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飞：《对手》让我找回创作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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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郭京飞：《对手》让我找回创作者的尊严
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2021-12-31 16:10 来源：澎湃新闻
电视剧《对手》开播的时候，郭京飞几乎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圈内朋友转发这个消息。这是头一回，在他自己看来，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这个剧本可能是我从业以来在影视剧里遇到的最有趣最有劲的一个剧本，这个角色可能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角色。”
在合作之前，郭京飞便有耳闻过，编剧王小枪“很厉害”。《对手》的剧本拿过来看了看，这一看就“不得了”，郭京飞推掉了另一个明星云集的大剧，决定加入这个项目。 《对手》是如今市面上罕见的当代谍战剧，也是罕见地以反派为主角的作品。故事讲述一对境外间谍夫妻，在内地潜伏多年，生活困窘，一地鸡毛，时刻有可能送命，还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包袱，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多看两集，会发现《对手》是以谍战剧为壳，讲述中年危机或者中年人那种“夹心饼干”的境遇。郭京飞评价，类似的作品也有，“但少见写得这么好、技术含量这么高的”。
“李唐”的人生不可能完美 郭京飞扮演的李唐，是个“窝囊”的间谍，人生一步踏错，满盘皆输，生活中充斥着麻烦和无奈。郭京飞这几年扮演了不少像苏明成那样的“麻烦制造机”，而李唐永远是在解决麻烦，“身边全是事儿，只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很被动，这也是大部分中年人的一个状态。”郭京飞说道，“我们中年人，已经没能力气再去制造什么麻烦了。”他深深被这个人物触动，拍戏期间，跑步时想到李唐的经历和结局，都会忍不住哭出来。为了这个角色，郭京飞拿出了当年在戏剧学院学到的一身本事。
《对手》开篇，李唐便是个浮肿邋遢的中年人，和各种谍战剧里风度翩翩的间谍形象迥然不同，执行任务时浑不见一丝主角光环，向上级讨薪时和一般社畜没有任何区别。郭京飞为这部戏，刻意没控制身材，还跟导演商量衣服千万不能合身，得“垮一点”，甚至还动了把发际线再往上弄一点儿的念头，被造型老师拦住了：你多少也考虑下观众的观感吧。 郭京飞还为李唐设计了更多小人物的侧面，一场在出租汽车公司的戏，李唐被领导通知要自己出钱换车，愤愤不平又无奈的李唐，起身时顺走了会议桌上所有矿泉水，以示他虚弱的不满。在郭京飞看来，“间谍，本身就该扎在人堆里，他不能露出来。我们有些剧是为了观看效果，间谍都像007那样，弄得很帅，超级酷，能上天入地的，那是一种范式，看多了大家也会烦。我们等于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剧中演李唐妻子的谭卓还给了郭京飞建议，让他看看《教父》找找感觉，看看男人该是什么样儿。一开始，郭京飞还想不通，寻思“李唐这人物跟教父有什么关系？”，后来才明白过来，《教父》里那种“没有表演的表演”有参考价值，“《教父》里的人物也是常年生活在危险中，他们的表演是活在人物里，不为做反应而反应。” 以前，郭京飞不看自己演的戏，“看自己在荧幕上演戏，特别别扭，看自己就臊得慌。”到了《对手》，郭京飞追起剧来，追得动情时，跟普通观众一样落泪，还久违地“好意思”把这部戏推荐给大学时的恩师了。“我看这戏倒没那么别扭，除了刚一开始出场胖成那样，我有点不适应，但看惯了以后觉得特好，在饭桌上段迎九和我们的‘鸿门宴’，是刚开机时拍的，那时候我还没那么胖，我就觉得不对，太年轻了，沧桑感就不够。反而是后来浮肿了，加上眼睛里窝囊中带着无奈，带着凶气，就挺舒服的。” 说起李唐的结局，郭京飞坦言：“他们是间谍，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结局。李唐不应该有完美的人生，因为他选择错了，这就是他的宿命。” 出演《对手》的体验，是郭京飞近年来比较罕有的。这些年来，市面上好剧本不多，别说立住人物了，有的剧本故事线都没捋明白，经常演员还得调整表演来顺剧本上的不合理之处。开拍之前，郭京飞还考虑着要怎么在剧本上再加分，后来却发现这么好的剧本，跟着感觉走就行了，好好把词说出来就已经成全了一场好戏。“每个人都很鲜活，词儿都给得特好，咱们就完成表演就行了。这个戏我几乎一个字没动，有一些小的地方因为实拍场景不一样，调度不一样，可能有一点小的调整和即兴发挥。在好的剧本里边，演员真的特别愉悦。” “首先剧本好，根就是正的。有时候不是说人家不敬业，一个项目影像特漂亮，演员也特好，但剧本不行，就跟带着一帮精兵强将，但指挥官是个四岁的娃娃，这仗怎么打？剧本太重要了。”
