被分配到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任校刊编辑。革大是解放初期新成立的“大学”,以改造国民党旧军政人员为主要任务。校刊作为改造这类人思想的舆论阵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校刊室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问题。   1950年,非琴写了一篇小说《团结问题》,以小俞的笔名发表在1950年9月13日〈〈文汇报〉〉副刊〈文学界〉上。(此时非琴仅23岁)。虽然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招来了“对号入座”的后果。被以“精神病患者”之名送入南京市委招待所住了一年多。当时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仍痴待组织允诺的“另行分配工作”。然而,一年多从未有人找他谈过话,也未分配工作。故未能向任何具体工作单位转党的组织关系。转关系的介绍信是由中共南京市学区党委组织部1951年9月7日开具的。介绍信至今仍保留着。   在住招待所期间,适值大规模开展京剧改革的讨论。由于从小对京剧的喜爱,写了许多有关京剧改革的文章刊于当时的《戏曲报》上。就是这些文章证明作者不是精神病患者,得到招待所工作人员抱不平的同情,并教他向市委反映。又经多次向上写信,才于1952年10月被分配到昆山县区人民政府,具体工作是婚姻登记。( 到昆山后未转党的组织关系,是因非琴认为,按党章规定,六个月不过组织生活,未交党费,即是自动脱党。而其本人被视为精神病患者后,住南京市委招待所一年多未过组织生活和未交党费,自认应以脱党论了)。   1953年考入上海俄专(后改上海外语学院)因在革大、南京市委招待所及昆山期间自学俄语,入学时已能阅读俄文版的《真理报》及一些俄文原版小说。入学初期改正了自学时的错误发音后,对课程基础进度很不适应,本人要求跳级未遂,校方又规定不能转课,故上课时常看俄文小说。1955年被校方以不回答苏联教师提问为由,劝其“自动退学”。也就是在1955年10月号的《译文》(后改《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他的处女译作,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夜行的驿车》,受到读者欢迎与好评。从此即开始终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属自由职业,无任何职称衔头的光环。自由职业长期来在中国是受歧视的“职业”。加之,离开昆山后,昆山将未向其转党组织关系的潘痴云开除出党。从此“演绎”出非琴大半生的坎坷经历。因无固定工作单位,未端铁饭碗,加上党籍问题的后遗症,在极左时期,长时间被内控为苏联特务、香港潜伏大陆、改名换姓的特务,甚至“反革命”(详情可参阅200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梦幻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梦晓时分》(李庆云著)。   为此,长时间里其所写文章及翻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也受影响。直至1979年,中国恢复停顿已多年的外国文学翻译后,才开始有其译作、译著及文章发表与出版。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外国纯文学译书的出版逐渐不景气,至今尚有非琴所译的多部文学译稿未能问世。   1986年上海文联成立翻译家协会,非琴被第一批发展为会员。   1959年非琴与上海外语学院(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同学李庆云(原籍昆明)结婚,因处境所迫,不生孩子,以免孩子一同受苦。李庆云早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后曾在昆明求实中学和培文中学任英语教师,1950年在美教会办的昆明天南中学任英语教师两年。1952年带全工资调入上海外语学院学习俄语,1956年至退休,在上海同济大学任外语教师。业余时与非琴合作做些翻译工作。非琴去世后,李庆云代其整理出版了几部译著和发表了数篇译文。   1994年非琴突病住院中,得到好友陈素文之子史兴祥的无微关怀和照顾,于病中认史兴祥为义子。病逝后,史兴祥以义子名义办理后事及处理丧葬事宜。1996年史兴祥立碑将其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非琴去世后,李庆云仍得到义子夫妇的极大关心与照顾。   史兴祥1953年生于一普通工人家庭,曾去农村插队落户,后又参军入伍,复员后分配到浙江省镇海县农业银行工作。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金融专业学习,毕业后,先后任交通银行上海杨浦支行行长、第一支行行长、长宁支行行长、市西支行行长。在银行理财和管理方面有所建树。

      非琴已出版的译书:   《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合译)[苏联]195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罗马故事》[意大利]阿·莫拉维亚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罗马尼亚]卡·彼得雷斯库1984年1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苏联现代散文欣赏》1986年4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玫瑰和雪》(原名《祖国的炊烟》)[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1987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卡扎科夫散文选》[苏联]1992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普里什文随笔选》[苏联]1992年12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火烈鸟的长袜》[乌拉圭]奥·基罗加1993年浙江少儿出版社   《罪与罚》[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年7月南京译林出版社   《贵族之家》[俄国]屠格涅夫1994年9月南京译林出版社   《摆脱克格勃》[俄罗斯]卡巴京1998年8月北京新华出版社   《奥·基罗加童话》[乌拉圭]1999年2月太原希望出版社   《一生的故事》(1—6卷)[俄罗斯]巴乌斯托夫斯基2001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以上信息来自“百度百科·非琴”: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593.htm

