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

［第一线书店］ 1928年暑假中，刘灿波（呐鸥）又来到上海。他在虹口江湾路六三花园旁边一个日本人聚居的里弄内，租了一幢单间三楼小洋房，独自一人住着，有一个女佣为他烧饭，洗衣，看守房子。这个女佣也是闽南口音，可能是他带来的。 灿波很快就找到了望舒，邀请望舒住到他家里去，大家商量商量，做些什么事。于是望舒就离开我家，住到上海刘灿波家里去。我到上海，也就住在那里。楼下是客厅，二楼刘灿波住，三楼是个搁楼，但相当宽阔，望舒住在那里。最初，大家都感到无聊得很，没有事做。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 刘灿波喜欢文学和电影。文学方面，他喜欢的是所谓“新兴文学”，“尖端文学”。新兴文学是指十月革命以后兴起的苏联文学。尖端文学的意义似乎广一点，除了苏联文学之外，还有新流派的资产阶级文学。他高兴谈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理论，也高兴谈佛洛依德的性心理文艺分析。看电影，就谈德美苏三国电影导演的新手法。总之，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文学风尚，他每天都会滔滔不绝地谈一阵，我和望舒当然受了他不少影响。

第一线书店出版的《无轨列车》封面 1928

第一线书店出版的《无轨列车》版权页 1928

终于有一天，灿波对望舒说：“我们自己办一个刊物罢，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只好自己发表。”经过一二天的商量之后，决定了办一个象《莽原》一样的小刊物。刊物的内容呢?灿波说：“没有一定。有什么文章就登什么文章。”于是他给刊物定了个名弥：《无轨列车》，并且自己画了个封面。 过不了几天，灿波又说：“我们索性开一个书店罢，自己来印一些喜爱的书。”望舒说：“开一个书店?谁做老板?”灿波说：“我。”望舒说：“你?你预备多少资本?” 灿波说：“没有问题，几千块钱，我可以拿出。”这样就在四川北路、西宝兴路口出现了一家“第一线书店”。这个招牌也是刘灿波写的，自左至右横写的黑地白字的宋体美术字。书店只有一间店堂，开慕时出卖的只有《无轨列车》创刊号。过了几天向四马路各家新文学书店批购了几百本书来充实书架。灿波是老板，望舒是经理，我是营业员。我和望舒整天在店里，可是很少人进来买书。 那时候，鲁迅和茅盾都住在东横滨路景云里。离灿波的住宅很近，因此，冯雪峰也常来我们编《无轨列车》创刊号向雪峰要稿，雪峰就把《文学工场》未印出的那篇《论革命和知识阶级》交给我们发表。《无轨列车》一共印行了八期，大约这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了。 第一线书店开设在“中国地界”，开张后一二天，就有警察来查问。谁是老板？有什么背景？向市党部登记了没有？这些开店手续，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全没有做。于是跑市党部，跑社会局，跑警察局，补行登记，申请营业执照忙了好儿天。可是一切登记，一切申请，都杳无消息，没有一个文件获得批示。直到一个多月之后，警察局送来一纸公文，内容大约是“查该第一线书店有宣传赤化嫌疑，着即停止营业”。挂了两个月的“第一线书店”招牌，就此除下，卖给油漆匠去做别家店铺的招牌。三个毫无出版经验的青年，开过了第一个书店，办过了第三个科物。这是1928年9月至12月的事。