留白的爱和痛 李唐和丁美兮这对间谍夫妻，身份可恨，二人之间相依为命的情感，却着实让人动容。郭京飞透露，全剧本中，李唐没跟丁美兮说过一次“我爱你”，“但我有些思维定势，觉得是不是还是要说一次。”于是有一场戏，郭京飞加了这句话，都拍完很久之后，郭京飞已经在拍别的戏了，还是每天想到这句词，突然有一天他想明白了，“不该加，把情感弄低级了”，赶紧给导演打电话，“我说我这弄得太不好了，咱能不能用什么方式把那句话剪掉。”
事实上，剧中李唐两口子，一直在回避承认“我爱对方”这件事，因为身份所限，他们随时有可能面对分离，面对不可预知，所以只能回避爱。“他俩当然有爱情，但那是不能面对的爱情。他俩从小受的那种残酷训练，就是铁律，就是不能爱，但两人在一起快二十年，怎么可能不爱对方，那是无数次被纪律、规则、任务压抑着，渗出来的爱。”郭京飞觉得最打动他的，是两个人一直在跟对方说：我不爱你，我非常讨厌你。但干的全是为对方死的事。 而真实的爱意和痛苦，反而只在演戏给别人看时，无意流露出现。假吵架，真动情，真话说出来伤人，在琐碎生活上拉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才看到二人的真情，看到罪恶身份带来的痛苦。两口子坐一起，聊自己出卖肉体违背良心的那些事儿，看上去十分麻木，说自己像在说别人。 在郭京飞看来，这是“留白”。“很多剧本会有问题，比如情感上，人物上，可能没那么立得住，所以需要演员的表演去加强，去把情感给撑起来，这个剧反而不需要，它需要演员情感收着点。故事、人物、情感、台词已经都给到位了，你表演上还很满的话，那就顺撇了。就比如真正的伤心，那不是哭天抹泪的嚎哭，应该是都哭不出来了。”
“你感受到痛苦，就演痛苦，这就‘满’了。一旦我们演具体了，观众就没有想象空间了，就把它的力量给卸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上面，（表演）都不矫情。” 这种情感表达的方式，细腻敏锐，隐忍高级，但难免小众。郭京飞挺看得开，“部分观众如果不太关心这种情感方式，可以看情节，当喜剧看，你看，这么个胖子带着这么个神经病女的，把自己活成这样了，很幽默嘛，也是提供了一种理解的方式。”
一群演员的真挚 《对手》凑齐了一圈儿实力好演员。刚进组围读时，郭京飞就觉着，围读的任务就是提高演员间的化学反应，互相了解，增进感情，“大家摸了个底，都是好人，没有杂七杂八的念头，都是好演员，都很大气。”关系好了以后就一起研究剧本了，头一个星期，谭卓，颜丙燕，编剧王小枪等等，大家到郭京飞房间来，“我们就一起聊戏，这场你想怎么处理？怎么把它完成好？我们怎么走调度，这段戏你是从后边抱我还是从前面抱我？ 咱俩是拿出多大劲？”一切细节有商有量，都不放过。
郭京飞跟谭卓有场在安全屋的戏，开拍时是刚进组没几天，还没太磨合好。当时演了两条，“第一条我们演得特别‘狠’，真是生离死别那种，演完我就后悔了，我就赶紧跟谭卓说，好像有点过了，就又来了一条收了点的，拍完以后还是不满意。”后来郭京飞左思右想，跟制片方说，“咱们经费紧张，要不我掏这钱，把这景再租一次，咱再去一趟。”幸好这场剪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没问题，郭京飞这才松了口气。搁以前，郭京飞很“懂事”，绝不会在拍摄中，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去“麻烦”人家。但《对手》这个戏，在他看来是不一样的。 “大家（演员）都很爱这个戏，每天拍完了就在群里边聊戏，怎么演啊，会怎么剪呀之类的都在问，特别上心，这部戏注入了我们所有人的情感，它是有精气神的。”
《对手》开拍第一场戏，是颜丙燕饰演的国安局干部段迎九，请李唐丁美兮吃饭那场鸿门宴。那场，四个演员喝的全是真酒，“搭戏的时候，谭卓带的头，倒多少喝多少。你知道拍了多少条吗？我们四个人，镜头来回切来切去，最后拍完，每人得干了至少两瓶。”拍完出来，谭卓在酒店大堂里边“嗷”一嗓子，大哭起来。郭京飞回忆这件事儿，笑道：“我那会儿跟她还不熟，以前听说过‘戏疯子’，觉得是大家吹牛。我当时只想，坏了，这人有‘神经病’（笑），我天，这后边还怎么演，我都不敢碰她，赶紧叫人过来看看这是怎么了。” 在这戏里，郭京飞浮肿着脸，妆容上顶多稍微打个底，补几下眉毛，而颜丙燕呢，连粉底都不打了。“我说你好歹也是女演员，你多少来点（妆）。她说（人物）都常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我为什么要化妆？” 剧里导演要求，所有的打戏都得真打，一场李唐拿皮带抽别人的戏，皮带是用鞋胶底做的，郭京飞怕把人家打疼了，就先抽自己的脸，确定没问题，才敢下手演。 一群演员用心用情，真挚无比。郭京飞说，“像‘重拍’这种话，我在别的组里，我绝不会这样。但因为有这群人，我们来这儿说好了是搞创作，这个戏值得我们去创作，我才敢提这事儿。一群人的真挚太重要了，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出好东西，我特别感谢他们。”