  • Nicola Ivanez

    Nicola Ivanez 2011-01-30 16:18:30

    应该还翻译过列斯科夫罢

  • 杨成堉

    杨成堉 2011-01-30 16:20:47

    非琴和李庆云夫妇的自传《梦幻人生》在一个博客上有连载,博主应该就是文中提到的他们的义子,地址是http://blog.sina.com.cn/shanghaijinancang,挺值得一看的。

  • 闻之

    闻之 (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组长 楼主 2011-01-30 16:30:42

    感谢燕十三提供的博客地址,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读后感觉非常好,转来与大家分享:

    原载2001年4月号《青岛文学》

    我读《一生的故事》 文/刘禹轩

    在2000年9月号的《青岛文学》上,我写了一篇《真实·梦幻·人生》,通过介绍李庆云、非琴合著的《梦幻人生》一书,叙述了我的亡友、俄苏文学翻译家非琴及其夫人庆云的故事。该文的末句说:“作为他们的同学、朋友和读者,我敬祝非琴安息! 敬祝庆云长寿! 并期待着和她的握手!”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庆云专程前来看我,而且亲自带来了一份厚礼:刚刚印出却还未在预定的2001年1月公开发行的六卷一百二十万字的《一生的故事》。这既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非琴的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部译品。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十七年之功写完,非琴则穷三年之力译毕。非琴译完后未及出版猝然辞世,多亏庆云含辛茹苦、殚精竭虑,先向莫斯科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家属购得版权,然后再向出版社联系,终于使这部大书在作者和译者分别逝世三十二年和六年之后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我不是苏联文学的研究者,却曾经是大量阅读苏联文学的一个读者,因为我曾经在五十年代青年时期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过七年之久,当时正是一切都要学习“老大哥”的时期,不但读苏联的书和教俄文是我的任务,而且由于苏联文学独霸中国译坛,除了苏联文学作品之外实在也捞不着其他国家的作品可读。五十年代中苏关系逆转,“老大哥”成“苏修”,我离开“友协”,也就和苏联文学“拜拜”,但还有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使我念念不忘,这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我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主要作品,而且是首先通过非琴的介绍。因此,当我从庆云手里接到沉甸甸的六卷《一生的故事》时,我的脑际忽然闪过了这种想法: 《一生的故事》不但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都是封笔之作,它的中译本的出版甚至还标志着中国翻译苏联文学任务的终结,因为五十年代苏联文学一方面翻译得太多,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空白,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已由《一生的故事》的出版所填补。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随着苏共二十大后的“解冻”特别是苏联的解体,苏联文学重新受到了审视,许多被镇压、批判的作家及其作品得到了平反、昭雪,甚至连高尔基之死和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这样重要的作家的自杀也开始显露真相,这是从我国苏联文学专家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毕竟东流去》等有关专著以及俄苏文学翻译家草婴和他的通信(见近期《文汇读书周报》)里可以看得出来的。与此同时,许多得过斯大林奖金的作家和作品,已被历史的长河洗得无影无踪,只有少数像帕乌斯托夫斯基这样正直的作家及其作品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为苏维埃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留下了忠实的记录。例如,就在《一生的故事》里,帕乌斯托夫斯基在瞻仰马雅科夫斯基的遗体时这样描写:他“神情严峻。身躯高大,似乎并未停止思索。可他在临死前却沉默不语,没有向任何人说出生活使他——一颗坚强的心和对自己满怀信心的诗人——遭受的那些屈辱和痛苦。”对于作家普拉东诺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高度赞扬了他的短篇《七月的雷雨》之后,不是遗憾而是愤慨地说:“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几乎没发表过。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什么地方出现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荒谬的责难立刻像山崩一样落到他的身上。”他还说到这位作家“病得很重,吐血,一连几个月一动不动地卧床不起,但是他一次也没有违背自己作家的良心。”他还写到他所结识的其他作家,在赞赏甚至崇拜他们的才华的同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这在当时那种墙倒众人推的气压底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帕乌斯托夫斯基把真实视为作品的生命。他在《一生的故事》的“前言”里宣布:“对所有著作,特别是自传性质的作品,有“一条神圣的规则——只有到作者能讲实话的时候才应该写。”正因为这样,他从不粉饰太平,像巴甫连柯那样眼见人民的苦难却把自己的小说叫做《幸福》。请认真地读几遍这一段话吧:“正在发生的事情时而使人高兴,令人赞叹,时而又好像是不正确的;时而好像是伟大的,时而却又好像把这伟大偷偷换成了不必要的残酷;时而好像是光明的,时而又好像烟雾弥漫,令人感到可怕,就像天空中布满一卷卷血红色的红云。”请问,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七十多年间,除了帕乌斯托夫斯基,还有哪个苏联作家敢于这样说话呢?

