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欣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精读（2）

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中华书局

首版时间：1981年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华人，教授、学者。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说完了万历帝，按照章节顺序，便是申时行和张居正二人。

二者一个死后清算，一个寿终正寝，为何同为首辅，结局如此不同？我们先看后者，申时行（1535年－1614年），字汝默，号瑶泉，嘉靖四十一年殿试第一名，获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得势之后，申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被张居正喜爱，成为张居正一派的成员，从此官运亨通。

申时行及其故居

申时行是继张居正、张四维之后万历朝第三位首辅。作者在书中说：“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他成为首辅，实在是一串意料之外所促成的，张居正病逝，张四维离职丁忧，期间患病不起（因为夺情在张居正身上已经开了先例，不能再夺情了），比他资历深的两位大学士已早早西去，首辅的位置便落在了精力正盛，没有丁忧顾虑的申时行身上。他行事作风柔和，同张居正的强硬大有不同，作为第三任首辅，他从前两位身上学了教训，处事圆滑，小心翼翼，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之后，内阁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皇帝和百官社稷的关系。阁臣若以社稷为重，就会威胁到皇权，被披上功高盖主的嫌疑；若是完全按照皇权意思走，又可能造成治理不明的问题。申时行主政时期内阁面临严重的困难，重重困难之下，他只能小心行事。

作为人师，他负责为皇帝经筵，尽管万历帝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申时行依旧将讲课内容写成讲义递交皇帝，时时督促皇帝学习。在民生上，他以民为重，万历十五年（1587），黄河决堤，水患泛滥将会淹没田地，百姓将流离失所，申时行大胆建议启用潘季驯治黄（曾因以运输船只漂没事故，遭勘河给事中雒遵劾，被罢官）。瘟疫爆发，申时行请奏派太医深入民间，问诊治病。旱灾横行，申时行请奏开仓放粮、减免税赋。在军事上，他清醒坚决，对蒙古主和，维护边疆安定。对于人才，他也很爱惜，对李成梁父子进行挽留，帮邹元标减罪。虽说申时行在任期间是无为而治，但皇帝和内阁的关系确实很有缓和，再也不是剑拔弩张。同时，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维护的，通过巧妙的语言和对态度的掩饰，阻止了又一次疾风骤雨般的清算。

壶口瀑布和明长城

可是内阁首辅在明朝的地位就是“既有相职，却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皇帝本身的问题，还有体制的问题，都非申时行所能掌握的。

于是在后世多数批评者的眼中，申时行是一个“首鼠两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既无主见，也无能力，更无作为的人，特别是申时行入主文渊阁的这九年时间里的作为，和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实在是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波澜不惊，不作为成了世人对他最大的诟病。但是正是有这样有调和作用的人物的出现，才使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民生得以短暂的休养，才能期待以后的发展。

再说前者张居正，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作者在文中说：“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

张居正及其故居

张居正的功绩突出,改革显著,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一种官员考核制度,张居正提出,申时行罢免,通过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控制六部，最终使内阁成了改革的中枢，控制了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为之后的改革扫清了障碍)，他很看重人才，重用潘季驯，让黄河水患变为水利，重用戚继光，李成梁，平定边疆。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军事上,任用良将,巩固长城,稳定边疆,维护贸易,经济上,清查土地,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的一系列改革，影响深远很为成功，但他的所作所为令心高气傲的小皇帝感到了威胁。后世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能力，有手段，有魄力，有谋略。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明朝的命运，但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

在回归前面的问题，为何二者的结局判若云泥？黄先生给出这样的解读：“明朝文官政治影响朝局，要影响全体文官，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而申时行不一样，申时行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同样对于皇帝的态度，也是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之一，对于文官的交往，改变的是政敌的多少，而皇帝的决定对于臣子的命运来讲就像掌握着大事的一票否决权。张居正办事雷厉风行，却很少揣摩年轻小皇帝的内心，以至于后来万历帝对其的压抑积怨已久，万历中兴是张居正揽着明神宗的大权换来的，权力上，二者站在对立面。申时行似乎很会琢磨皇帝的心思，也很会用语言赢得年轻皇帝的欢心，同时，他把自己伪装得很好，临君侧便偏向君上，面百官便依顺百官，他是一个懂得为臣之道的人，知道如何在皇帝的主张下尽力行政，为国效力，最终让这一场君臣博弈有了人理的温情。故二者相比，张居正成绩斐然，申时行更“在人间”。