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从《湘行散记》进入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作者：沈志勇

1934年1月底，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家乡湘西凤凰，他把这一路的见闻以书信的方式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这就有了后来的《湘行散记》。而正是这趟回乡的见闻，让他对已经动笔的小说《边城》有了新的思考。如果没有这次回乡，恐怕我们见到的《边城》又是另外的模样。

河两岸的吊脚楼

《湘行散记》里的记录的是真实的湘西世界，《边城》正是对这些故事的延伸和再创造，蕴含了作者的想象和美好愿景，是“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可以说《湘行散记》给了我们一把进入和理解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钥匙。

《湘行散记》与《边城》

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合照，1934年春于北平西郊圆明园旁的达园

在这次返乡之前的1933年秋天，新婚的沈从文正式开始了小说《边城》的创作。

《边城》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由“绒线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新婚妻子张兆和三个人合成的， 是作者倾注着“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在《老伴》中，沈从文细致记述了他的好朋友赵开明追求绒线铺店主之女翠翠的往事，十七年后，当他再回到绒线铺的时候发现赵开明终于得偿所愿，但翠翠已经去世，并留下了一模一样的女儿小翠翠，只是当年那个“伶俐勇敢”梦想当副官的赵开明早已变了样子，“这人简直可说是一个老人，很显然的，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沈从文大受触动，“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摩摩我的面颊，一句话不说”。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看到了现特别是停靠芦溪近17年前一段关于好友赵开明与绒线铺漂亮女孩翠翠的往事与眼前神情冷漠吸食大烟的赵开明以及翠翠去世后留下的小翠翠更令人辗转难眠“。

不止是翠翠的故事让沈从文震动，湘西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他到凤凰老家后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他明白，原先勾画的《边城》已经无法“对应”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

《湘行散记》的由来

1934年，人在北京的沈从文接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决定回乡探望母亲。

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他从北京到遥远的湘西，并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

网友绘制的水路路线图

1月7日，沈从文先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一共花了5天时间，到桃源以后就没有公路了，“陆路走尽却溪行”，于是经友人（就是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介绍包了一艘小船，沿着辰溪（沅水）经过桃源县、沅陵县、泸溪县，一共在船上待了7天到了到浦市镇下船，转走陆路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家乡凤凰，一共花了15天的时间。

出发前，沈从文和新婚妻子张兆和约定，每天用半天时间给她写一封信，另外半天写文章，结果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写信，他把“一切见闻巨细不遗全记下来”写成将近50封信向妻子报告。

回到北京之后，沈从文对这些书信的内容进行整理，陆续写成一些散文，并从1934年4月1日至1935年5月10日期间在报刊上发表，一共12篇。1936年3月集结成《湘行散记》出版。

《湘行散记》，沈从文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目前我们看到的《湘行散记》有很多版本，有的是11篇，有的是12篇，有的增加了同时期的其他书信。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无论是哪个版本，都不影响我们去感受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湘行散记》里的人

《湘行散记》并不是一般的描绘风光、记叙民俗、人物的游记，它的重心更在于写人，写人性，写人性的美。这些人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商贩、妓女、水手、兵士、农人、矿工，他们在苦难中顽强的活着，和命运、自然做抗争。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写一位很野又有趣的湘西汉子，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写了船上三个水手各自的故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写的是有情有义的水手牛保和19岁多情的少妇夭夭，《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写一个带领两千穷人落草为寇而后从容赴死的煤矿工人，《虎雏再遇记》讲的是自己试图教育改造14岁虎雏失败的事，《老伴》写老朋友赵开明和翠翠的故事，《箱子岩》里面写了“油气与娇气”的靠走私鸦片发财享乐的21岁退伍伤兵，《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写了77岁的临时纤夫“一个老头子，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如古罗马战士那么健壮”。

沈从文虽然不是传统上的“革命作家”，但他确实是少有的离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最近的，因为他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他对他们抱有同情和爱。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这些人不需要我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他写到，“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沈从文对人的尊敬和爱好像出自本能。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他写到“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作给那水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在《老伴》中他没有向老朋友亮出自己的身份，也是出于尊敬，“他们那份安于现状的神气，使我觉得若用我身分惊动了他，就真是我的罪过。”

很显然《湘行散记》不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游记。

汪曾祺在谈到老师沈从文时说，“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对社会的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

这一点在《湘行散记》中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不止一次反思历史。

“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

他认为宏大的历史叙述往往忽略人的命运，缺少对人的关怀。“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而这些，也恰恰是八十七年后，《湘行散记》和沈从文依然值得读者去阅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