    《一生的故事》第二部有一章《相当难的职业》,可以看成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中必须是直爽的,自然的,必须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勇敢地表明自己对生活和人们的态度,决不能以个别好的地方敷衍搪塞过去。”他还说:“我明白了普希金所说的要使心爱的思想尽善尽美的意思。寥寥数语就向从事写作的人们提出了令人惊异的、清楚而明确的忠告,或者,大概是命令。”这就是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里力求达到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亦即真善美的“三结合”,而这也就是它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也就是它的风格之所在。“一篇小说,不管写的是生活中的什么事情,或一个人的任何品质,只要它与现实经验,同时又与想象和灵感相结合,那么它就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因此,不论讲什么事实或故事,除了真实之外,帕乌斯托夫斯基总是赋予它以浪漫的气氛和抒情的笔触;而当他要表达一种思想时,也往往以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因而他的作品被称为抒情散文小说,就连他那部谈创作的《金蔷薇》也是如此。这种对真善美的执着理所当然地赢得读者的赞赏,难怪苏联作家斯莫利奇说:“我从未遇到一个读者,说他不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这一点在中国读者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事实上,其他苏联作家很少像他这样在中国拥有如此广泛和持久的读者。早在1915年,他的两部小说《卡腊·布迦日海湾》和《科尔希达》的中译本就已出版。1959年两卷《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问世,非琴1959年的处女译作《夜行的驿车》也收集在内。这是一篇以世界童话之王安徒生的缠绵悱恻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当年在《译文》上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并且成了非琴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1987年《玫瑰和雪》又由非琴译出付梓。但是,直到二十世纪结束,苏联解体已逾十年,帕乌斯托夫斯基篇幅最大、分量最重、用力最勤、反映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和苏联社会历史面貌的压卷之作尚未出版,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文学在中国读者的清单里还少着这么一笔巨款,总不能不认为难以“结账”。因此我说,它的出版可以说终于填补了这一个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空白。

    时间是最公正也是最严格的裁判。许多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作家和作品都死了。有的作品甚至死在作者之前;帕乌斯托夫斯基也死了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作品还活着,《一生的故事》本世纪初在中国的出版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里,我愿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他的介绍作为最权威的根据,因为我确信,《全书》的编者和词条的作者是比当年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们公正得多的。《全书》在介绍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生平之后说:“他以抒情笔调描写大自然美景,对人民生活表示无限关怀。一般认为他是20-30年代俄国技巧最纯熟的作家。主要著作《一生的故事》(1946-1962)分数卷出版,是自传性回忆录。由于德高望重,在50 -60年代,每当其他作家遭到官方批判时,他每每出来为之辩护。”《一生的故事》止于三十年代,因而帕乌斯托夫斯基怎样为遭到批判的作家辩护未能在书中得到反映,但是从上述他为马雅科夫斯基、普拉东诺夫和其他苏联作家所作的不平之鸣来看,这种辩护不是顺理成章和势所必至的吗?

    这就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之所以为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为什么他不像多数苏联作家那样只属于昨天,还属于今天和明天;也就是为什么苏联文学翻译家非琴对他情有独钟,一而再地介绍他,翻译他。事实上,从开篇的《夜行的驿车》到压卷的《一生的故事》,非琴的译事是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相始终的。“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是件愉快的事情”,非琴在《一生的故事》译后记里说:“这首先是因为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细读他的作品,而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而我,作为非琴的朋友、同学和读者,也正是通过他认识了、爱上了并且“享受”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所有《一生的故事》以前的译作都是他亲自寄给我,只有这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生的故事》,是他去世六年之后由他夫人庆云专程送来给我的。先睹为快诚然是幸运,但一想到斯人已去又不禁悲从中来。斯人已去而最后和最重要的译书终得出版,又不由得于感伤中感到欣慰。如果说在《真实·梦幻·人生》一文里我还敬祝非琴安息的话,现在就应该说:“真的,非琴,你可以安息了。”

  • d'oo'dle |思罢喜罢

    d'oo'dle |思罢喜罢 (我不住在Moskva了) 管理员 2011-02-09 07:49:11

你的回复

回复请先 , 或 注册

18452 人聚集在这个小组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