剧本用没用心，大家不是傻子 拍摄期间，编剧王小枪一看演员们的状态，特别高兴，什么建议都没给过。郭京飞笑说，王小枪早被大家给“夸昏了”，“我们在拍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场的小视频给他，然后夸：这场戏写的牛，感谢枪哥，在这跪拜你了......这类的。”王小枪跟郭京飞感叹，说他以前很多时候开剧本会，那些责编经常说：这个剧本好的我就不说了，就先说问题。王小枪就纳闷：你们凭什么不说好的啊。 郭京飞夸王小枪有天赋，还用心，“一个剧本用没用心，大家不是傻子，能看得出来。这剧本里每一句台词，真是从人物心里说出来，说到对方的肉里。”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演过上百个中外的经典好剧本，我们作为演员，学的是如何分析编剧的心理。但这么多年来，这本事已经很久不用了，快退化了。”郭京飞直言不讳，“好的剧本太少了，这也没什么怕得罪人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好的创作，好的创作习惯，现在很少见了。但在这个剧本里边，我们那分析编剧的本事捡回来了，我们要分析编剧的心理，了解编剧的写作逻辑，才能了解他人物的逻辑，故事的逻辑，作为演员我才能深刻的理解这个人物。”
郭京飞觉得，拍完《对手》这部戏，“让我找回了初心，让我回到了学校，让我获得了一个创作者的尊严。”他回想在大学里演的戏，剧本都是非常复杂非常优秀的，“但可惜，我们很难在电视剧和电影里面见到。是，我要适应市场，要考虑到大部分观众，但可能我们这些科班毕业的演员，有些比较老派的想法：除了承担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任务以外，还是觉得我们有审美关怀的责任。” 所以郭京飞才会这么努力地去“捍卫”这个戏，开口求圈里边所有朋友帮忙转发。“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真是希望这个团队，这个作品能被人看到。实际上它播出就是胜利，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真的是没有办法，确实很多钱都用在制作上了。而且一开始接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能不能播。” 郭京飞喜欢《对手》，因为这份“懂得”：“作为演员，我比较在乎情感这个东西，我看完难受。中年人都能看懂，当然有很多日子过得很好的中年人，但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身不由己，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有生活的各种烦恼无奈。在谍战这样极致的规定情境下，编剧写出了普通中年人的处境，是让我很感动的。”
中年人的“拧巴”不一样 之前的《我是余欢水》，郭京飞就已经演绎过中年危机。到了《对手》，郭京飞对这事儿的理解，似乎更坦然了。“危机它就是危机，对吧？中年人只有应对危机的方法和能力了，还是要感恩，想点好的，黑暗中总有点儿光明。或者说，在黑暗里呆久了以后，你眼球总会适应，总能看清楚一些东西的。” 记者跟他聊到，有时候会有很悲观的感受：在人中年危机之前经历和学习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一刻去迎接和应对这个危机的开始。 郭京飞听了哈哈一笑：“你这个真的是太丧了。” 比较巧的是，这几年记者三度采访郭京飞，第一次聊了他年轻时的成长，特别拧巴，特别不愿意和解；第二次聊了跟世界和解之后的平和宽容；第三次，则发现郭京飞在“找回蒙尘的初心”，又“较劲儿”起来，“拧巴”起来，和少年时不同的是，这次是“有效拧巴”：中年人的不认输。 “中年人的‘拧巴’不一样，少年时是为了‘拧巴’而‘拧巴’。我们在拍《对手》时也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麻烦。但大家都会努力，用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些方法：多为对方想想，咱们也一定能行。有时候觉得，那些障碍反倒是成全了我们。李唐有句话，说‘麻烦就像糖葫芦，得一口一口的吃’。事儿再多，反正咱乐乐呵呵地把这糖葫芦吃完。” 以后还会遇到《对手》这样的戏吗？“这一把中药里边就这么一粒糖，让我给捡着了，我没觉得以后就一定还能再碰上这样的戏，总体还是挺苦涩的。”郭京飞习惯性的“不乐观”。 “我跟你说，好家伙，千万别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