［水沫书店］ 接下去是筹备开第二个书店。定名“水沫书店”。这回不设门市部了，采取出版社的形式。我们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公益坊内租了一幢单开间二楼的石库门房屋。楼上前间是办公室，后间给两个中学生做卧室。这两个中学生专做跑腿的事，买纸，联系印刷所。没有出差任务，就当初校校对员。楼下前间是营业室，兼堆存印书纸。请了一个宁波人崔龙泉，当老师傅，做负重出差的工作。他是谢旦如介绍来的，刚结婚，想把新娘从宁波带出来。我们就把楼下后间给他们俩做卧室，他的新娘林翠给我们管伙食。 这时，刘灿波的夫人来到上海，望舒和我就搬到书店，住在亭子间里。我那时还在松江中学任语文教师，不能常驻上海，总是星期六下午到上海，星期一早车回松江。杜衡住在圣母院路高福里，也不常到书店。刘灿波每天上午来书店，结算一下银钱账目，和望舒谈一阵编辑出版事务，他就走了。因此，最初一段时期，整个水沫书店是望舒一个人管理的。到暑假以后，出版的书多了，望舒一人忙不过来，要求我和杜衡全力合作。我辞去松江中学的教职，在东横浜路大兴坊租了一幢房子，和杜衡夫妇一起合住，我也把新结婚的妻带来长住上海。大兴坊就在鲁迅、茅盾住的景云里旁边。这幢房屋本来是梅电龙(龚彬)住着的，梅的夫人龚品娟是松江景贤女子中学学生，也是我妻的同学。当时梅电龙要去福建，想把房屋及一部分家具顶掉，于是我和杜衡就合资承顶了下来。 水沫书店开设在租界内，不用登记，店设在里弄内，只在门上挂一块很小的招牌，一点也不会引人注意。开张大吉，一本本书印出来，卖出去，在1929和1930这两年中，我们的出版事业办得很热闹，因而也结识了许多前辈或同辈作家。当时常到我们店里来闲谈或联系稿件的有徐霞村，姚蓬子，钱君匋，谢旦如，徐耘阡等等，胡也频和丁玲也来过。最常来的是冯雪峰。雪峰对我们办出版事业，寄于很大的期望。有时他白天到我们店里来闲谈，晚上从景云里看了鲁迅之后，又顺便到我们家里来坐一会儿。 水沫书店最早印出的是两本小书：冯雪峰译的苏联诗集《流水》，我的中篇小说《追》。“追”是我的仿苏联小说，试用粗线条的创作方法，来写无产阶级革命故事。这本小书居然被国民党中宣部所重视，列入禁书目录，着实抬高了我的身价。 接着，我们印出了柔石的《三姊妹》，胡也频的《往何处去》。柔石的稿子是鲁迅托冯雪峰介绍来的。胡也频的稿子是他自己送来的。当时，上海的小书店，每有新书出版，都要作者自己拟写广告。因为书的内容，只有作者或译者本人，知道得最清楚。前几年，我在徐家汇藏书楼检阅当年我们编刊的《新文艺》月刊，发现了《三姊妹》的广告。这条广告，我记得是柔石夹在校样里送来的，现在抄在这里，也可以算是柔石的遗文。 柔石先生的创作，读者想必已在《奔流》、《语丝》、《朝花》等杂志上披读过了。《三姊妹》是他目己很满意的一篇中篇小说，内容是一个青年忽热忽冷地爱着三位娇美的姊妹，而又陆续地把她们抛弃了。文笔清丽，情景凄切，实是近年来中篇小说中罕见的佳构。 《水沫丛书》是我们的重点出版物。这是我们的同人性文艺创作丛书。前后共出版了五种：(一)戴望舒诗集《我的记忆》。(二)徐霞村的小说集《古国的人们》。(三)我的小说集《上元镫》。(四)姚蓬子的诗集：《银铃》。(五)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这一套丛书都是各人的第一本书，可以说有一种新鲜的风格。印刷也比较美观，可是销路并不好，只在文艺界同人中引起了注意。这是我们这个书店没有做好发行工作的致命伤。 在外国文学方面，我们计划了两种丛书。其一是《现代作家小集》。这是六十四开本的小丛书，摊本四五万字。据1929年9月份出版的《新文艺》杂志上刊登的广告，原计划有下列六种： 新郎的感想(郭建英 译) ／日本／横光利一 著 牧人之笛 (施蛰存 译) ／奥 ／显尼志勒 著 二青鸟 (杜衡 译) ／英／劳伦斯 著 青色的海(戴望舒 译) ／苏联／皮力涅克 著 马戏(安华 译) ／ 英／柯巴特 著 结婚以后(杜衡 译) ／犹太／俾莱支 著 但事实上，只出版了《新郎的感想》和《二青鸟》两本。另外设计了一套《新兴文学丛书》，没有预定目录，随时有来稿，随时编入。这一套丛书，一共印出了四种： 在施疗室(沈端先 译)／日本／平林夕仔 著 革命底女儿(杜衡 译)／美 ／约翰•李德 著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疑今 译) ／德／雷马克 著 钱魔(林微音 译)／ 美／辛克莱 著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部描写这场战争的小说，1929年1月在德国出版，三个月内，发售了六十万册。英译本出版后，在四个月内，发售九万一千册。法译本在十一天内发售七万二千册，这简直是一部轰动全世界的书。林疑今是林语堂的侄子，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他在暑假中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大约在9月间，他带了译稿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他印行。当时我们已知道马彦样和洪深也在译这本书，而且听说原稿已由现代书局接受，已付印刷厂排版。因为洪深在写一篇二万字的文章，论战争文学，预备附在译文后面，而这篇文章尚未交稿。我们都知道洪深的拖拉作风，他这篇文章未必很快就会写成。于是我们把林疑今的译稿接受下来，做好付排的加工手续，我和望舒带了五听白锡包纸烟，到和我们有老交情的华文印刷所，找到经理和排字房工头。请他们帮忙，在一个月内把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译稿排出，排字工加百分之二十，另外奉送纸烟五听，让他们自己分配。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过不了十天，就送来了初校样。我们的书在11月上旬出版，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大广告。等到洪深、马彦祥的《西线无战事》出版，我们的林译本已经再版。以后，在五个月内，再版了四次，大约卖了一万二千册，在1930年的中国出版界，外国文学的译本，能在五个月内销售一万多册，已经是了不起的事了。这本书，恐怕是水沫书店最旺销的出版物，由这本书带销的书，也有三五千册。此后，我译出了格拉赛的《一九O二级》，也是一部反战名著。这本书只卖了三千册。 此外，我们还出版了英国莫理恩的《虚无乡消息》(林微音译)，古罗马诗人奥维提乌思的《爱经》(戴望舒译)，苏联台米陀伊基的报告文学《乱婚裁判》(沈端先译)，苏联科伦太伊的《伟大的恋爱》(周起应译)，还有一本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五个短篇小说集《善终旅店》(徐霞村译)，这本书有许多马赛莱尔的木刻插图，我们是为了介绍马赛莱尔的版画而译印此书的。 水沫书店也出版过一些社会科学书，值得提起的有孙晓村的《英美资本战》，伐尔伽的《1929年的世界经济及经济政策》(李一氓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杜国庠译)。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在办第一线书店的时候，冯雪峰常常劝告我们，要出版些“有意义”的书。他所谓“有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其中之一。那时刘灿波正在译弗理采的《艺术社会学》，戴望舒在译伊可维支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冯雪峰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与社会基础》，都是篇幅较多的书，各人译了一年多才得译成。 一天，雪峰来闲谈，讲起鲁迅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我们便灵机一动，想到请鲁迅主编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我们托雪峰去征求鲁迅的意见。过了几天，雪峰来说，鲁迅愿意编一个这样的丛书，但不能出面主编。对外，他只能参加几种译稿，其他都和他没有关系。我们同意了鲁迅的建议，就请雪峰和鲁迅一起做一个计划，并拟定书目，分配译者。 在192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文艺》月刊创刊号中，有一页《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广告，保存了当时拟定要印行的第一批书目： (1)艺术之社会基础(卢那卡尔斯基 著)／雪峰译 (2)新艺术论(波格达诺夫 著) ／苏汶 译 (3)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哈诺夫 著) ／雪峰 译 (4)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尔斯基 著) ／鲁迅 译 (5)文学评论(梅林格 著)／雪峰 译 (6)艺术论(蒲力汗诺夫 著) ／鲁迅 译 (7)艺术与文学(蒲力汗诺夫 著)／雪峰 译 (8)文艺批评论(列褚内夫 著)／沈端先 译 (9)蒲力汗诺夫论(亚柯弗列夫 著) ／林伯修 译 (10)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卡尔斯基 著) ／鲁迅 译 (11)艺术与革命(伊列依契 著)／冯乃超 译 (12)苏俄的文艺政策(藏原外村 著) ／鲁迅 译 这份书目是鲁迅和雪峰拟定的。除了梅林格以外，其他十种都是苏联批评家写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伊列依契即列宁。最后一种是日本人写的关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鲁迅以为这是一本简单明白，有总结性的著作，放在最后一本，非常适当。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文学评论》梅林格著雪峰译，1930

