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 · 巴塔耶 ： 文学是恶，恶是超道德

我这一代人是动荡的。这代人的文学生活开始于超现实主义的喧嚣之中。在一战后的那些年里蔓延着一种情绪。文学也窒息到了极限。它似乎自身中就带有一场革命。这些研究的一致性对我来说是必要的，一个成熟年龄的男人将它们组合了起来。但它们的深刻意义和这个男人的青年时期有关，它们是这段时期的震耳欲聋的回音。

在我看来这是意义深远的：这些研究（至少是它们最初的版本）部分出现在了《批判》中，这份杂志的严肃特征是一笔财富。我应该提请各位注意，如果说我有时候不得不重写它们，是因为在持续的烦躁中，我一开始只能晦涩地表达出我的想法。动荡是根本的，这是此书的意义。但是时候弄清楚了。是时候了......甚至有时候，我似乎是没有时间。至少说，时间催促着我。

这些研究对应了我为了廓清文学的意义而做出的努力......文学是关键，要么就什么都不是。我认为，恶（le Mal）（文学乃是这恶的表达）——恶的一种尖锐形式——对于我们来说具有至尊的价值。但是，这一构想并不要求道德的缺席，它要求的是“超道德”（hypermorale）。

文学是交流。交流要求的是忠诚：严肃的道德是在同有关恶的知识的共谋那里被发现的，那些共谋为强烈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文学并非天真无邪的，它是有罪的，它最终应当承认这一点。只有行动拥有权利。文学，我慢慢地希望表明，它是最终被寻回的稚气。但是，统治着的稚气拥有一种真理吗？在行动的必要性面前，必然会有卡夫卡的诚实，它不会同意任何权利。无论热内的书里有着多少教诲，萨特对他的辩护也是不可接受的。最终，文学应当为自己进行有罪辩护。

《文学与恶》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