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的三段公案：金钏之死、尤三姐自尽和鱼眼珠子论，其实觉得迟到的争议挺有意思
来自：易颐(目送飞鸿，手挥五弦)
宝钗扑蝶不慎撞破小红私情，却托词黛玉。这个情节自清朝以来就是评论家的焦点，她究竟是守分持中的士大夫理想道德人物，还是大伪似真的实用投机派，引发的口水仗太多太多了。
袭人呢？疑似间接害死晴雯被口诛笔伐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事，结合她自己和宝玉的关系，这段公案上升程度也很高，不少评论家以此断定她是“柔奸成性”。另外袭人历来不为评论家所喜，跟她嫁给蒋玉菡不为宝玉守节大有关系。毕竟高鹗都自我代入了（他有一自请离去的下堂妾），描写这一段时暗含多少嘲讽，反而曹雪芹本人要温情得多。
王夫人是不是假慈悲，贾政是不是假正，秦可卿姐弟是不是真淫，妙玉是不是假清高实则凡心未了，探春对赵姨娘的态度。连黛玉这样的美学人物也逃不过，取笑刘姥姥携蝗大嚼…
这都是红学的月经话题了，你觉得，高明到哪里去了吗？但你是不是至多觉得有些琐碎，认为以此臧否人物是很正常的标准？
那么又为什么会觉得，翻出金钏、尤三姐自杀和鱼眼珍珠这三件公案，来探讨贾宝玉的另一面，就是偏激呢？因为在文艺作品中，女性主义一直是缺失的视角，所以显得不正常。但贾宝玉对女儿之美的赞颂欣赏之外，也有着对女性如何被世情搓磨才或凋零或变庸俗这一面的忽视和不作为、甚至是悲剧的间接造成者。
清代红学研究者中喜欢黛玉、喜欢宝钗的也一样喜欢代入自我立场，说是魏晋名士和儒教人物的区分还沾点边，上升到隐喻臣子忠奸之辩的，和红楼梦的文本、曹雪芹的原意又tm有多大关系？
名著的生命力在于随着时代、世情的变迁总能引发新的讨论，创造出新的衍生品。就像随着时代变迁，王夫人的探讨从是不是假慈悲，延伸到刘姥姥评价她未嫁时爽快率真、着实能待人，开始关注这样一个女性如何变成泥胎木偶、无活气的模样。为什么不扩大讨论的边界，而要锁死在原有的视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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