刘灿波的《艺术社会学》篇幅很多，将近三百页，卷一百还打算加二十多页铜版插图，况且这本书和戴望舒译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左翼理论界颇有意见，认为它们还几有资产阶级观点，因此没有把这两个译本编入丛书。 沈端先、林伯修、冯乃超三部译稿都是雪峰去联系之后，征得他们同意而决定的。大约当时他们也在翻译这一类的书，或者是鲁迅拉他们合作，分配给他们的。虽然登出了预告，但他们三位都没有完成译务。 从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这个丛书依次序出版了五种，排印美观，校对精审，差不多都是译者自己校的。封面采用了日本出版的一套同类从书的图案，请钱君匋设计绘制，陈列在书架上，特别显目、五种书发行出去，各地反应极好。但是，除了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以外，有许多内地城市的书店，就不敢大量批购这些书，只是在批购别的出版物时，顺便带几本去隐蔽地试销。 鲁迅译的《文艺与批评》，于1929年9月初已打好纸版，即待付印，岂知承印的华文印刷所发生火灾，把纸版及校样一起烧掉，于是不得不委托别的印刷所重新排字。这本书卷前，鲁迅要印一帧彩色版的卢那卡尔斯基像。最初到中国人办的制版所去做三色铜版。做了两次，鲁迅都不满意。第三次是由吕本人开的制版所承制的，鲁迅才认为可以满意。有此一段曲折，这本书的出版最不容易。 我们这个丛书计划预告以后，上海有几家书店急起直追，也在打算出版几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大江书铺和光华书局都分别找鲁迅和冯雪峰，向他们组稿。鲁迅译的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原来是我们这个丛书的第六种，在光华书局的情商之下，给了光华书局。冯雪峰另外又为光华书局译了一本伏洛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大江书铺也出版了鲁迅的一二种译著，我不很记得了。伊可维支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在戴望舒的译本出版以前，已先有樊仲云的译本在新生命书局出版。戴译本是从法文本译的，樊译本是从英文本译的。

