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森茂第九次读书报告

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学者。在一片占据主流的西方声音之中，他的观点总是稍显另类。例如，反对以色列以所谓犹太人生存权的名义，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反对美国政府自卡特总统以来的中东政策。即便在“911”事件之后他也没有改变意见。萨义德认为，正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对伊斯兰的偏见，人为制造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隔阂，二者互不了解，且可能相互仇视，最终为恐怖袭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和《东方主义》这本偏向理论的著作不同，《报道伊斯兰》一书更像是作者的一个用来回应“东方主义理论”的实例。在前者中，萨义德颇有洞察力的批判指出，西方现有的对于东方的描述，想象及随之而来的批评，充满了源自西方的偏见。其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对于东方的解释中，总是充满了野蛮、神秘、落后、不解，似乎西方文明远胜过东方。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对伊斯兰的指摘中，也包含在对于远东国家如中国的鄙夷中。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造成东西方并不被客观地置于平等地位，而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

　　从文化角度而言，这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华裔学者刘禾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中，刘禾注意到，在中英《南京条约》中，关于babarian(野蛮人)一词的废除使用，成为了中英双方争斗的焦点之一。而其背后则反映了大清帝国和英帝国之间对各想象的不同。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说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大清帝国将西方为称蛮夷，则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某种“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清帝国直到鸦片战争战败之前，都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四周皆蛮夷之地，蕞尔小岛之英国自然不能称之为“国”。“野蛮人”不是针对英帝国，而是指中华帝国之外的统称。但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兴起的英国不能接受这样的称谓，按照西方外交原则，中、英两国自然处平等地位。因此，马嘎尔尼在会见乾隆帝时拒绝下跪，不得已折中采取了单膝下跪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英国是一个与中国平等之帝国，因此才要废除使用类似蛮夷这样的词汇。话语兴废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秩序和国家实力的变化。

　　可见，无论是萨义德也好，还是刘禾也好，总结他们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另一个国家总是与国家本身的强弱有关。强者，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待弱者。因为，他们总是有能力制造规则，并让别人也来遵守规则。这种能力叫解释权。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文明，解释伊斯兰的“非法”，而曾经强大的中国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规矩，强迫英国使节下跪。然而，现实的残酷一面却是，不同的文明之间总是难于相容。不管萨义德愿不愿意承认，亨廷顿的观点似乎更符合现在的实际，文明之间难以协调。具体到今天的世界，特朗普在那边大喊着移民滚出美利坚，而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仍在想着在哪里发动恐怖袭击。这是一个比乱的世界，除非我们能发明一种更为宏大，包容，且被各国所接受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