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版《苏东坡传》与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后感。

王安石与苏东坡，从《宋史》记载得知，是一对斗得你死我活、惊天地泣鬼神的政敌。

苏家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交手过招，是传苏洵写了篇《辨奸论》，苏洵把王安石那是骂了个狗血喷头，“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此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等，把安石比喻成大奸大恶之人，极尽所能诋毁王安石。

以苏洵的性格，沉默冷漠内向，情商低到尘埃里，（得欧阳修推荐，第一次去拜访富弼与韩琦，便以菜鸟身份去指导两位名臣该如何治理朝政。）加上一辈子的郁郁不得志，是有可能说出如此刻薄的话来的。梁启超先生所书《王荆公传》辨说此文为伪作，而苏轼苏辙兄弟好像也未提及过父亲写的这篇文章。但我更愿意相信苏洵是写过此文的，子瞻与子由兄弟皆为具有温暖人性的谦谦君子，在他们眼中，王荆公为高风亮节一君子，他们是不愿提及父亲所写的这篇刻薄恶毒的文章。

苏轼兄弟在汴京参加各种考试的时候，王安石为翰林院知制诰，是个极其务实、严谨笃实的经学家。而苏轼作文章极为洒脱，下笔如神、洋洋洒洒不能自己。

比如他在考试题目为《刑赏忠厚之之论》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欧阳修为此拍案叫好，问他：这典故从何处来？我怎么没读过？苏轼哈哈大笑着说：想当然耳！当然也有人说是梅尧臣问他，此处不作细究。而王安石则认为这样的文章不可取，这么严肃的文章怎么可以引用“想当然耳！”所以王安石对文彦博、韩琦说：如果我是考官，我不会录用苏轼。

我想，王安石是从文中看到了苏轼任性洒脱浪漫的一面，而严谨谨慎世故不足，天真的像个孩子。这个性格特点确实让苏轼的仕途充满艰难坎坷，陷入乌台诗案、贬黄州、惠州、直至出海之儋州。

（本人是东坡先生忠实粉，此处拒绝杠！人无完人。）

苏轼苏辙兄弟对王安石的新法是极其反对的，苏轼更多的是从“为民”的角度来看待新法，而王安石是从“为国”的角度来变法，但在为民与国的利益上，他们都是坦荡无私的君子。

但苏轼还是被认为了是保守派大头子司马光的最大支持者，竭力反对与攻击王安石的变法，虽然他后来又被陷入了与司马光的矛盾困境中。这就是苏轼，他的内心，像孩子一样纯净简单。

但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情与品格是非常认可的，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很赞赏，曾对友人称道荆公撰写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的最好的。

王安石性格刚强执拗，不随和，也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缺乏政治上圆滑的手段，像吕夷简那样。如他自己在《答孙少述书》中所说；我天性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很少，扳着指头数，也就几个人。

但当其他大臣都沉浸在歌舞升平、用金钱买来的短暂和平中时，唯独他，嗅到了宋朝的危亡气息。对内，宋王朝在仁宗朝已经开始陷入了“三冗”-冗官，冗兵，冗政的泥潭中。对外，西夏与辽，是两只对宋虎视眈眈的财狼，今年用三十万银、绢帛换和平，明年要求四十万，后年要求五十万，你给吗？给的起吗？你永远无法满足两只财狼的贪欲。

如果没有一剂猛药，谁能救他的大宋于危难？

有人说他贪慕权利，可我们在史书里看到他六次《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反复递交了6次辞职报告，言辞哀怨悱恻，恳求神宗解除他的宰相之职。

有人说他贪慕钱财，但他却是史书里唯一一个不坐轿子不纳妾的宰相，死后也没有任何遗产留给家人的宰相。

他做这些，除了为国为君为民，还能为什么？

苏东坡陷入乌台诗案的时候，李定他们几乎要给他戴上“叛君”的罪名了，许多亲朋好友都唯恐避之不及，他自己也以为是必死无疑了，是已归隐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当然还有神宗祖母-曹太后也说；当年你祖父读到苏轼的文章是何等的欣慰啊，这样的人才要留给子孙。

神宗这才下旨，把苏轼从地狱般的昭狱释放出来，被贬为黄州团练使。（没有职权也没工资，相当于监外执行，神宗并没放过他。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才开辟了东坡。）

在黄州熬了三年，苏轼被从黄州移官汝州，算是刑满释放。他顺道第一个拜访的朋友是在金陵（南京）归隐多年的王安石。到了金陵，船刚靠岸，得知消息的王安石骑着一只小毛驴来江边接他，两人执手相看，感概万千，似是两位劫后重生后的老友。后两人同游钟山，谈禅论佛，作诗唱和，喝茶论道，相谈甚欢。

王安石为此作诗《北山》，邀请苏轼来南京购置田产，一起归隐田园。苏轼十分感动，并作了《次荆公韵》：骑驴渺渺入荒坡，相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这次在南京陪了王安石三十天，像儿子对父亲一样敬仰，又像朋友一样亲密无间。这是两人最亲近的一段时光，也是最后一段共处的时光。

半年后，神宗驾崩。王安石无法抑制心中的悲愤，也黯然离世。

苏轼为王安石撰写了敕文，文中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高贵的品德与出世的才能，这是盖棺定论的文章。也是王安石最后的荣光。苏轼一生只给三个人写过敕文，一个是张方平，他如同苏轼的父亲和伯乐，是一位引导他进入仕途的长者，一个是他曾经的政敌—王安石。

两位旷古奇才，两位惺惺相惜的君子。

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心中颇为愤愤不平，因为读到很多诋毁王安石的主观性的东西。再读李一冰先生所写《苏东坡新传》，便觉无限欣喜，因为李一冰先生冷静客观，尊重史实，有理有据有考证，不管是写苏东坡，还是关于王安石，很少带有个人的、主观的情绪。

我想，这才是写传记的基本理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