《新文艺》 一个定期出版的文艺刊物，对编者来说，是为了自己及朋友们发表文章的方便。对出版家来说，是为其他出版物做广告。水沫书店需要每个月有一个宣传刊物，于是我们办起了一个《新文艺》月刊。 这个月刊是二十五开本，每期一百五六十页。1929年9月出版了创刊号。1930年4月，出版了第二卷第二期，就停刊了，一共出版了八期。第一卷一至六期是倾向性不明显的同人刊物。在第一卷即将结束的时候，形势要求我们有所转变，于是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新文艺》面目一变，以左翼刊物的姿态出现。到第二卷第二期排版竣事，即将出版的时候，受到了政治压力，刊物和书店都有被查封的危险。大家研究了一下，还是自动停办刊物，以保全书店。于是第二卷第二期的《新文艺》封面上印出了“废刊号”三个字。卷尾有一段署名“编委”的《编辑的话》，向读者说明刊物停止出版的理由是：“内则受了执笔人不能固定的影响，外则受了暴力的睨视的影响。”前一句是说明这个刊物不是同人性的，并没有人在做核心，后一句是向读者一暗示我们受到了政治压力，停刊出于被动。但“暴力的睨视”这样提法，失于考虑，几乎又惹麻烦。 《新文艺》每期的内容，创作与外国文学介绍各占一半。在创作方面，发表了徐霞村、许钦文、叶圣陶、彭家煌、李青崖、刘呐欧、穆时英和我的短篇小说。穆时英是光华大学学生，上钱基博先生的语文学课，每学期都不及格。他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水平，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1932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原来“考妣”二字他还分不清。但是他送来了他的处女作《咱们的世界》，使我非常惊异。整篇小说都用地道的工人口吻，叙述工人的生活和思想。这种作品，在当时的左翼刊物，如《拓荒者》、《奔流》等，也没有见到过。我们把这篇小说发表在《新文艺》第一卷第六期上，接着在第二卷第一期上又发表了他的《黑旋风》，另外有一篇《南北极》，我介绍给郑振铎、徐调孚编的《小说月报》，差不多在同时刊出。这样，穆时英的小说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 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鸠摩罗什》、同时《小说月报》发表了我的《将军的头》，这两篇都是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在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有人采取这种创作方法，因而也获得一时的好评。接下去，为了实践文艺思想的“转向”，我发表了《风阳女》、《阿秀》、《花》，这几篇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但是，自己看一遍，知道是失败了。从此，我明白过来，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还不够作为他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穆时英写的最初几篇小说，一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尖子。但是，到后来就看出来了，他连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没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的生活体验。他之所以能写出那几篇比较好的描写上海工人的小说，只是依靠他一点灵敏的摹仿能力。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创作方法，都是摹仿，不过他能做到摹仿得没有痕迹。 《新文艺》也重视新诗。除了戴望舒的新作品以外，还发表了姚蓬子、邵冠华、章靳以的诗作。姚蓬子署名姚杉尊，他的诗和望舒的诗风格很近。水沫书店为他印出了诗集《银铃》。邵冠华是一位宜兴青年，他寄了几首诗来，我们觉得风格新颖，选录了几首。以后他就写诗，也曾有一个时候受到注意。但后来听说他投靠国民党，在南京做小卒子，诗也愈写愈坏。这个有希望的青年就此垮了。章靳以当时还是复旦大学学生。他用笔名“章依”给我们寄诗稿来。我们选录了四五首。后来他自己到水沫书店来看我们，因而认识。此后他不再写诗，改写小说，署名也改用“靳以”，没有人知道他的文学创作是以写诗开始的。 茅盾先生从日本寄来三篇散文：《樱花》、《邻一》、《邻二》，使《新文艺》的散文栏大为生色。当时茅盾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还有些不便，因而这三篇散文小品，用“M.D.”的笔名发表在第一卷第二期上。茅盾的原稿是用学生的练习簿纸页写的，在排印时，不知怎么被印刷厂遗失了最后一页，使《邻二》这一篇缺少了最后一二句。作者远在日本，写信去请他补寄，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随便凑上两句，印出来后也无人能发现。直到五年以后，我才发现茅盾的原稿，写了一段小文说明此事原委，发表在《文饭小品》月刊上。不知现在《茅盾全集》中，这篇散文的末尾二句，用的是不是茅盾原本。 外国文学方面，《新文艺》发表了戴望舒和徐霞村译的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散文：沈端先、刘呐鸥、郭建英、章克标泽的眯本文学作品。为了配合译诗，我译了一本介绍法因现代诗派的美国人著作《近代法兰西诗人》分期发表。 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在1930年4月14日。消息传来，我们立即找资料，在《新文艺》最后一期上刊登了一个悼念特辑。共有文六篇，译马雅可夫斯基诗四首，由雪峰、望舒、蓬子分别执笔。这一期的《新文艺》本该在1930年4月初出版，但因为考虑“废刊”问题，事实上延至5月份才出版。因此有可能临时编入悼念马雅可夫斯基的特辑。但这本刊物的版权页上却印着出版日期是“4月15日”，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的第二天，远在中国的文艺刊物已印出了追悼特辑，岂非怪事。

［尾声 东华书店］ 1929和1930年是水沫书店的兴旺时期，书印出了不少，也获得读书界和出版界的好评，但是内忧外患不久即跟踪而来。内忧是经济问题。当时上海的出版家，要扩大营业额，非放帐不可。内地的书籍经售商到上海来批书，既要照书价打七折或七五折记帐，又要少付钱，多取书。例如河南省的豫郁文书庄，是河南全省书刊总经售商，上海出版家非通过这家书庄无法将出版物销售到河南各地，除非有自己的发行所，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那样。豫郁文书庄的老板到上海，向各出版社选书。选购一百元书刊，作价七十五元或七十元。他付现钞四十元，其余记帐。第二次再来，他结付前帐一部分，但决不付清。于是再选购新出书刊一百五于元，仍照第一次的办法，付款一半。如是者每到年底结帐，从帐面上看，书店是赚钱的，但这些钱都在内地经售商的帐上。水沫书店办了两年，刘灿波支付的资金已超过一万元，而放在内地的帐面有三四万元，而这些钱能收回的恐怕不到百分之十。1931年初，刘灿波的经济情况发生问题，他表示无法再投入资金，要求今后的书店自力更生。这样，书店的出版物不得不放慢或减少，因为要节约流动资金。但是书出少了，营业额便低了。在一种恶性循环的经济困难中，书店就顿时萎缩下来。 外患是政治压力。1931年，有许多小道新闻，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在策划查禁进步书刊，封闭某些书店。我们虽然停止了《新文艺》，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也是被视为“宣传赤化”的出版物。于是我们不等查封，自己先宣告停业。另外再办一个东华书店。通知本市及内地各同业，把水沫书店的帐目，一律转入东华书店名下。 本来打算在东华书店名义一下，改变出版方向，多出一些大众化的日常用书：如《唐诗三百首》之类，以解决经济问题。但是东华书店来不及出书，就遭遇淞沪抗日战争。闸北的战火照耀在天空，北四川路秩序大乱，刘灿波狼狈地迁入法租界，我们所经营的第三个出版机构东华书店等于是流产了。 从此以后，刘灿波不想再干文艺事业，他转而去从事电影，和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戴望舒回杭州去，筹划出国。杜衡住在上海，闭门译书。雪峰、蓬子都已迁居，暂时不通消息。徐霞村回北平去了。我回松江，仍旧当中学教师。只有老师傅崔龙泉夫妇留守在公益坊，保管书店一切财物。直到战争结束，他才换了工作。冯雪峰很信任崔龙泉，常常托他办事。解放以后，龙泉没有工作，去找雪峰。雪峰介绍他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去工作，没有几年，因肺气肿逝世。

原刊《新文学史料》 198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